1957年反右悲情“个案”

发布时间：2018-10-05 21:09:0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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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悲情“个案”

　　有一位青年朋友在读了《扶危济困的许杰教授》（刊《世纪》2008年第二期）之后，对其中提到的“从未贴过大字报，从未向校、系党组织提过意见”的华东师大教师路永明被戴上右派帽子大惑不解，不是说要“向党进攻”才能定为右派么，为什么路永明竟然有此遭遇？作为1957年夏参加过反右派运动的我来说，对路永明的遭遇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当时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与路永明同样遭遇的人，绝非个别。因之，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说法，反右运动结束时，已划右派“达到五十五万”，一些具体的事例都淹没在这干巴巴的数字中了。据民间的说法，实际划的“右派”，是不止这一数字的。

　　1957年夏反右时，我正在北京一所大学上学。以培养政法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在讲究出身的年代，学生的出身一般来说都还算不错，因之，虽说出身不好的人在“评定右派”时有“优先权”，而在我们学校就不能以此常规来推论了。一位在抗日战争中以放羊娃身份参加革命的刘姓同学，无非是因为对教学方式有些意见，就被冠以“右派”帽子了。他又完全否认，说是：难道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希望回到旧社会去放羊而干反党的勾当么？你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那好，在最后定案时就作为“极右”来处理了。

　　我所在学院的首任院长钱端升，在历史的新时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并在81岁高龄时参加中共，但他在1957年也是未能逃脱劫难的。他在1924年24岁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以一部与王世杰合作的《比较宪法》蜚声海内外。不过，尽管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出任法学教授，到了建国后，只能是以“旧知识分子”的面目生存了。他的出任首任以培养政法人才为目标的高校院长，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建国之初，不是在四个政务院副总理中还有两人是民主人士么？1957年中共中央开始以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的整风，各级党报纷纷对除“三害”作了大量报道。钱端升在学院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以具体实例说明了在校内存在着“三害”的事实。这就给吸引到“阳谋”中去了。于是，在我于1958年毕业时，毕业证书上只盖有副院长的签名章，而不见了院长钱端升的名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右派”进行“改正”时，当年各种“右派”的“评定”情况陆续传来，可笑而又实在笑不出来。

　　这是一则来自福建的故事。一个科，分得了一个右派指标。科长和两名科员商量了，由谁来顶这个缺。科长说，你们不必争了，你们刚大学毕业，工作不久，我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了，由我来顶吧。这位科长保护了这两位大学毕业不久的部下，自己却在处理右派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家了。这是他们三人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原先还以为只是批判一下就了事的。按照1957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性质的判定，是“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就是说“右派”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即使是“极右分子”，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还是“边缘”吧。但过了才几天，上面又断定，右派属敌我矛盾性质。这两位科员在告别老科长时，是抱头痛哭的，但已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了。

　　1979年初，据说全国除了5个右派未作“改正”外，其他身处22年逆境的“右派”（其实大都已是“摘帽右派”）总算在政治上松了一口气，可以重新堂堂正正做人了。但也有历经22年苦难而在“改正”过程中遭到了又一番挫折的。说来也好笑，有一“右派”向原工作单位提出要求复查（这是当年“改正”时的必要步骤），原单位因各“右派”已分散于各地，在“改正”时便将当年沿左侧装订线装订好了的“右派呈批表”拆开分别处理，这一拆开，发现了问题，在审批栏内批的是“不划为右派”。大概当时写得匆忙，把“不”写得靠左了一点，结果就给装订在装订线里面了。于是，一方是要求“改正”，原单位主事者则说当年没有定你为右派，又有什么好改正的。这位未被定为右派的“右派”申诉说当了22年的右派，受了22年的右派待遇，也是当众宣布了的，却不能恢复名誉？这件事的结果，我未再听说，也不知后来怎样了，那人又是否被统计进55万“右派”中去呢？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1921-1949）》中，在1947年2月条下有记载：市委派党员王传鼎、曲琦分驻北平、上海，以了解、通报有关情况。曲琦来上海，就住在我石门二路24弄7号的家中，并建立了联络点。解放后，曲琦担任了青岛《工人报》总编，为报道郝建秀是出了大力的。之后，他被调往山东省委宣传部任理论处处长一职。时至1955年，在《敌情通报》上载有一条信息，说是有曲捷其人，在解放前于大连有血债。省委宣传部某副部长找曲琦谈话了：这曲捷是不是你？要交代！曲琦回答说：这明明说的是曲捷，而我是曲琦！审问者说：谁知道你在地下时用过什么化名！这样就把曲琦隔离审查了。待到半个月后，又见《敌情通报》，说曲捷已被捕获，这才解除了对曲琦的审查。到了1957年整风时，曲琦说了：凭什么审查了我半个月？这可犯了大忌。在中共中央于1957年10月15日下达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就有攻击肃反斗争这一条。这是不问是非的，既不问提的意见是否正确，也不问对个案来说“肃”的是否真的为“反革命”，只要你对“肃反”中的任何一个个案有所异议，就难逃“右派”的命运了。有一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把故事背景地放到上海，曲琦当年是与另一地下工作人员潜入青岛警备司令部偷出城防图加以复制又送回，而把复制的城防图交给交通人员送交敌工部转解放军部队的。当年为革命出生入死，却在肃反中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又为此而蒙冤22年。难怪在“改正”时省委书记找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曲琦的答复是：22年的时间怎么补偿？也注定我要断子绝孙了！当年搞地下，无法结婚；解放后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考虑婚姻问题；一当上“右派”，无从找对象了。现在，年事已高，还能找一个育龄妇女成家？至今，曲琦也还是孑然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