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罗马斗兽

基督徒罗马斗兽

英国政治哲学家边沁，生于1748年，从小天资聪慧，誉为神童。12岁考入牛津大学，15岁升入法学院，19岁拿到律师资格，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

1789年，边沁在英国发表《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一书，系统阐述了功利主义学说。边沁作为功利主义的创始人，青史留名，享誉世界，他的理论不仅在西方风靡一时，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时至今日，依然是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边沁的功利主义脱胎于“结果主义”，是系统化、学术化的“结果主义”，是“结果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

边沁对人的行为非常好奇，一直想弄清楚，是谁在支配我们做这个，干那个，行为的动力来自哪里。

他细心观察人类的言行举止，发现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每个人始终拥有两种情绪，如影随行，挥之难去。这两种情绪，一个叫快乐，另一个为痛苦。如果某个行为导致的快乐多、痛苦少，我们总是趋之若鹜，反之，某个行为产生的痛苦多于快乐，我们定会拒之千里。

边沁进一步分析，人类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痛苦与快乐，但份量和比重有所不同。边沁把痛苦喻为成本，快乐比作收益，当快乐大于痛苦时，二者之差的结果，称为“效用”。

某个行为的“效用”越多，越会受到追捧和仿效，类似岗位的薪酬越丰厚，工作积极性也会水涨船高。边沁由此断言：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效用”藏在幕后垂帘听政。

边沁认为，只要是人类，其行为都被快乐与痛苦主宰，被“效用”支配，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现状。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决于随之而来的快乐与痛苦，谁占优势，取决于这个行为的“效用”有多少。因而，某个行为是否合理，由“效用”说了算，追逐“效用”的举动，即是正当合理的行为。

个人行为接受“效用”的指挥，集体的行为也不例外，同样听从“效用”的指令。

按照边沁的说法，所谓集体，乃是“集体效用”的简称。组成集体的每个人，把个人的“效用”累积起来，聚成一个“总效用”，这个“总效用”就叫“集体效用”。集体的行为合理与否，正当与否，完全看“集体效用”的脸色，“集体效用”越大，表示这个集体行越是妥当。

“效用”是所有个人和集体行为的主宰，也是评判行为是否恰当的唯一尺度，这是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核心与内瓤。

边沁所言的“效用”，类似中国文化中的“无利不起早”的“利”。

清朝《清代野记》中，记载了一个“练肛纳银”的故事。清代存放官银的国库，聘用满人担任守卫的库兵，出入均要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以防库兵监守自盗。有些守卫看着满库的银两，心痒难忍，绞尽脑汁想沾便宜。他们用鸡蛋涂抺麻油，塞进肛门，日久再换鸭蛋、鹅蛋，最终练成“肛门纳银”的神技。

许多库兵将十枚光滑的银锭塞进肛门，丝毫不露破绽，每次交接班，悄悄偷带一百两银锭。以至于有些库兵带银过多，年老肛脱痔漏，但相比高收益，这点痛苦实在微不足道，最终导致国库人人窃银。

一边是银子带来的快乐，一边是肛门呻吟的痛苦，由于“效用”巨大，“练肛纳银”的行为蔚然成风。

……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并不是指导个人行为，而是出台集体政策。

将边沁的“效用”理论，转化为集体行为的指导原则，即是追求最大的“集体效用”，追求多数人的利益。根据“集体效用”最大化的理念，社会出台某项公共政策时，应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计算产生的“集体效用”，并由此评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功利主义理论运用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各种团体开展的成本效益分析。针对出台的公共政策，分析成本，核算收益，比较成本和收益的状况，根据最终的效益，评价这个政策的可行性。

上个世纪末，捷克政府想通过提高烟草消费税，减少吸烟者的数量。菲利普·莫瑞斯公司作为捷克最大的烟草供应商，主动替政府做了成本效益分析。

菲利普公司算了二笔帐，一笔是成本，另一笔是收益。

成本包括：吸烟导致肺癌人数增加，政府投入的各项医疗费用；收益包括：卷烟销售的税收，吸烟者早逝节省下来的医疗和养老保险费用。把收益与成本放在一起比较，菲利普公司发现，政府每年可以获得1.47亿美元的净收益，相当于政府从每一个早逝的烟鬼身上，获取了1200美元的效益。

菲利普公司据此建议，因为“效用”可观，捷克政府应该提倡吸烟。

捷克一些媒体和社会团体对这份成本效益分析报告，表达了愤怒。他们指责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无视生命的价值，漠视因吸烟死于肺病的家庭，在经济与心理上遭受的痛苦，要求该公司为没有人情的数字道歉。

由于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没有体现人的尊严，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的报告，遭到了广泛诟病，成为“无情”的代名词。

如果在成本效益分析中，考虑生命的价值，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汽车业巨头福特公司研制了一款超小型家用车，取名“宾得”，因物美价廉，热销全美。这款“宾得”车把油箱设计在车尾，一旦碰撞很容易引起爆炸，造成人员与财产的损失，许多受害者因此把福特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相应的赔偿。

庭审中，法庭了解到，福特公司早已清楚油箱设计存在问题，曾计划为油箱加装护板，并专门做了成本效益分析。

福特公司首先算出加装护板的费用，卖出12.5万辆，每辆车的改装费11美元，成本共计1.37亿美元；福特公司又分析不装护板的费用，预计因碰撞而损坏2000辆车，死亡180人，每人赔偿26万美元，每辆车需要700美元的维修和销毁费用，总计不到5000万美元。

福特公司据此得出结论：不装护板，收益大于成本。

因为存在巨大的“效用”，福特汽车公司对“宾得”车的油箱安全，一直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任其毁灭一个又一个生命，损害一个又一个家庭。

主审法官和陪审员看到这份报告，非常震惊，他们一致裁决，让福特公司付出巨额赔偿金，使其“效用”为负数，逼迫福特公司在设计生产中，重视汽车行驶的安全性。

不同于菲利普·莫瑞斯公司的报告，福特公司的成本效益分析，考虑了人的价值，把个人的生命换算成美元，纳入到成本中，这种貌似周全的考虑，也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

反对的声音认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价格，虽然自然存在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可以标出价格，但也有一些事物，如人的生命与尊严，包括感激、幸福等人类情感，并非可以用一个冰冷的数字衡量。

……

如同任何理论一样，功利主义学说虽然盛极一时，也并非十全十美，同样存在致命的短板。

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对于世间所有的事物，能不能用统一的单位进行比较，从而算出“效用”；二是功利主义总是偏向多数人的“效用”，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弃若敝屣。

功利主义要想发挥作用，有效地指导集体的行为，其前提是能够用同一的价值尺度，将所有的事物标价，使之具有可比性。如果不能给所有的东西标出价格，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必将难以为继，不能算出“效用”，用“效用”指挥行为也将成为空谈。

因此，如果要应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必须首先将所有的事物，标上统一的价格单位。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桑德克研究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桑德克为排队领取救济的年轻人，列出一份痛苦体验清单：拨掉一颗上门牙；切除一个小脚趾；吞下六英寸长的活蚯蚓；亲手把流浪猫窒息而死……然后，他逐一询问这些正在挨饿的人，需要获得多少美元，才愿意尝试这些体验。

这些年青人给出了价格：吞下活蚯蚓最贵，需要10万美元；拨掉门牙最便宜，仅需4500美元。

桑德克综合实验数据，他认为，尽管人类的情感和欲望，远比动物复杂和多样，但只要这些情感和欲望存在于身体中，就会以某种强度而存在。不同的情感和欲望，对应着不同的强度，而强度的大小，又对应着某个价格。桑德克据此推论，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欲望与情感，都能挂上价格标签。

按照桑德克的研究成果，或许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计算出“效用”，从而获得明确的指令，有效地指导集体的行为。

但是，功利主义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尚未解决。

总是根据“效用”做事，少数人的“效用”因为微不足道，往往被当作成本，淹没在多数人的“效用”中。如同尘埃淹没在大海中，跃入我们的眼帘，只有无边的海水，沉淀在海底的泥土，则根本无法显现。

按照“效用”计算公式，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不同利益，放置在天平的两端，多数人的利益如同巨大的砝码，总能迫使天平倾向于多数人的一端。

因而，综合所有人利益的“集体效用”，即便里面放进了少数人的愿望，最终呈现的结果，只会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依据“集体效用”制定社会政策，意味着必须按照多数人的要求行事，少数人的利益在“集体效用”的幌子下，往往被忽略为无足轻重的空气，成为“集体效用”的垫脚石。

一旦把功利主义的学说，当作指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准则，多数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少数人的愿望之上，理直气壮地漠视少数人的权利。为了“效用”的最大化，必须给予多数人的想法，以绝对的优先权，对少数人的要求说声“拜拜”，毫无疑问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只要能产生“集体效用”，奴役他人的行为，在功利主义者的眼里，也是合情合理的举动。

古罗马时代，罗马人为了取乐，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把虔诚的基督徒丢进斗兽场的狮群中，在罗马人的欢呼声中，让基督徒与饥饿的狮子搏斗。

一边是基督徒在狮子的疯狂撕咬下，经历的极大苦难，一边是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上，罗马人观看人兽相斗时的狂喜。把两边的“效用”，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显而易见，成千上万罗马人的快乐，远远超过少数基督徒的痛苦，人兽搏斗产生的“效用”，无疑非常惊人。

    牺牲少数基督徒的“小我”，换来整个罗马社会的“大乐”，符合功利主义对于“效用”的精准算计。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e546c5e33d4b14e8424686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