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臣壶的诗文款识艺术探究

发布时间：2020-11-06 02:43:3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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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臣壶的诗文款识艺术探究

王丰丰

【摘要】从搜集整理的近百件孟臣壶标本资料入手，列表介绍，对孟臣壶的诗文款识特征进行归纳和整理，并分析其艺术特点及广泛出现的原因，以此表现孟臣壶富有浓郁文人气息的诗文款识艺术。

【期刊名称】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2

【总页数】6

【关键词】惠孟臣；诗文；款识；文人

一、孟臣壶的艺术特征

惠孟臣，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宜兴制壶名手，荆溪人，后世对其人资料甚少，清代文学家吴骞在所著《阳羡名陶录》里提到：“惠孟臣不详何时人，善摹仿古器，书法亦工。”[1]又言：“海宁安国寺，每岁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称齐丰宿山，于时百货骈集，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2]这也是关于惠孟臣最早的文字记载。惠孟臣的作品以小壶居多，造型精妙，色多朱紫。壶式有圆有扁，造型上以梨形、鼓腹居多，工艺简洁洗炼，壶身光泽莹润，线条圆转秀美。孟臣壶尤以所制梨形壶最具影响，其擅制的小壶，后世称为“孟臣壶”，因壶身轻巧，尤适合于饮功夫茶，故孟臣壶以及类似的小圆壶在闽南粤东功夫茶俗盛行的地区尤为盛行。在闽南大量的出土紫砂壶中，除了时大彬、陈鸣远这些大家的刻款外，最常见的应是惠孟臣的扁鼓形圆壶、思亭款的梨形圆壶。其中惠孟臣的款识最多，对于闽南人和粤东茶人眼中，惠孟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闽南人甚至把所有的紫砂壶都称为“孟臣壶”，孟臣壶成了宜兴紫砂壶的别称。惠孟臣制壶除注重壶体浑朴精妙的造型艺术外，尤注重铭刻书法。其刻款书体娟秀，不离唐贤风格，“笔法绝类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根据《阳羡名陶录》等史料及距今发现的出土及传世文物判断，孟臣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款识形式一般在五或七字的诗句或吉祥语闲章下镌刻署名。

笔者在整理家父遗稿的过程中，搜集整理了一部分闽南地区孟臣壶的资料，通过对其诗文款识的简要归纳和整理，共整理出76种诗文款式（见附表1）。共含：四字诗款5种，其中署款“孟臣”4件，“孟臣制”1件。五言诗款32种。其中署款“孟臣”27种，“孟臣制”5种。七言款诗文款式39种。其中署款“孟臣”13件，“孟臣制”25件，“惠孟臣”1件。其中含印款共9种，占总数的12%。刻款共67件，占总数的88%。这些标本资料有源自博物馆馆藏，也有出自民间收藏品，主要是出土物，少数传世品，壶形以圆壶、梨形、孟臣为最多。

从款识内容上看，孟臣壶诗文款通常选用一句古代诗词句，以五言或七言诗句居多，七言款多以前四后三分写成两行，五言款以前三后二两行，或前四后一分两行排字，少量用“山水主人”、“月下甘泉”、“白玉山居”等四字款。诗款内容主要结合饮茶的意境，与修身养性相关，常出现清风、明月、清泉、花香、白云、山色、流水、茶、酒等字眼，带有浓郁的文人气息。署款以“孟臣”为多，“孟臣制”次之，少量署“惠孟臣”，在这批诗款壶中，未见“惠孟臣制”。在搜集整理的这些诗句中，共有35句有典可循，其中以唐诗名家诗句为最多，绝大部分是沿用古句，但也有少数化用前人诗句，如“天香云外来”化用唐宋之问《灵隐寺》中的“天香云外飘”诗句；“十里紫荷香”则化用宋代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中的“凭栏十里紫荷香”。除了唐诗以外，所搜集的款识还有出自宋、元、明、清各朝诗句，另有宋词、元曲，联对等。引用最早的诗句年代应该是晋代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中的“不堪持赠君”诗句。除以上诗句外，还有一半左右的诗句无典可循，但诗句古雅，充满情趣，虽不可考，也应出自文人雅士的诗情雅趣。

表现手法上以刻写为主，兼部分印款。在76种署诗款中，有67件为刻写。其中9件为楷书，余均为行书或行草，基本都是在未干的陶土上用竹刀单刀刻划后烧制而成，如漳浦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孟臣制”款朱泥小壶，壶底用竹刀刻划出的“明月三人太白杯孟臣制”三行刻款，“明”字作三个边弧，形成狂草，而“三人”、“太白”四字刻写较为工整。“孟臣制”落款又恢复近于草书一类，笔法富于变化。在刻写的款识，部分并用钤印；另有9件仅用印款，印款多选择五言诗，少量七言诗，以楷书居多，少量篆书。这也是充分利用了行书流利、潇洒的用笔特点，提按明显，节奏感强，这样的笔法及书体特征正好便于创造艺术意境。不呆板，不过于严谨，又不大开大合，放任自由。此外，行书介于楷、草之间，也简便易识。

二、孟臣壶多诗文款识的原因

为何在孟臣壶中出现如此之多的诗文款识？主要有以下原因：

1.陶瓷与诗文的契合历经各时代发展已趋于成熟

把文字装饰于陶瓷器，最早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文、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化符号，开文字装饰陶瓷的先河。在我国陶瓷史上，唐以前陶瓷器上的装饰较为少见，而出现诗文则更少。直至唐代长沙窑，开创了在陶瓷器中出现诗文装饰的新局面，它将中国的诗文艺术融入了陶瓷。迄今为止发现长沙窑瓷器上书有诗句达一百多首，这些诗文多以毛笔书写，其文字行、草、楷皆有，或书写或刻划，尤具意义的是，所刻写的诗文大部分在《全唐诗》中没有收录，故而为研究唐代的文学和书法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并以其独特的装饰艺术为世人所称道。随着其白地黑花工艺的日趋成熟，诗词广泛在瓷器中出现，到了明代中晚期，诞生了“陶瓷书诗画”，陶瓷绘画诗文得以流传与发展。清代陶瓷的诗文装饰极为盛行。如康熙朝盛行短篇古文为饰、乾隆朝的御题诗。将唐代开创的诗文装饰形式推向了极致，这些都为紫砂壶诗文款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款识艺术符合文人审美观

吴骞记载中所见到的孟臣壶底有唐诗七言诗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褚河南即褚遂良，书法学欧阳询，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直接说明了惠孟臣以诗句作为款识及其笔法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也恰恰符合文人的审美观念。从明朝开始，直至清代，饮茶逐渐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文人雅士仍是最广泛的消费人群之一。明代，是中国文人撰写茶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入清以后，明代简约、雅致的茶风，仍在文人雅士间流传，一直延续到清末。诸如袁枚、郑板桥等文人嗜茶皆有史可载。而周亮工、朱彝尊、连横、纳兰性德、曹寅、金农等诗人，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诗词传世。也充分说明文人对茶的独钟情结。

文人好茶，是因为茶既能排遣孤闷，心旷神怡，更有助于文人对文学情境的创造，诱发诗兴，激发创作灵感。故文友相叙吟诗联句，常常与佳茗相伴。茶道显示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舒放性灵是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茶的清心、空灵正好符合文人的心态，“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文人把每次品茶当成一次情感与自然交融的过程，故讲究泡饮技艺，而泡茶离不开茶具。

明末清初，文人茶文化的兴旺，必然影响到茶具的制作，文人喜欢紫砂壶，紫砂壶的色泽因泥的特性，自然而沉着，没有火气，恰如文人内敛修身、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和处世风格。古代还有不少文人还会亲手参与设计壶式，如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相传由他的设计“东坡提梁”壶式至今流传，正是由于文人骚客们的喜爱甚至介入，使原本就极具文人艺术特性的紫砂壶更符合文人的口味，自然而然成为了文人情感的载体。而孟臣壶这种浑朴精妙、不大拙大巧的茶具，在壶本身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具生命和灵性的艺术品。

3.被匠师有意识的加以模仿

在具有广泛文人需求的茶具市场作用下，窑场的工匠们逐渐不单纯满足壶本身的实用性及民间阶层的欣赏口味，而且也考虑到士大夫文人对文化艺术的偏好和需求，因此惠孟臣以古诗句作为款识的做法及其笔法的特征被匠师刻意模仿，有意识地进行诗词艺术的包装，提升壶的文化品味。闽南民间崇尚的宜兴壶标准为“一无名，无思亭，三逸公，四孟臣”（一说“一无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说明民间对孟臣壶的推崇之至。而在惠孟臣死后三百多年，仍有“孟臣”款紫砂壶不断被发现。清人金武祥在《海珠边琐》中提到：“潮州人茗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孟臣、逸公小壶触目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代，甚至闽南地区大多数农户家中几乎都有一两把带“孟臣”款识的小壶，足见孟臣壶仿制之深。另外，除了落“孟臣”款的仿制小壶外，民间还有相当一部分署其它名款（或不署名）但却也具有诗文款识特征的紫砂壶，也有部分源自于惠孟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