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毒物——纽约时报书评
给人下毒是错误的。然而，出于“控制”各种各样的昆虫、真菌和杂草的目的，今天的人们正在遭受毒害，其程度是臭名昭著的波尔基亚家族做梦也想不到的。致癌物质差不多残留在我们吃喝的所有东西中。继续推进现在的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的计划，不但将很快杀死野生动物，也杀死我们人类。这就是蕾切尔•卡森在她的引起争议的新书《寂静的春天》里所主张的。 《寂静的春天》仅在一个方面与卡森小姐此前的著作（《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 the Sea Wind）、《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海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类似：在书中她再一次精确而通俗地叙述了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她在书中向公众发出呼吁，要求制止使用有毒化学品的私人和公共计划，这些计划将最终毁掉地球上的生命。 她要求人们了解真相并针对现状作出行动。为了确保人们能够了解真相，她重新叙述了这些事实，加以55页的参考文献。她想让人们感到震惊，希望人们因此而行动。她担心，那些阴险的毒物，通过喷雾剂和尘土、食物传播，要远比核战争的放射性残骸危险。卡森小姐用以西结(以西结：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预言家——译注)般的热情，试图把自然和人类从化学杀虫剂的威胁中解救出来。1958年，贝克（John H. Baker，后来的全国奥特朋协会(译注：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美国一个致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根据著名鸟类学家、探险家、野生动物艺术家John James Audubon 1785-1851命名)的主席）把化学杀虫剂认定为“地球上对生命最大的威胁”。 她对现状的描述是消沉的。并非毫无希望——至少现在不是，但是她要求尽快转变“我们扭曲的判断力”。智慧生命怎么能够为了控制少数不需要的物种而使用污染整个环境、甚至给我们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威胁的方法？“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她写道，“每一个人从受精卵诞生到死亡都不得不和危险的化学物质接触……这些化学物质现在正留在绝大多数人的体内，不管年龄长幼。它们出现在母乳中，甚至可能出现在胎儿的组织中。 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法国基督教牧师、哲学家、医生及音乐家，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曾经说过：“人几乎不能认识到他自身创造的罪恶。”今天，《寂静的春天》使某些人想到的，是几年前过感恩节的时候没有酸果曼酱，为的是不冒吃被致癌化学物质污染的浆果的危险，这类化学物质被农民错误地用于浆果田除草。 卡森小姐在名单中加入了许多其它的事例，并指出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税款的（喷药）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她详细描述了消灭吉卜赛蛾的计划在杀死吉卜赛蛾的同时也杀死了鱼、螃蟹和鸟类，她还详细描述了消灭火蚁的计划杀死了牛、雉鸡，而不是火蚁；由于破坏了自然控制（生态）的手段，许多其它计划导致了更多的害虫的产生。 卡森小姐把注意力集中在杀虫剂、除草剂和除真菌剂上，那是最危险的毒物。她向我们说明，使用它们或者任何为企图对付迅速产生的抗药性的新产品都是无效的，这被越来越多的病虫害所证实。她引用了癌症权威，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 C. Hueper博士的话。Hueper把DDT明确定义为一种“化学致癌物”——一种诱发癌症的东西。她提到，“DDT（在人体内）的贮存，最初摄入量非常小，随后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脂肪储存作用如同一个“生物放大器”，因此即使在食物中只有1/10ppmDDT的摄入量，也会导致（体内）10到15ppm的积累，这大约增加了100多倍。 ……在动物实验中，人们发现3ppm的DDT就能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的酶，只要5ppm就能导致坏死或者肝细胞死亡；只要2.5ppm的类似化合物狄氏剂（一种氯化碳氢化合物，可用作杀虫剂和防蛀——译注）和氯丹（一种无色无味的黏性液体，用作杀虫剂——译注）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他现代杀虫剂仍然是致命的。它们的毒性并非偶然被发现的：（在二战期间）虫子被广泛用来侦测杀人的化学武器。 在一些章节中，卡森小姐赞成用其他方法代替广泛使用的化学毒剂。她指出了使用瓢虫控制介壳虫、使用“牛奶病”控制金龟子的成功事例。因此，一旦引入了天敌或者对手，新出现在某地的有害物种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自然界的生存斗争能让害虫的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卡森小姐强调说，这种方式几乎不会产生新的害虫，而喷药活动却常常相反。 生产和储存食物和其他产品的人受到害虫的侵害，他们肯定会认为《寂静的春天》是一面之词。他们将声称，今天生产销售食物和木材的效率来源于毒物的使用。残留的化合物是我们为了获得这种效率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使用生物控制的手段，或者需要手工劳动，产量将会变小，市场价格就更高。他们可能会问：“你喜欢生虫的苹果和面粉，还是喜欢残留有尚未被证明有害的杀虫剂（但是没有虫子）的食物？” 卡森小姐同样也大声斥责了许多杀虫剂制造商和使用者。鼓励喷药运动的政府机构似乎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而不愿检讨过去愚蠢而无用的喷药运动。《寂静的春天》是如此的一边倒，以至于它会引起争论，尽管人们很难驳倒卡森小姐精心撰写的主张。杀虫剂使用者肯定会为自己的动机和手段辩护。他们将承认，化学杀虫剂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正确使用，它们确实对人们有帮助。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引用那些使用毒物引起灾难的例子——正如《寂静的春天》所揭示的。 这本书提到了1960年美国私人投资7亿5千多万美元在毒物上，用于杀灭昆虫、老鼠、不需要的鱼类、马唐草和其他害虫。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当局花了更多的钱用于在公共土地（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和公路两侧）和私人土地（很多土地所有者激烈的反对这种做法）上喷药。可以理解，所有这数以吨计的杀虫剂的生产、销售者希望杀虫剂的需求量增加。为了扩张他们的生意，他们愿意在研究和促销上面花大价钱。由于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喷药计划继续下去，他们能够指望花更多的钱让公众听到（与《寂静的春天）相反的说法。 没有宪法修正案能够保护我们幸免于这一新的危险。她说：“如果说宪法也不能确保公民不受个人或国家播撒的毒药所侵害，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无论多么高瞻远瞩也不会想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国会也是如此，除非有足够多的人投票要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加强对食物中残留毒物的监控。议员理解的两个标准是选票和纳税。像全国奥特朋协会这样的野外活动组织带来的选票和税金都很少。这些组织和他们发行量很少的杂志没有多少钱用于教育和影响议员。 《寂静的春天》大约有1/3的内容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其单行本随后出版，完成了有关叙述。为了回应这本书对于自然平衡被（杀虫剂）打乱的指责，化工行业的一些人指出，现代医学同样打乱了平衡。这种辩护不过是同时把杀虫剂工业和制药工业抹黑。《寂静的春天》同样对此作出了警告：极微量的一种毒物常常使另一种微量的毒物带来一场灾难。健康的时候，人们能够忍受体内储存的毒物；而在疾病侵袭身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戏剧性的危害。现在正是告诉人们他们的环境正在快速变化的时候，并且要让他们在可能改变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的战斗中作出作出有效的贡献。
没有什么比自残更触目惊心
寂静的春天，雷切乐在病中写下痛彻心扉却娓娓道来的故事。 当农药泛滥，昆虫肢解，土壤板结，花草带毒，水质败坏，殃及鱼虾，鸟禽瘫痪，走兽灭绝，世界上只剩下了自私的人类，一片寂静与所谓自由，到来了。 法布尔很早就说过：一切都将死去，以便于一切重生。 看清这一排多米诺骨排需要多少学科的知识？需要多少名正言顺的证据？ 不得不冷笑人类群体的猥琐。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过食与饥荒同在，我们真的缺吃食吗？这不是一个平均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分享的问题，而是占有的欲望被时代肯定的恶果。 物质时代，每个人被鼓舞去争取，一个“取”字已表明一切初衷：欲。 这种思想贯通在各行各业：医疗要用抗生素，细菌与药品代代升级；建筑要大模大样，遗自然而独立；科学思维要规范化理性化，将野性的思维当成杂草去铲除…… 这个环，只要是人就明白。 辛苦了雷切乐要凭借扎实学术研究得出的一堆繁杂数据去说服那些野性大脑被灭的人类，人类。 panpan说：人类是地球最大的病毒。 我觉得，人类，那是地球最无奈的肿瘤。 有一本书叫〈the revenge of Gaia〉，盖娅的报复。盖娅即地球，James Lovelock提出了地球大生命体的假说，以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之名Gaia为之命名。地球会报复人类吗？用报复一词的人多么可悲。地球要死了，气候变化，反常事件是她垂死挣扎的自我保护，赖其生存的人类竟然恬不知耻地称之为报复，老天。 肿瘤不是一个垃圾病灶，它有血液的迹象，有的医家提出看法，说肿瘤是一个高于人类生命体的进化物。人类也是与地球渐行渐远的变种。肿瘤是个白痴，灭了人体，它一点好处也没有。 人呢，聪明吗？
雷切尔•卡逊诞辰100周年那年，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出了一本科幻小说，叫做《三体》，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小说中是一个情节推动点，在那个特殊年代，物理学家叶企泰被批斗了，他的女儿，原本研究恒星结构的叶文洁随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到兴安岭林场去工作，看着被砍倒的三百年大树发呆。后来，她遇到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兵团生产报的记者白沐霖。白沐霖指着树桩上的年轮，问周围的人，你几分钟就把它锯倒了，有感觉吗？那人说没有，还说，知识分子毛病就是多，走开了。白沐霖看到了叶文洁，他们坐在树桩上聊了起来，只有她有着和他一样的感觉。白沐霖回忆一年前的林场，说那时候，拿着擀面杖在河里打几下，就能打上几条大鱼，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浑水沟。我们究竟是在生产还是破坏？ 他们相见的那一年是1969年。 白沐霖拿给叶文洁一本英文书，告诉她，这是七年前出的，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要搞内参，他负责其中与森林相关的部分。 那本书是蓝色封面，《SILENT SPRING》,作者是Rachel Carson。 叶文洁翻开书看了几页，在序章中看到了一个正在被杀虫剂毒害下死去的寂静乡村。白沐霖说，他要向中央写信，反映兵团不负责任的行为，叶文洁好半天才听懂。 叶文洁把那本书借去看了，四天后归还，四天中她看着书，想了很多，她思考人类到底有多少今天看来正常和正义的行为是邪恶的，人类的面对自然，真正的道德是否可能，是否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 白沐霖写下了文章草稿，因为刚参加工作，手很抖，字迹潦草，于是叶文洁帮他抄了一遍，寄给了中央。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白沐霖觉得自己了解政治神经系统的敏感处，把这作为一个有前途的学术方向，但他还是触动了雷区，中央很快派人追究，因为这是“一部反动的大毒草，该书从唯心史观出发，宣扬末世论，借环境问题之名，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腐朽没落寻找托辞”。白沐霖在恐惧中决定牺牲叶文洁，不承认是自己写的，逃过了一劫，并在未来几十年中过完了他平淡的余生。 叶文洁被严厉审问，命运未卜，在内蒙古严酷的冬天中，她觉得宇宙是一块大冰，自己是其中唯一的生命。后来，叶文洁被送到了绝密的红岸基地，参与地外文明搜寻工作，机缘巧合找到了利用太阳放大电磁波信号的方法，成为第一个联系到遥远星际文明的人类，她获知暴露地球位置，可能会遭到侵略，但还是发送了信号，因为她觉得人类已经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三体系列故事随之展开。 发送信号的那一刻，叶文洁一定想到的《寂静的春天》，尽管作者卡逊坚信，只要能改变思路，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自然，人类可以获救,但是叶文洁不相信。 白沐霖曾说，他负责翻译关于森林的那一章。他说的是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在那一章中，卡逊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相互关联，如果一种外来虫子成了灾，不能用杀虫剂，而应该用生态疗法，去寻找那种虫子在起源地的天敌是什么，引入更高阶的外来生命解决虫子的问题。 叶文洁那时候对白沐霖很有好感，她大概这一章看的格外认真。 在《三体》结尾，外星文明舰队以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向地球驶来，将于四百年后达到，他们轻蔑地对人类说，你们是虫子。 当人类中的科学家们灰心丧气时，一个不信邪的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正在闹蝗灾的麦田，告诉他们，是虫子又如何？人类确实比虫子高级很多，但千百年来，不管用了什么高科技方法，从来没有战胜过虫子。 这其实是《寂静的春天》第十五到十六章的内容，关于昆虫抗药性的，分别叫《大自然在反抗》和《崩溃声隆隆》，只不过在《三体》里，人类处在了虫子的位置，这个世界上，谁都别想灭掉谁。 叶文洁读这本书时，可能并不知道，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当她1971年在红岸基地向星空发出信号，地球的讯息在银河中扩散时，这本书也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扩散，1972-1977年，它被陆续译为中文，开首几章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刊物上登载，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一个叫做“环境保护”的词出现了，取代了过去“征服自然”的提法，DDT在许多国家被禁止，各国的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联合国1972年召开世界环境大会，中国的环保事业也由此开始，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在这种一边倒的环保主义教育中长大的，甚至他们写的科幻小说都浸透着这种理念。 刘慈欣似乎不太相信这种理念，他在香港说了一番话，在地球上搞环境保护，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满足人类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人类还不如孤注一掷，把环保的钱用来探寻宇宙，那里才有着无尽的空间和资源。 人是神灵的孩子，是注定要探索宇宙星空的，这是刘慈欣深深敬佩的阿瑟•克拉克告诉他的。 如果能发现外星文明，当然更好，也许他们能拯救我们，或者毁灭我们，不管怎样，我们眼中的世界和过去不会一样了。 《三体》里侵略地球的外星文明，他们的环境问题就很严重，三颗恒星引力相互干涉，动不动就进入昼夜季节无规律的乱纪元，数学上无解，只能远征星空寻找其他星球。 地球也是这样吗？ 卡逊和这本书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但始终也饱受质疑，人们越来越发现环境保护中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我个人当初最先看到的是柴静的这篇博文《不要快，要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kvqc.html?tj=1 随后又看到了这篇的资料出处，袁越在三联上这篇文章《寂静的春天不寂静》，对历年来的争论总结的已经很详细。http://www.lifeweek.com.cn/2007/0723/18858.shtml 换一个视角，卡逊成了世界上杀人最多的人，她充满感情的文学性作品被认为是掩盖了科学性，煽动起了大众不必要的狂热，禁用DDT导致的疟疾肆虐杀死了2000万人。反对卡逊的声音一直存在，这些学者过去往往被认为是与生产杀虫剂的企业有利益，在道德上首先被一棍子打死。抛开既定成见去看这些人的观点，会发现有些事情相当可怕，如同当年叶文洁看这本书时绝望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自己把这本书看一遍，看看它到底写了什么，是否真的掩盖或忽视掉了一些东西，或者，出于某种需要，忽视掉了某些东西。远离自己已经熟悉的视角，忘掉这些年成长中的环保教育，用当时的人的视角去看这本书，十分困难，有时候想，也许把我扔到四十年前的兴安岭林场，坐在那棵被砍掉的三百年大树的树桩上，对着夕阳去读它，是不是更有感觉些。读它的时候，耳机里放了一首网友做的三体同人歌曲，有着浓郁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歌曲的风格，叫做《红岸1979》。 这本书有十七章，前两章算是绪论，卡逊受到朋友的信，告诉她小镇上发生了可怕的事，她前去调查，然后从总体上论述她的环保理念，这些在今天是常识，不过在当时如果很新的话，则过于抽象了，需要后边的论述支持。 剩下的十五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3-6章，分别从杀虫剂原理、水循环圈，土壤系统、植被系统四个方面进行原理的介绍。不管这本书在生态学意义上多么重大，它论述的范围实际上很窄，仅仅是关于杀虫剂的，而且重点只是几种：DDT，七氯，狄氏剂等，卡逊追溯了这些药剂是何时被发明被使用的，此前人们以为它们是安全，卡逊则举出了一些案例，说明对人体的危害，她甚至写出了几种化合物的方程式，但伤害人体的科学原理还不清楚，后来所遇到的争议也源于此。之后对几个生态系统的论述，强调它们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人们往往为了消灭某一个特定的物种使用杀虫剂，但是这些药剂也影响到了许多其他的物种，药剂通过食物链向上积累，导致许多物种的灭绝，并威胁到人类。例如，人类为消灭湖泊沼泽中的蚊子喷洒药剂，但是鱼类和水鸟大大减少，对它们进行化验，发现体内富集大量药剂。后边三章分别论述了水体、土壤和植被三个生态系统，举出了相关的研究事例，文献标注也很清楚，它们往往是一些专家研究的成果，卡逊在此基础上作了很不错的文字润色，并把它们整合了起来。 第7-10章，是关于杀虫剂使用破坏环境的几个具体案例，算是全书最通俗的部分。它包括美国中西部为了消灭日本甲虫的大喷洒，为了治理榆树病喷药导致的鸟类灭绝，药剂进入水体导致鱼类的灭绝，为消灭火蚁导致的野生动物灭绝和奶牛体内化学物质富集，除了大量数据外，一些分析很有趣，比如火蚁作为一个外来物种，其实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对人类有害，卡逊描述了这种动物是如何因为长得可怕和巢体巨大被妖魔化，对农作物和人体的威胁被疯狂渲染，导致了大面积的喷药计划的。这几个案例也专门有人研究，卡逊将其整合。 第11-14章，论述杀虫剂对人体本身的危害，这是全书中最难读的部分，涉及大量生物学知识，开始一章还算简单，讲述美国的药物管制如何不健全，杀虫剂如何被滥用，后边三章，则论述氯化烃和有机磷酸盐干扰细胞的原理，对线粒体和DNA的破坏和致癌作用等，要知道当时连DNA也才发现不久，卡逊将这些前沿成果引过来似乎是一种冒险，但应该是为了增加了其理论的权威性，在今天，很多解释已经更详细，或不适用了。 第15-17章，论述昆虫的抗药性，指出杀虫剂是消灭不了昆虫的，应该寻求其他的办法。关于抗药性是后来争论很多的部分，面对禁用DDT导致疟疾导致大量人群的指责，卡逊的支持者一致认为不用DDT并不是因为怕它有毒，而是昆虫已经产生抗药性了，两边还在争吵。不过卡逊自己书里的感慨很有趣，她说人一个世纪只能演化三代，昆虫十几天就是一代，拼杀虫剂，人不可能是昆虫对手。她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是生态治理，包括发明导致昆虫不育的药剂和诱导剂，以及引入该物种天敌的生物克制法，但是，虽然卡逊指出了杀虫剂许多害处，对于生物方法的害处，她却一点都没有提。 看这本书前我心里有好几个疑惑，比如，一本专门论述杀虫剂的书，是如何成为整个生态主义的圣经的？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地位的形成，有多少是出于某种政治因素的建构？反对它的声音真的只是那些化学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帮凶吗？其中是否有合理成分，今天我们能否读到这些反对的话语？这本书最初是如何传播的？美国经济地位、生存环境不同的群体反应不可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发达国家也不会相同，围绕这本书是怎么政治博弈的？ 水太深了，而且看完这本书，疑问不但没被解答，而且更麻烦了。 查到一篇关于《寂静的春天》的传播学论文，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这本书最初不是以书的形式传播的，而是在《纽约客》上连载的，《纽约客》是一家面向城市中产阶级的刊物，连载时对原文做了不少改动，比如，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全部被删，因为读者不可能对这些东西的来源感兴趣，他们只关心结论，部分章节被转移，杀虫剂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被大大渲染，而一些较深的理论部分，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对人类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反思则被忽视，最后，这本书实际上只向中产阶级读者提供了一个想法：杀虫剂是有害健康的，不要用！而对科学家群体来说，这本书完全没用，因为这些他们早知道了。 一个理想的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它不光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有害的，还应该提出如果不用这些，替代性的方案是什么，否则，人们因为无可选择，只好用过去的方案。但现实往往不是那么理想，一个问题被发现和提出解决的方法之间，会相隔很多年，我们至今活在这个夹缝中，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人类也并不是一个整体，美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很复杂，中产阶级相信杀虫剂是有害健康的，但他们不会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仍然希望享受现代工业带来的福利，只是要求政府禁止杀虫剂，至于有没有替代方式，这是科学家的事，和我们没关系。 卡逊不是没有提出替代方案，但这些方案没有可行性，隐含的问题比杀虫剂还大，防治疟疾，至今没找到比DDT更好的替代药物，在死了2000万人后，联合国不得不在2002年重新允许使用DDT。又拿引入外来物种的生态方法来说，五六十年代似乎很流行这种方法，但在今天，外来物种已经成了一个更大的恐惧。卡逊在书的结尾提出，“控制自然”是一个妄尊自大的词汇，是人类文明的哲学和科学处在幼稚阶段的产物，这一点今天已经被接受，但怎样和自然和谐共处，人类至今还没找到路，一些人倡导应该放弃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另一些人则指责他们是想让人类回到原始时代，后者认为只要进行可持续发展，开发可再生能源，循环处理垃圾废料等方式就是一条很光明的路了，这种无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念是目前灌输给大众的主流环境观念，也是一张很大的饼，这种创意在科幻小说中一般被用于资源循环利用的星际飞船，即使在这种语境中道德观也是很受冲击的，比如人死了应该把他吃掉防止浪费资源。 《寂静的春天》在西方的传播有人研究，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传播的，至今相关资料很少，也许围绕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科学传播学题目，但也可能会比较敏感。1972年那个年代，中国甚至也派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大会，还把一段主席语录插进了《人类环境宣言》第三条：“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不知道白沐霖和叶文洁知道了有何感想） 有人说过，《三体》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中国近代史写作，提出了很多以前没有提过的视角。叶文洁的一生其实很有趣，她人生的两个转折点其实都和当时科学前沿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世界观的碰撞有关。她的父亲叶启泰被批斗，罪名是因为坚持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相悖，《三体》中批斗的那段辩论实在是精彩绝伦。如果用常规的解释，是政治妄图控制科学，但实际上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政治和科学，或者说主流知识体系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近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和当时的政治宗教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了。记得前段时间某个名字不能提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去世，有人贴出了一段详细论述当时科学家和政治要求间差异的文章，但很快消失了。科学家总是一个独立的话语团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审美需求总是和政治上宣传的不大一样，这一点在刘慈欣的《朝闻道》里最明显，科学家希望从外星人那里知道宇宙秘密，可以知道后立刻死掉，政治家问他们，你们是拿纳税人的钱进行研究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吗？ 《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又一次冲击，国际上每一种前沿理念总是先被中央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筛选，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博弈得出结论，才会让民众知道，这一点从来没变过，哪怕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媒体是没有筛选能力的。 这本书1962年出版，到1979年出中文版，在中国争论了十七年，跨越了漫长复杂的几个政治阶段，在今天受环保理念教育长大的人看来，已经太慢了，但对当时一个并没有环保理念的语境下，这个观念仍然是很科幻的。并不是每一个人看到杀虫剂导致水里没有鱼了，就能想到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和毒素的食物链累积，更不会想到化学药剂对DNA结构的类辐射破坏和从进化论推出的昆虫抗药性演化，连美国公众也不可能，他们知道的只是“杀虫剂有害”而已。这些概念都是在生活经验之外的，需要知识体系教育导致的观念演化。这类似于日心说的建立，地球绕太阳旋转是违反生活直觉的，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先发明的，两种解释太阳系天体的宇宙观是怎样从古希腊起源，经过两千多年的斗争分出胜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这两千多年的理论斗争和民众的生活完全没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像白沐霖一样的年轻人希望能把握政治的方向，在其中占据一个优先的位置，他们野心勃勃，但同时也很孤独，因为周围接受过教育，和他有相同观念的人很少，即使找到一个，有时候也不得不牺牲掉。一个观念的传播是一回事，传播过程中个体人的命运是另一回事，也许可以设想，如果他的文章被接受了，他和叶文洁之间会有怎样的故事，三体会走向何方，不过历史很难假设，建立在历史上的小说也很难，人生只若初相见，仅此而已。真正知识界前沿的年轻人们所想的东西总是远远超过当时的科幻，那个时代的科幻小说，仍然不知道环保是什么，刘慈欣自己就做过一个汇总。 突然又想起了《三体3:死神永生》开头，告诉叶文洁的女儿杨冬，生命在地球地质环境塑造中所起到作用的那个无名的年轻研究员，他简直是白沐霖的转世，从国际研究界前沿带给她第三次冲击，和叶文洁发现的东西拼凑在一起，隐约拼凑出了宇宙的真相：整个宇宙也不是自然的。 五六十年代时，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研究员，怀着一腔热情，略带炫耀地把他们的发现告诉卡逊，卡逊自己也偶然发现了一些东西，她把它们用优美的文字拼合在了一起，成为了这些理念名义上的提出者。卡逊书中的长长的附录记载了这些名字和文章，虽然很少有人会去看，更不会有人记住这些名字，但那些数据和研究是《寂静的春天》真正的骨架。这本书开创了一种叫“生态文学”的文类，但今天很多以这个名义写作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和科研的联系了。 今天的生态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寂静的春天，而是一个乱纪元的战场，卡逊仍然活在课本中，活在戈尔的演讲中，她成为了一个圣母的形象，有点像《三体3》里的那个程心，所以她也有可能把人类推向深渊。年轻人总是希望反抗权威的，在那个年代，“征服自然”是一种权威，所以他们会用卡逊的理念显示自己的叛逆，而在今天，卡逊的环保理念已经成了权威，新的年轻人一定会去反抗她，他们会说，卡逊所提出的方案并不可行，本质上也仍然是西方希望维持自己生活方式的观念，是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也许我们应该从更根本的方向改变。他们像白沐霖一样，小心翼翼的吸收更新的思潮，试探性的提交论文和报告，应对着来自更高维度的打击。 刘慈欣其实没有那么激进，他的梦想来自更早的太空时代。人类当然只有一个地球，但承认这个前提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因为人类并没有什么理由一定待在地球上。《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如何在自己的家园精耕细作，但有些人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真正艰难的是人类自己观念的禁锢，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它是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基石，昆虫可以牺牲一代中的90%去进化出更强的抗药性，但人不行，《寂静的春天》中卡逊分析过化学药品是怎样导致人体致癌的，但当时成果很少，因为无法用人体做实验，几十年过去了，同屋药学院的博士同学告诉我，情况依然如此。《三体2：黑暗森林》里，为了对抗外星文明的侦查，人类选定了四名面壁者，给与他们权力，不经审查调动资源，但他们全部违反了这条禁令，绝对足以对抗外星文明的计划几乎全部被人类自己封杀了，唯一成功的一个，仅仅是因为藏得比较好。到了三体3，女主角非常完满的坚持了尊重人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准则，结果是导致人类几乎毁灭。历史学者劳埃德在他的《古代文明的现代思考》中指出，这种观念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并非历来就有的，而是出于某种社会需要在很晚近的时候被建构起来的，它对于人类真的是必须的吗？ 环境保护是这样一条需要撕开的封印吗？这个问题深思则恐，《寂静的春天》引发的新的潮流促成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以往正义的行为在新的语境下成了不道德的，但谁是道德最终的评判？环保主义运动到今天也就半个世纪，也许几百年后回头看，这会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小说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曾将环境保护奉为最高信条，当人类整体无法达到这一要求时，这种信念就转化为了对人类的失望和仇恨，导致了一个新的组织“ETO”，这个在小说中十分邪恶的组织，由于它所带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居然在网络上成了三体科幻迷群体的象征，这一点很耐人寻味，因为它在历史上无数次出现，人们也曾将圣经教义或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最高道德准则，在内部不断纯化自身。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肯定多少影响了我们的观念，但同样也有很多东西在影响我们，每一代人总是有他们的观念，而且不同的世代总是不同，获得的评价也不同。对于这本书，它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和其他很多书一样，可能只是历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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