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毛泽东和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四、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毛泽东和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朱元璋、武则天和汉武帝这三个最著名的铁腕皇帝，在整顿吏治方面都很舍得下重手，但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朱元璋主要就是反腐败；武则天是消灭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用科举出身的人才来主导帝国官僚系统；汉武帝则主要是打击豪强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合流。

这几个皇帝，对臣下并不怎么讲仁义道德，而是更多的是强调监督和处罚，用比较血腥的、恐怖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形象都不太好，被认为是残忍好杀、猜忌多疑的“雄猜之主”。

现在我们把这几位“雄猜之主”跟朱国桢所说的“三大圣君”的治国绩效来做一个比较。分为军事、内政，以及去世之后五十年内的国家状况。

表：不同治理模式的最高领袖治国绩效对比

这张表的对比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在这三个方面中，内政问题的最难以考证的，因为根据儒家官员的记录，一般都是把他们视为圣君的皇帝治理之下描述得十分美好，而把他们认为是暴君的皇帝治理下的社会描写得民不聊生。而这个“民不聊生”里面到底是哪一部分“民”很有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许真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许说的只不过是豪强世家、权贵阶层。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情况下，我们基本还是采信正史的记载，但只作为参考。

真正比较可靠、难以作假的记录，应该是农民起义、对外战争的胜败和去世之后五十年的国家大事。这些大的事件，任谁来记录历史，都是无法篡改或抹杀的。

对外战争的胜负跟人民生活之间，不完全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发动战争需要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消耗物资，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二个方面，不管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战争对于保卫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没有平民保护观念的古代。一旦外敌入侵中原腹地，就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是比任何兵役和税赋都要可怕的灾难。所以，战争带来的负担不能片面理解为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比如杜甫写的《石壕吏》，描写了安史之乱后政府强制征兵，给一对贫苦老年夫妇造成的悲惨状态。但当时国家陷于一片混战，首都被叛军攻占，人口死亡数以百万计，这里面的人间悲剧就更多。如果政府不能狠心征兵来稳定局面，就会造成更多的悲剧。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可能既让大家都安居乐业，又成功的镇压藩镇军事叛乱、抵抗外族入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指责《石壕吏》中的政府官员残暴无情、中央政府专制独裁。

古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所过之处基本都要屠城。因为他们不想留下军队来镇守，这样会影响他们扩张的速度和广度，所以就把征服之地的人民全部杀光。金兵南侵、蒙古灭宋、满清入关，造成的死亡人数都以千万计。《石壕吏》中的家庭虽然悲惨，但好歹还能留下老翁和儿媳妇养育孙子。“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也就是说三个儿子中间还有两个活着。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最好的状态甚至可能是老妇、两个儿子都活着回来，跟老翁、儿媳、孙子团聚。那么这个悲剧就结束了。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要保持内部和平、人民生育繁衍，在古代社会，不可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制造出许多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如果人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也不出来承担这份牺牲，那最后灭亡的时候只会更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是很有人文关怀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战争的意义。

第三个方面，军队战斗力和政治腐败程度直接相关。我们前面说过，军队不可能独立于官僚体系保持清明或者腐败。如果对外战争能够不断胜利，一般来说，内政就应该是比较清明的。像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时代，能够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推断出来国内的官僚体系必然是比较清廉高效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战争的规模和次数来衡量人民的负担，以战争的胜率来衡量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再参考农民起义的情况，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粗略、但是比较客观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是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文官们无法作假的。

朱元璋和毛主席时代，对外战争次数不多，但胜率极高，基本就是全胜。毛时代几乎不存在农民起义的问题；朱元璋建国早期农民起义很多，但大都是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就是陈友谅、张士诚这些敌对势力的残部。陆续平定以后，到了洪武中后期农民起义就基本绝迹，呈现出天下太平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两个时代，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最好的状态。

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次数很多，胜率同样极高，说明内政应该比较清明。李世民大力反腐败，汉武帝铁腕整治豪强，都是有效果的。但力度与朱毛比起来有所不如。战争太多，有一些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李世民征讨朝鲜以失败告终，汉武帝征讨大宛和朝鲜也只是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到了贞观后期，人民负担沉重、生活困苦的情况比较突出。武帝后期，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的情况。这就比朱毛时代要差一些。

比较特殊的是武则天时代。武帝、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都是没有什么私心的，整顿吏治也好、打击豪强也好、发动战争也好，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但武则天不一样，作为女人，不管是以太后身份执政还是当皇帝，她的权力合法性都存在问题。在任用酷吏的过程中，既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有比较重的巩固个人权位的私心，故意制造了一些冤狱，用来镇压政治反对派。

这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大批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被错杀。在武则天从皇后到当皇帝这段时间，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争接连失利。如果她以太后的名义长期掌握实权，那么她既不会遭遇晚年兵变，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这些问题主要都是她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作怪。不过，等皇位稳固以后，新的将领被培养起来，军队战斗力恢复，局面得以改观，最终成功镇压了契丹的叛乱，军事实力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经济社会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然后就是汉文帝，对外基本无战争，人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负担，国内经济快速的恢复性增长。但对内过度放任自流，豪强势力坐大，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没有落到人民头上。这段时期国内保持和平，几乎没有农民起义。人民生活状态整体应该好于唐太宗和汉武帝时期。但也是把很多问题留给了景帝和武帝去解决。武帝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人民负担沉重，也是在为文帝的和平政策还债。因为匈奴的威胁早晚要消灭。就像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不打匈奴，匈奴始终会在那里，还会跑来打你。而且越晚开打，匈奴势力越强。对豪强也是一样，你不去收拾他们，他们就会日渐膨胀。所以文帝得了仁慈的好名声，让景帝和武帝来给他收拾残局，把任用酷吏、刻薄寡恩的坏名声给揽到头上来了。

如果文帝能够像唐太宗一样，一边对内休养生息，一边对外采取必要的战争来打击匈奴，一边适度的反腐败和打压豪强，那么后来武帝面临的内外军事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

——当然，也许关键问题还是文帝不是开国皇帝，没有李世民、朱元璋和毛主席那样的战争指挥能力，在建国之初就能对外大打出手，只能休养生息，把经济底子打好，军事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

至于像宋仁宗、明孝宗这样的，虽然儒家学者把他们记录成圣君，称赞其内政治理的功绩，但对外战争连续的惨败，以及身后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大变法则将其内政的腐朽显露无疑。

这张表里面还出现了两位前面没有细说的皇帝，需要补充介绍一下。一个是汉景帝，一个是明宣宗。

之所以是五十年，是因为一个官员从进入官场开始，到退休，最多也就是干五十年。五十年意味着官僚体系的彻底换血。国家领导人所选取和任用的官员就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比如今年（2015年）是毛主席去世39周年，习总书记是上山下乡那一代的知识青年，在毛主席时代就当过公社干部。到了2022年换届之后，也就是毛主席去世46年后，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在毛主席时代工作过的经历了。在各个层级的干部中也都不再有毛主席时代培养和提拔的干部了。所以毛主席的直接影响，对这一届政府还有，对下一届就主要是间接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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