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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06 19:39:0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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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辞了这人世大概已二十多年了吧,我非常怀念在姥姥身边生活的那段令人难忘又美好的日子。爸爸妈妈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场工作,这里流行着大骨节和大粗脖(缺碘)两种地方病,而且十分猖獗。周围屯子里的人都患有这种病,严重地影响生活和劳动。患有大骨节这种病的人,像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描写的那样“大脚跟,鼓脚心,挎筐的胳膊扭腚锤,不用问就是尚志人”不管男女,走起路来都像鸭子一样。我从小就偏食不吃这不吃那的,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是我的受难日。看着饭桌上的饭菜就是没有胃口,不动筷,干坐在那里掉眼泪。吃饭时,爸爸妈妈的筷子,总是轮番在我的头上飞舞,或是恼恨地抽打在我的身上,或是干脆用筷子夹起他们认为美味无比的菜和鱼,强行地往我嘴里塞。我坚决地拒绝吃掉这些东西,来回摇头拼命地躲开那可恶的饭菜。因此,我们家的每一顿饭,实际上都由于我的不配合,不欢而散,搞得大家索然无味、完全没有了胃口!记得有一年春天,妈妈采回来应时的山葱。把山葱洗净、切段再放上鸡蛋包成盒子,然后趴在锅上开始烙盒子。妈妈不停地烙,爸爸和两个妹妹,还有邻居家的几个小朋友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不停地赞美山葱盒子好吃,这在我们这个缺少疏菜的北方,确实很难得。妈妈紧着烙,都供不上他们吃,而我则开始了每顿一歌的固定节目,瞅着大家吃又开始哭了起来,妈妈气得在烙盒子的间隙,不停地用铲子削我。直到后来,我克服了厌食症,又得上了“饥饿症”时,才知道有东西吃是多么幸福的事。整个初中和高中阶段,如果有那一天我不挨饿,反而是最幸福的事。爸爸妈妈担心我营养不良,患上这两种地方病,就商量把我送到了胶东的奶奶姥姥身边。上学时在奶奶家,放假了就到姥姥家,那一年我八岁。有时,在放假的前几天,姥姥就托人捎来口信,我早巴望着快点放假。一放假,四爹就用自行车带上我去姥姥家,甭提多高兴了。姥姥家离奶奶家八里路,可我总是嫌四爹骑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飞到姥姥身边。常常是路走不了一半,就碰上姥爷,撅着个粪提篓子来接我。四爹和姥爷就地举行了交接手续,四爹是生产队长,生产的事很多,有姥爷接我,他也就放心地回去了。此时此刻,姥姥也准在村子口等我呢!一看到姥姥,我就欢快地跑过去,扯着姥姥的衣襟打秋千,小脚姥姥被我扯得一个劲儿地打趔趄,嘴里却高兴地说:“好!好!我孙女又长高了,长劲儿了。”我就踮起脚尖,把手伸到姥姥大衣襟的小兜里,很劲地往外掏,那里保准儿藏着大枣了,花生了,核桃了等好吃的东西,姥爷站在一旁一边笑着,一边欣赏着我的小聪明小把戏。姥姥的村子,是个古朴的有着光荣历史的小村子,建在一个东西向的沟坡上。整个村子坐北朝南,全是石头,整个村子只有村子里的小学校,和大队的场院里有一块平地,其余的房屋都是阶梯式的。往南走是大深沟,立陡立陡的,要想翻过去就要走一条如天梯的小路,大概有四五层楼高。东西向虽然能走出去,但只能靠毛驴来当交通工具。东边想入村,有一条大河阻隔,没有桥,要想进村只能从浅的地方淌过去,我每次来姥姥家只能这么走。从西面想出村,也得爬上一道很陡的大坡子,不亚于南坡。往北全是大沟套小沟,走不了车,根本走不出去。我曾经想,即使社会发展到人们期望的共产主义,即使世界屋脊西藏通上了火车,姥姥的村子也永远通不了车。但我的预言错了。改革开放以后,村子里的一个舅舅自己出资五十万,居然修通了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在那条我小时候就打怵的大河上建了一座桥,打破我预言的此村子,永远通不了车的神话,真是奇迹!姥姥的村子地势险要,几乎与世隔绝。这种地理环境,反而在日本鬼子进攻山东时,使村子免受了战火。日本鬼子的装甲车、大炮、机械化部队、统统开不进来,这个村子才免于日本鬼子的蹂躏。这个村子依托着有力地形,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了整个山东,我抗日根据地,与鬼子占领区的抗日武装的联系全部被切断。抗日根据地要想往占领区运送物资、药品、派遣干部,占领区要想把伤员运到根据地都无法实现。山东的抗日形势一度时间处于无法开展的境地。后来省委指示,开辟了一条著名的秘密的通道“渤海通道”姥姥的村子,就是渤海通道上的重要一站。接到护送任
务后,由沿途村子的地下交通员,把上级派往敌占区的领导干部、抗日物资、药品、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运往烟台、莱阳、渤海等敌占区。姥姥的村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共产党员在这个村子的身份,几乎人人皆知,但没有一个告密者。村子里除了四五户上门女婿是外姓人外,其余的都姓谭,是一个祖宗分支下来的后人。我总是在想,姥姥的村子不应该叫“宅科”,而应该叫“谭家村”。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所以啊!在村子里我有许多许多姥姥!单是姥姥居住的胡同里,就有好几个姥姥。她们是姥姥的几个或远或近的妯娌:她们是南屋的二姥姥、北屋的三姥姥、东屋的大脚五姥姥,我姥姥住西屋,和东屋的大脚五姥姥对门。姥姥们都非常喜欢我,把我当成尊贵的客人。不管是谁家里来了客人,都把我这个八岁的孩子请去,坐在主客的身边陪客人吃饭。连姥爷都没有这个资格,我成了姥姥家的形象大使。姥姥们还爱听我讲话。他们认为我说的普通话好极了,就像广播里的播音员一样动听。她们最爱向我打听东北的事情。例如,东北真的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冷吗?吐口痰不等落到地上,在半空中就冻成坨了?男人们小解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把着小便那玩艺,另一手还要拿着一根棍子不停地拨动。不然的话,尿出来的尿会在空中,冻成一座像彩虹一样的拱桥。更邪乎的是,三九天能冻掉耳朵、鼻子、脚趾头了等等。长得白白净净、小头小脸的三姥姥,先向我发起了问话。她不停地问我:“听早年闯关东的人说,东北有四大怪,是吗?”我像背歌谣一样地说给她们听:“东北四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大缸小缸渍酸菜。大脚五姥姥,就对这个养活孩子吊起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非让我好好说给她听。这个还真难不倒我,我小时候睡悠车的事当然忘了,但妹妹睡悠车的事还记忆犹新,妈妈忙的时候,总是我来摇妹妹。我很愿意做这件事,看着挂在天棚上的悠车,来回地荡来荡去很开心也很好玩。另外,我听妈妈讲,生孩子吊起来,主要是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出去打猎时怕孩子被动物叼走,所以把孩子吊在树上,这样一来孩子相当安全。长得脸像脚一样大的五姥姥,还想问我什么!我就懒得回答她。姥姥们都取笑五姥姥的大脚,以自己的小脚为荣。既然所有的姥姥们,都拿五姥姥的大脚这件事拿她二百五,我也不怕她。姥姥们天天问我这,问我那的瞎打听,烦不烦啊!但南屋二姥姥,那个脸长的像包公一样黑,脚不大也不小的二姥姥(据说二姥姥从小就不受屈,颇有反抗精神,脚裹到一半就让她给放开了,说啥不裹了,因此弄的脚不大也不小的)问我话时我总是认真地回答。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我由衷地从心里佩服二姥姥。二姥姥就是当年打鬼子时的地下女交通员,负责渤海通道上,宅科村这一带的交通工作,是一名响当当有着铮铮铁骨的女共产党员。有一次,鬼子没有开进村子里来,但汉奸队却进了村子。把村子里的人都集中在小场院里,逼着村民们交待,谁是共产党员。二姥姥没有及时出村子,就用锅底灰摸了摸脸也裹在了人群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二姥姥是共产党员,当时我的三姨妈还是妇救会主任。村里人自动地把她们围在了人群里面,保护了起来,到死也没有人指认她们。再说二姥姥那像包公一样黑的脸,实在让我惧怕。她的问话我都乖乖地回答。共产党员二姥姥开始审问我了,你们东北都吃什么呀?我毕恭毕敬地回她说:“大米和馒头呗。”所有的姥姥都表现出极不相信的样子,我于是强调道:“顿顿都吃馒头,真的!姥姥们就发出一阵啧啧声,“咳咳,你说说,你说说……吃得那么好,四嫚还把孩子送回来,这不是把孩子体蹬了(糟蹋的意思)咱那阵子赶上就好了。”既而又感慨一番发出一声声叹息。大脚五姥姥又忍不住问我了:“你们都吃什么菜啊?”“酸菜烩血肠……”“啊!什么是血肠啊?”连这都不懂,就是把猪血灌进猪肠子里,再煮熟了,和酸菜一起烩着吃。我边跳着格子边有声有色地给她们讲解。心里暗暗嘲笑她们好傻啊!连这都不知道。再后来,离家久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酸菜炖血肠,这种美味的杀猪菜是什么味道了。原来味道是回忆不起来的,只有再一次吃到它,才能感受到它的淳厚和馨香!姥姥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把我烦的啊!因为她们一问我东北的事,就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就想念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后来,她们再问。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二姥姥问我,我高兴了就回答,不高兴了就回答:“不道”。姥姥们就讪讪地说:“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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