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一．《狂人日记》赏析二．《阿Q正传》赏析三．《凤凰涅槃》赏析四．《荷塘月色》赏析五．《子夜》赏析六．《家》赏析七．《雷雨》赏析八．《骆驼祥子》赏析九．《断魂枪》赏析十．《再别康桥》赏析十一．《死水》赏析十二．《金锁记》赏析十三．《雨巷》赏析十四．《围城》赏析十五．《边城》赏析十六．《大堰河——我的保姆》赏析十七．《小二黑结婚》赏析十八．《王贵与李香香》赏析一．《狂人日记》赏析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职教育部，辞职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和《且介亭杂文》等。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篇小说受到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 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1）变态的心理。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2）混乱的逻辑。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3）虚幻的幻觉。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1）“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2）“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3）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4）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5）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6）“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7）“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总之，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2）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3）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比喻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暗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读者通过作品中的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象一个狂人，而作为体现作者意图得艺术手段，他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于这个手段，不仅构思颇见新意，而且结合得又天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除此之外，作品还采用了对照的手法。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它抒情，具有很深的心理内涵。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狂人日记》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同时对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又进行了毫不犹豫的揭露。同时，它又不是采用了传统的写实的手法，而是运用大量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诸如暗示、影射，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手法来表现狂人的心理内面，甚至的中国文化的无意识。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作品。 《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创作的基础；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其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二．《阿Q正传》赏析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三．《凤凰涅槃》赏析《凤凰涅槃》是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的诗歌代表作。郭沫若（1890—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创造社的主要成员。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代表作有诗集《女神》、《星空》、《前茅》、《恢复》和话剧《屈原》、《虎符》等。 郭沫若的代表诗集是《女神》。《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开辟了一代新诗风，成为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在艺术上，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的新诗形式构成了其浪漫主义特色。 这首诗歌选自《女神》，发表于1920年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 《凤凰涅槃》采用了象征的艺术形式，用凤凰涅槃的过程象征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诗中涉及的艺术形象大多具有象征意义：凤凰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象征、诗人自我的象征；火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烈火的象征；群鸟是反动军阀和无耻市侩文人的象征。 这首诗具有显著的泛神论色彩。这种泛神论色彩既是精神内涵的也是创作手法的。作者借助凤凰的传说，书写大地、自然、万物与宇宙，并赋予他们以生命，并把自我融会于其中。因此，诗作中歌咏凤凰、歌咏宇宙、歌咏万物、歌咏宇宙，也就是歌咏自我。而歌咏自我也就是歌咏自然造化的一切。“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一个完整的状态，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诗人“万物同源”，“万物同灵”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此得到了张扬。 《凤凰涅槃》借凤凰的传说，象征着旧世界和诗人旧我的毁灭以及新世界和诗人新我的诞生。整个《女神》所体现的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创新精神都集中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的死而新生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反帝反封建精神的象征，也是祖国及诗人自己开是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热烈的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在艺术特色上，本诗显出了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特征：首先，本诗显示出了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气概。作品为了达到对火山爆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诸如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等手法。其次，诗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对凤凰更生的场景进行虚拟，运用一些具有极端性的色彩，把情感、感觉推向极端化。再次，自由体新诗的形式。诗句的长短完全不受格律和句子长度的限制，自由的书写，根据抒情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诗歌在形式上彻底打破了旧诗形式的束缚，摆脱了新诗胡适式的半旧不新，实现了诗体式的大解放。这首诗具有史诗的艺术框架，既有浓郁浪漫的抒情，又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达到了“诗剧合一”的完美效果。
四．《荷塘月色》赏析《荷塘月色》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散文代表作。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中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有特色、有成就的作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长诗《毁灭》，诗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你我》、《温州的踪迹》、《欧游杂记》等。《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后收入散文集《背影》。在过去的阐释中，许多人认为：《荷塘月色》作于大革命遭受挫折的白色恐怖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位正直的、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他无疑是极为痛苦而为祖国深感忧虑的。作者对荷塘月色的描写既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压抑、沉闷之情，以及对黑暗现实和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也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逃避，作者也正是想借淡月掩映下的荷塘景色，摆脱现实的烦恼，追求刹那安宁的心境；同时也体现了他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理想。（钱谷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的理解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坐实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这篇散文的误读。作品中的“心里颇不宁静”既然没有明确说出是因大革命失败而来，就有多种可能，既可能原因在大革命失败，也可能原因在家庭琐事。总之，作者是想找一个“逃遁”之所。所以具有日常性的“日日走过的荷塘”、并不特别美的荷塘才会变得美伦美奂。这样的荷塘首先是自然的美，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拟人都修辞手法，将自然的美与诸如“舞女”“刚出浴的美人”“远处高楼飘来的歌声”“梵阿铃”等联系了起来。荷塘之美被是清醇的，但是喻体却是艳冶的。在喻体与本体同时出现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为了形容荷塘与月色，但同时也表现了艳冶的想象。但不管怎样，艳冶的梦想是在半遮半掩中表现出来的。接着作者进行了深度的时间性想象，即将想象由现实/荷塘引入历史和文化，写出历史上许多采莲的盛事来，直接地写出历史上与采莲有关的情事。先是写出皇家的采莲景况，引用了梁元帝《采莲赋》，写出“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的热闹场景。但因为自己不是皇帝，而就是皇帝则事过时移，因此心里不免酸楚起来。于是又把自己放到平民的位置上写出民间采莲的情事：“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迷恋过人头的莲花中，男女嬉戏，低头弄莲子相爱的场面。无论是写现实中的荷塘的美，还是写历史上采莲的盛事，文本的总体指向都与娱乐有关。在写荷塘的现实部分，一系列的比喻，如“凡俄琳的歌声似的”“刚出浴的美人似的”，很显然是个体的欲望呈现。就是写历史上采莲的盛事，所想到的也都是与情爱有关涉的，如“妖童媛女，荡舟心许”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历史上的情事，使“我”心旷神怡。即使意识到现实/今的逼迫，但也不想回到现实。但就在他反复咀嚼“弄莲子”，细诉内心“爱子”的心意的时候，突然到了家门口。因为是如此的沉浸，以致忘却了现实，而当现实突然出现的时候，所以吓了一跳，因此文中才有“猛然抬头”之说。一切的爱情想象，面对这现实中熟睡的妻子——家庭以及家庭道德责任的时候，都不得不烟消云散。所以说，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作者的艳情想象，一场士大夫的艳梦。这部写了士大夫艳情白日梦，但是这样的梦想又总是被现实所搅扰。这就形成了朱自清散文的既放纵/想象又约束/现实之间的振荡文本结构，既以谨严缜密的结构约束放纵想象的文本形式。在这篇《荷塘月色》之中是如此，在另外一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也同样表现出来。《背影》、《荷塘月色》等篇所表现出了朱自清散文的基本风格。朱自清作为一代散文大家，《背影》和《荷塘月色》代表了他的散文两种不同的风格特色。首先，感情真挚。深厚的情感注入是朱自清散文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所抒之情都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他的以家庭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或温厚、或感伤、或幽默的人伦之情，颇为动人。如《背影》就是写出父子之间那种醇厚、深沉的情感交流，并蕴涵对人生社会的深切体验。《荷塘月色》《绿》中所包涵着的对大自然的真诚的热爱。其次，构思的缜密精巧。《荷塘月色》以“背着手踱着”尽情受用无边荷香月色为行文线索，从出门经小径至荷塘复又归来，使内在思绪的复杂变化从空间顺序中得以表露。从家出发写起，最后结尾又回到家中。前后呼应。作品先着重写荷塘之美，继引出月色，再写荷塘四周，动静结合，疏密相间，从里到外，由近及远，月光与荷塘融为一体，内心情感与景色相互契合，诗情画意，简直就是一幅国画写真。《背影》选材角度独特，不从正面写父亲而是从背影着手，出奇制胜；而且文中四次写背影，既有细致的描写又有概括性的记述，虚实结合，前后呼应，整个文章结构极为严密。《松堂游记》虚实并举，又一情贯注。第三，以小见大的取材方式。作者往往以点滴的感受或是微不足道的情景升发出深广的思想内蕴，而且他善于用工笔式的细腻对情景加以精巧的描绘和刻画。作于1927年的《荷塘月色》就是以玲珑剔透之笔绘出一幅中国式的泼墨写意的清新幽雅的月色荷塘画，并由此倾诉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的忧伤与烦恼，追求与希望。第四，情与景交融。朱自清的散文名篇，写景的往往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既有朦胧的画意，又有幽幽诗情；而抒情的又往往情中见景，充溢着匆匆行色，水乡风光。情与景互通。《荷塘月色》中的荷塘本很平常，而在朱自清笔下，却无美不备，淡淡的月色，田田的荷叶，薄薄的春雾，蓊蓊郁郁的树及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组成了一幅意境优美的工笔画，梅雨潭的绿，秦淮河的波与光，弦歌画舫，……都能招人入内，心生亲临其境之感。此外，朱自清散文语言华美而又质朴，精巧而又缜密。他善用华美和漂亮的语言表达心绪，但又毫无造作之感，完全自然天成，美得质朴，美得自然。同时他的散文也讲究节奏感和韵律感，善用长短句的巧妙搭配，读来错落有致，朗朗上口，颇有跌宕回环的听觉美感。五．《子夜》赏析《子夜》是现代著名小说家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子夜》、《腐蚀》和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此外还有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等。茅盾的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用社会分析的方法来透视中国社会各阶层，《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全面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社会的广阔面貌，反映了社会主要的三个阶层的生活及挣扎和衰落的过程。小说的理性很强，因此被称为社会分析小说。《子夜》发表于1933年，原名《夕阳》，原署名“逃墨馆主”。《子夜》所写人物众多，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有地主，有知识分子，有军人和家庭主妇，甚至街头的地痞流氓。而主要的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吴荪甫是1920—3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具有民族企业家的头脑和雄才大略；具有铁的手腕和硬干的胆量。他兼并朱吟秋的工厂不择手段，镇压工人冷酷无情。吴荪甫受到过典型的欧洲资本主义教育，精通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做事果断；具有振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雄心。他卖掉家乡的土地，投资办厂，希望中国人生产的商品占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敢于冒险，敢于在中国资本主义不景气的情况下，卖地办厂，冒险与赵伯韬合作，甚至为了与赵决一雌雄，抵押工厂。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铁碗人物。但他们的性格又充满了矛盾性与复杂性。从个体性格来说，他刚强、果断，但一旦遇到挫折就显示出脆弱、沮丧的另外一面。他平素生活态度矜持、严谨，但一旦失败就流露出平庸腐朽的一面。从社会性格来说，更是呈现出两面性，发展民族工业的勃勃雄心和民族主义的豪情，和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某种程度的妥协与依赖；果敢与专断的个性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的软弱性；“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压榨工人。盘剥乡村的行动以及害怕工农，仇恨革命运动的心理；资产阶级的思想教养与残存的封建意识，等等。形象的意义：①吴荪甫的悲剧来自民族资产阶级在30年代初期可悲的历史处境中所受的社会各种经济。政治和阶级力量相抗衡而产生的合力。 ②小说通过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城乡阶级关系；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及其破产的必然性。③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形象地驳斥了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托派所宣扬的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这部作品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资本家赵伯韬。他是1920—30年代中国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在小说中是作为吴荪甫的对立形象出现的，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豢养而为其服务的掮客。作者着重刻划了他在投资市场的活动。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诡诈，他设置圈套勾引吴荪甫加入“多头”的秘密组织，合伙经营公债投机生意，然而又勾结国民党政府、军阀操纵股市，使吴血本无归。在私生活方面更加荒淫无耻。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会“扒进各样的女人”。这家伙玩弄女人包括：聪明、无知年仅17岁的冯媚卿，稳健、有谋略的年轻寡妇刘玉英，轻佻放荡又有姿色的交际花徐曼丽。总之，这是—个坏得连自己都没有感觉的买办资本家。屠维岳：这是骄矜自负的狗腿子。他自恃很有才能，他同吴荪甫侃侃而谈时，“姿态大方”，“毫无畏怯的态度”。这种过分镇定倔强的态度，与他的生活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在对待工人中，他显得很有谋略，很有手腕。其他人物：工人领袖张阿新，性格可爱但缺乏斗争经验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知识分子范博文，想调停老赵和老吴之间的矛盾，但又显得十分的可笑。此外，还刻画其他的人物诸如工人、农民、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各类人物。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固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通过吴荪甫与买办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这条主线，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下，国民党军阀间的大规模内战中，民族工业破产，农村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的情景；通过吴荪甫与工人的矛盾，揭露了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保，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讴歌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通过吴荪甫与双桥镇农民的冲突，揭露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共同压迫农民的罪行，表现了农民运动的波澜壮阔，从而展现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从城市到农村的广阔社会面貌。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形象地驳斥了中国托洛茨基派的“谬论”。六．《家》赏析《家》是巴金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巴金（1904—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主要作品有《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等。《家》原名《激流》，因在这部作品之后，作家又写出了续篇《春》《秋》，才将三部合在一起，合称《激流三部曲》。《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大家族高公馆三代中的四类人物：一类是封建大家庭的维护者，老一代如高老太爷。高老太爷专制，冷酷，虚伪。对下人极为冷血，把鸣凤送给冯乐山，导致鸣凤投水自尽；对孙子包办婚姻。但对他所行使的一切封建行为以及他所维护的封建制度充满了自信。一类封建大家庭的维持者，如高克明、高觉新。高克明的身份是个律师，很显然受到了新的教育，这使他与他的那些兄弟们比起来决然的不同；但是由于长兄的缺席，他自觉地充当起了长兄的职责。但是，他十分明了大家庭的命运，但是又不能不承担起维持者的责任。具有相同性格内涵，而在作品中形象更加丰富的是第三代的老大，即长房长孙高觉新。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的性格是在历史的特殊阶段中双重文化塑造的结果。一方面，他受过新式教育，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想去上海。北京和国外去上大学，庇护反抗的弟弟们。另一方面：他出身豪门望族，受封建主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他较深的封建传统思想。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和责任都将他推向了历史牺牲品的处境。使他成为家中的最大受害者，爱情丧失，妻子死于非命，理想幻灭，青春被无谓扼杀。他清醒但又软弱，隐忍使他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依照他的性格逻辑，他最后应该是走向“自杀”，但作者却在结尾和《春》《秋》中让他一反常态，成为一个反抗者。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在于告诉读者，这样的路“不该走”。一类是封建大家庭中的败家子，如叔叔辈的克安、克定。他们吃喝嫖赌，既荒淫无耻，又极端的不孝。一类是封建大家庭的反抗者，如觉慧、觉民。其中最主要是觉慧。他是高公馆大胆而幼稚的叛徒。他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嫉恶如仇。大胆叛逆，追求光明。关心社会进步，国家的前途。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但他又有“幼稚”的一面，发现在对所对抗的敌人的腐朽性和吃人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过高地估计了个人反抗的作用。但正是他的幼稚，才显示他的人情味。作者通过这样的形象告诉读者“应该走”这样的路。这一形象与觉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类是那些封建大家庭的受害者，如梅、瑞珏和鸣凤等女性。这些女性美丽，但却遭遇了不幸。正是通过美的毁灭，作品很好地控诉了封建家族的罪恶。而在这些上述的这些形象中，最为鲜明的是高觉慧和高觉新。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曾经说过，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是“我控诉”。作品通过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毁灭，控诉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腐朽，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描写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反抗。艺术特色：（1）典型化的方法。（2）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高觉新的复杂的性格。（3）浓郁的抒情色彩。平易、平白的文字，洋溢着浓郁的情感。（4）心理描写。例如作品对于鸣凤初恋心态的描写就很好地呈现了这个初恋的女孩子对于异性之爱的既惊又喜，以及青春期的萌动和羞涩。七．《雷雨》赏析《雷雨》是曹禺的话剧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典范之作。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出生于天津。主要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明朗的天》、《黑字二八》、《王昭君》等。《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和成名作。这是一部四幕戏，全剧共八个人物。周家的人物有周朴园、周蘩漪、周萍和周冲；鲁家则有鲁贵、鲁侍萍、鲁大海和四凤。在这八个人物中，最具性格特色的是周朴园和周蘩漪。周繁漪：是个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资产阶级教育使她具有个性解放要扎她不甘心于无爱的婚姻的约束，敢于与周萍相爱，在夜深人静之时与恋人在封建家庭的“客厅”中演出“闹鬼”的把戏；她不屈服于周朴园的“命令”，拒绝丈夫虚伪的体贴，拒绝喝药，拒绝成为“服从的榜样”。她虽处封建家庭的深处；却能洞察其伪善、虚弱的本质，她以自己的怪戾控诉了这个“家庭”的罪恶。但与封建思想的联系使她的反封建要求具有先天的不彻底性。她虽能明察周朴园的罪恶与伪善，但却不能与之决裂，不能敢于走出家庭；到新的天地里寻找新生活。她虽能明白周萍也在玩弄她，却仍然死守着这个“枯萎灵魂”。希望有朝一日这个花花公子能把她带出家庭。她受到周家父子两代人的蹂躏是她人生悲剧中最为惨重的部分，人伦的重压，反抗的乏力，环境的黑暗，使她承受着沉重的压力。繁漪是个情感浓烈的女人，她的身上具有“原始的蛮性”——“爱起来是一把火，恨起来是一把刀”。但偏偏一个情感/情欲浓烈的人遭受了超常的压抑，这就更加是能量蓄积起来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她的性格被扭曲，使她成为一个暴戾的女人。当最后她身上或性格中蓄积的能量以非正常的状态爆发后，那么就会产生毁灭的力量，导致自己和他人死的死，亡的亡。因此，她的性格具有爆发性，也具有毁灭性。因此，作者曹禺说，她是一个具有“雷雨式性格的女人”。繁漪的悲剧充分揭示了中国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及其生活的罪恶，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被摧残的历史命运。周朴园，是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家长的形象。从身份上来说，他是个是个残酷的资本家。他曾留学德国，深谙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方式。回国后靠克扣小工的卖命钱发家，为了私吞工人的工钱曾放水淹死修江桥的三千小工。双手沾满了劳动者的鲜血。在矿上，他盘剥镇压工人的吸血鬼。对工厂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管理，欺压鱼肉工人。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家长。在家庭中他是封建“老爷”，独断专权。他控制自己的妻子，也控制自己的儿子，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自由。他表面上很是关心繁漪，实质上他是要他做“服从的榜样”。 用封建家长式的手段来控制她，驯服她。自私、伪善是他的本质特征。他表面怀念旧情人，把家具都按侍萍“生前”的样子排列，但她真的出观，他又恐惧，害怕有损于他“模范家庭”的好名声；他似乎很疼爱自己的妻子繁漪，为他请医看病，实质上却不愿意理解她，爱她。总之，无论是对待工人，还是对待情人，妻子还是子女，他—切皆为了自己。他空虚落寞。他表面上非常强悍。有力，本质上很虚弱。工人与他斗争，情人唾弃他，妻子背叛他，儿女离弃他，他已经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一只不为人群所接受的怪兽。因此，在家中除了能颐指气使之外；便只能坐在封闭的老屋中发呆，最后只能逃入教堂，在灵魂的忏悔中洗涮自己的罪恶。周朴园的形象典型地概括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共存的中国大家族的家长的性格实质。但，作品中，他又是值得同情。他与侍萍的分手是封建家长的棒打鸳鸯飞的结果，这导致了他长久的痛苦。他也是一个遭受命运作弄的人。侍萍母女是—对受迫害、遭凌辱的劳动妇女。侍萍母女受到周氏父子两代的欺凌。剧本通过周氏父子对侍萍母女的引诱残害，控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吃人的罪恶本质。周萍：灵魂空虚的资产阶级少爷。周冲，是个对来来充满幻想的知识青年。《雷雨》这部剧作，具有思想内涵的浑厚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带有封建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虚伪性，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道德悲剧”；作品展现了不可把握的命运对人的控制，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命运悲剧”；它揭示人性和人的性格的弱点，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性格悲剧”。因此，作品的主题又是复杂的。作品通过周鲁两家的血缘纠葛和乱伦，揭示人的蛮性的遗留。正如曹禺所说“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它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1）结构精巧。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在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中展开剧情。a.作品人物集中，空间单一。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漪为情节发展的枢纽，全剧八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经历，但他们的命运又都和周朴园相牵连。家庭关系把他们联结为—令整体，又把他们集中在同一空间，在家庭中来表现现各自的性格。b.时间集中，凝练。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周家内部由来已久的矛盾中，周朴园与工人的长期对抗，都高度概括在一天一夜之间加以表现。c.矛盾错综复杂。在众多的冲突线中，周朴园与繁漪的冲突是—条明线，周朴园和鲁待萍的关系则是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2）戏剧性强。采用在危机上开幕的结构方法，不是渐次展开剧性，而是在后果的猝然爆发中交代复杂的前因。因而创造了一种紧张、强烈的戏剧情境。剧情的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的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作家把中心矛盾——兄妹乱伦放在最中心，通过倒剥笋式的方法，先是剥下三十年前夫妻悲剧，再剥出了继母子的乱伦，最后才让繁漪在自私性格的驱使下无意中揭穿了兄妹乱伦，这最不为人所齿的丑恶（十恶不赦之首）。剧情到此达到极点，也就随即走向尾声。剧作的戏剧性还表现在对于一系列的戏剧巧合，诸如旧夫妻见面等情节的设计上。都具有“无巧不成书”的特点。（2）在细节描写上，使用了少而精的典型细节，反映了深且广的生活内容。“吃药”、“电线”等细节，在刻划人物上具有“一石双鸟”的作用，在情节展现中前有伏笔，后有照应，丰富了剧本情节，突出了戏剧动作性。（3）戏剧语言上。具有个性特色，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语言准确，深邃；抒情性，作品对周家环境的描绘尤其是夏天雷雨的描绘是具有抒情性的。暗示性，如其中繁漪和周萍在周朴园面前的谈话，既冠冕堂皇又传出话外之音，即繁漪对周萍的不满，和对周朴园的暗示。富于动作性，人物的语言伴随着动作，而动作也伴随着语言，更主要的是人物的语言中包涵着动作，因此非常符合舞台演出的需要。曹禺的剧作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八．《骆驼样子》赏析《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老舍（1898—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主要作品有小说《二马》、《老张的哲学》、《猫城记》、《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以及话剧《茶馆》等。《骆驼祥子》是老舍三十年代的优秀代表作，它标志著老舍小说的成熟，也是老舍小说的最高峰，是五四以来小说中颇受读者喜爱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长篇之—。作品描写的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北平城内人力车夫的生活，它通过洋车夫祥子买车丢车，攒钱丢钱，劳苦终生，一无所获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城市下层贫民由“人”蜕化为兽的过程。小说的主人翁——祥子，是个来自农村的破了产的青年农民，20一3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混乱多灾多难的年代；新旧军阔连年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势的战争，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行，中国农村迅速走向破产。因而成批破产的农民为了谋求生路便纷 纷涌入城市，样子就是涌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中的一个。祥子—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形象。祥子本来是个有着美好生活理想和善良、忠厚、勤劳美德的劳动者。作品描写祥子是有内秀的人，在他健康、沉默的外表下，藏蓍极其美好的内心，世凡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愿望，“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他脸上的精神”，只要他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著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他对生活充满了自信，他相信靠自己力气生活能力，做一个体面的，光彩的，独立的劳动者。他认为“用力拉车挣碗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为此，他需要有—辆车自为了买车。他“风里雨里咬牙，饭里茶里自苦”，生了病也舍不得拿钱买药廖顽强地与生活搏斗，表现骆驼投坚韧的个性。同时还有劳动者守信，善良和同情。祥子在曹宅拉车，不小心跌伤了曹先生，撞坏了车把．便主动提出不要工钱，表现了劳动者的责任感。车夫老马在风雪的夜晚拉车因又冷又饿而晕倒在地，祥子立即买上十个肉包子，送给他们祖孙二人充饥，表现了祥子善良的人性。他自幼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无论走到哪儿都闲不住。住在刘四的车厂子里时，“把汗—落下去，他就找点事情干，他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指，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劳动人民勤劳的美德，在祥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祥子“不怕吃苦。也没有—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与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现实。假如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但是，祥子没有这样一直好下去，军阀统治下的旧社会把祥子善良勤劳的性格完全扭曲了。作品结尾描写他终于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变了，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吃。—喝、嫖、赌、懒、狡猾”；为了金钱他出卖人命，就连他的外表，也变得肮脏，不成样子；更可悲的是他的精神崩溃了。他虽然还能拉车，可是“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摩就跟“在白薯桃子旁边也等着吃点皮和核子’’的狗一样，“将就著活下去是一切”。最后，作者这样总结了祥子的命运：“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中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却变成了走兽” 那么，祥子的悲剧是怎么形成的？作者通过祥子一生遭遇的描写，揭示了祥子悲剧产生的原因。那么，祥子的悲剧是怎么形成的？作者通过祥子一生遭遇的描写，揭示了祥子悲剧产生的原因。首先；祥子的悲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悲剧。作者通过对祥子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的社会原因。①三年血汗换来的新车被大兵强行夺走。②在杨宅拉车，整天紧得发昏。③到曹宅，被特务抢走了准备买车的一点积蓄。④和虎妞结婚，进而忍受家庭生活的牵系与精神上的痛苦。可见，在祥子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构成祥子两次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军阀混战抢走了他的车；二是孙侦探敲诈抢走了他的钱。这就是乱军阀混战，特务统治必然要造成悲剧。因此，祥子做—个独立劳动者善良愿望的最后毁灭，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在他—次次失败的偶然性中孕育着他最后被毁灭的必然性。所以说，祥子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战乱的时代，是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给祥子的一生带来了无数的灾难，摧毁了他健壮的身体与美好的精神，使这个充满青春活力，满怀生活理想的劳动青年一步步堕入了绝望的深渊。其次，祥子的悲剧也是旧社会中小生产者个人奋斗思想与性格的悲剧。这是其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祥子18岁之前一直生长在农村，接受的完全是农村个体经济及其习惯势力的影响。农民的文化积淀不仅赋予他勤劳诚实正直本分的美德。同时可造就了狭隘封闭愚昧自私等思想和思维的缺点。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尚能扬优抑劣地独善其身，正常的社会则时时抑善扬恶，因果关系并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是罪恶的温床。善良的刑场，祥子正是带着这些优点和缺点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开坤他的人力车夫生活的：狭隘封闭愚昧使他对社会出奇的隔膜。他天真地相信只要行得正就能立得牢，不招人惹人就能平安生存。隔膜使他碰壁，简单导致灾难。军阀混战的消息传遍全城。到处关门闭户，祥子却要碰运气，并自以为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但是，恶劣的社会情势并不因他的隔膜而不变化，不因他的麻木而放过他。车被抢去，还差点儿送命．这固然是生所迫使然，但他的简单封闭确实加速了悲剧的进程。孙侦探顺手敲诈了他买车的钱，他万分愤怒，但是，困惑的只是自己没招惹别人何以受单负，他只知道不招惹人就不该受欺负，而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公道的社会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象他这样既无势也无财势，而又不能审时度势，虽不伤害别人也注定要遭殃的。同祥子的生活环境相关的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祥子相信能够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能够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祥子虽然也是个车夫；但是“祥子看到那弱的车夫在风雪中时，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不能相提并论，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样受苦，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样；现在他少受着罪，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决不至于还拉着破车去挨饿受冻。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证将来的胜利，因而祥子对待“那羸弱残兵的态度，就象驶汽车的对待那些拉洋车一样”，“不肯在—块谈’，也不肯“有什么来往”。他想“自己与他们早然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若是和他们有什么来往”，“有失身份”。他觉得凭着个人的努力，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于是，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这就集中表现了祥子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幻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想法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办不到的。同阶级之间存在隔膜，以至于为了一己的生存而不顾别人。小生产者的自私性，小生产者的等级观念。在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注意的更多的是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这样都导致了祥子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性格。这些小市民的思想性格弱点，也导致了祥子的失败。个人奋斗的道路决定了祥子的性格，既是要强自负的，同时又是软弱的，个人奋斗的幻想一旦破灭。就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听天由命，安分守己，一是走向个人报复的盲目性和疯狂性，破坏性。当祥子在一次次失败中越来越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但又看不到正确的出路时；就从一次次的失望而走向了绝望。因此，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祥子已变成了行尸走肉般的“个人主义来路鬼”，并且说：“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自己”再次：祥子的悲剧的形成也和虎妞有关祥子与虎妞的结合是畸形社会的怪胎儿。从虎妞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她是畸型社会组合中的牺牲品。流氓出身的刘四为了捞取金钱拼上了虎妞的青春。虎妞追求性爱有其合理的一面，她疼爱祥子之类的表白也非完全虚伪，她对祥子的要求固然有些变态过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寡她那样的女人，其反对祥子拉车，让祥子陪着她玩，对祥子的支配欲，甚至她的性要求，虽然不是值得同情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对祥子的感情有真诚的一面，还因此失去了父亲和钱财，最后在难产中身亡。但是多对于祥子来说，由于虎妞和父素一起生活并管理人和车厂，因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她的灵魂之中，她想利用自己经济中的优势在祥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情欲。她极力想控制祥子，要把祥子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这与祥子要求成为一个独立劳动者的生活理想是尖锐对立的。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是畸型的，丑恶的。这不是真正的爱情的结合，其中必然存在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道路，两种性格之间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祥子特别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曰前此，社会对他的打击是物质的．现在则深入了精神之中由同虎妞建立家庭，他被结结实实地捆在社会这张大网的一个黑点上，承受著精神的苦刑。祥子本能地意识到：他表面上是丈夫，其实是玩物；虎姐名义上是妻子，其实是凶恶的走兽结婚第一夜他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纽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一步不离地守着，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地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空鲁他没法逃脱”。这种折磨对祥子的伤害尤其严重，不仅消耗着他的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他的尊严，扭曲了他的灵魂，动摇了他生活的勇气，加速和加深了他的悲剧。在这里还有一对矛盾：即祥子作为一个男人，他有生物性的要求。延续生命意义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车夫，他的生活却是与此相矛盾的。作为一个车夫，他的生活所倚仗的是坚实的体魄，他的能力是养活自己，而结婚，建立家庭，却是消蚀体力危及生活的，也是他力所不能及的。这就是现实生活与生活本能之间的矛盾。他刚结婚就找到：随着夫妻生活的延续：家里不是老婆，而是吸人血的妖精。在生活现实和生命要求的巨大矛盾面前，虎妞只不过是祥子悲剧的催化剂。即使祥子要的不是虎妞而是小福子，或者虎妞不折磨他，全心疼爱他，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 《骆驼祥子》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在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首先，作品采用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的方式。作品紧紧围绕祥子的希望——奋斗——绝望——堕落这条生活道路的主线，安排事件，展开情节，并引出其他人物，单纯严谨，不枝不蔓，既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祥子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又深刻揭示了祥子性格的发展变化与其所处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情节曲折而具有戏剧性。祥子的人生三起三落，跌宕起伏。这两个方面都说明这部小说具有传统中国民间小说的特点。其次，作品运用心理描写的方法成功地塑造了祥子的形象。在无朋、无友、无依靠的生活环境中，祥子养成了爱想不爱说的沉默寡言的性格。他的眼老看着自己的心，想好了就干，不爱和别人议论。除了直接的心理描写之外，作品还通过外在的故事情节书写了一个祥子的心灵、心理的变迁历程：希望（年轻力壮，钱买车）——失望（大兵抢车抓人，杨宅对仆人猪狗待遇曲虎妞的诱骗。孙侦探的跟踪追捕与敲诈勒索。）——绝望（报复刘四，找小福子不得而…）第三，在语言方面：(1) 熟练、准确地运用北方人民的口头语言，朴实、平易、简洁明快，又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2) 在叙述、描写之中插入议论。第四，深厚文化的意蕴。写北京的生活，北京的车夫，旁及北京种种的人情风俗。在炎凉的世态中揭示文化。十．《再别康桥》赏析《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富盛名的诗作之一。徐志摩（1897—1931），字摩诘，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美、英等国。回国后组织新月社。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主要的作品集有《猛虎集》、《云游》、《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本诗写于1928年，收入《猛虎集》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此前作者曾写过一首《别康桥》的诗作。诗人曾经留学英国，在康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读书。在那里，受到英国文明的熏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康桥理想。但是，归国后，军阀统治下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使他的康桥理想破灭了。康桥，英文原名Cambrige，今通译剑桥，是英国学术、文化、风景胜地。正如徐志摩当初把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译为很有色彩的翡冷翠一样，康桥这个兼有意译的音译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安乐的桥，壮美的桥。徐志摩曾经一再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可见康桥留学生活对徐志摩影响的巨大。《再别康桥》是徐志摩1928年秋再度游历英国后在归国海轮上写的。徐志摩在留学康桥时期确立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确立了自己的爱与自由与美的人生观，但国内的军阀混战，以及恋爱的失败，使他备感失落。当他再次游历康桥时，一切已经是物是人非，诗人正陷入一场信仰危机，面对着康桥，他浮想联翩。在诗里他以缠绵凄惋妁笔调，抒写了自己对康桥无限留恋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微妙地层露了因“康桥理想”的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当然，之所以对康桥恋恋不舍还在于，这里是诗人青春生命得以辉煌的场所，或者说这里说生命的见证，回到康桥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到生命的过去，去重温生命。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见“参差荇菜”而“左右流之”[[1] 《诗·周南·关雎》。][1]了，才会在康河的柔波里“甘愿做一条水草”。 对于这梦幻过于的沉迷，而不忍心破碎了这样的梦，所以才“轻轻地”“悄悄地”，所以想放歌而不愿意，而用“笙箫”来代替。笙箫的呜咽正是诗人内心痛苦而不能说出的情感的代言。徐志摩的诗作十分注重艺术技巧。（1）形象生动，意境优美。在诗中，诗人紧紧围绕着“寻梦”这一中心进行抒情和想象，敏锐地抓住了“金柳”“波光” “青荇”、“星辉’等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勾勒出无比美丽的康河晚景，巧妙地把气氛、感情和景色三者融会在一起，表露了自己对过去憧憬的留恋和眼前的离愁别绪。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2）具有音乐美和建筑美。诗行整齐，具有建筑美，但是又在整齐中有所变化，使诗行具有灵动之美，具有动态之美。这首诗每节四行，每行的字数也大体相当，有着节的匀称和句的齐整，给人一种建筑上的美感；但每节二、四两句的错落又使诗作显示出灵活的情韵，而不像闻一多的诗作那样的板滞。全诗每节两韵，随节转换，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重复而又有所变化，所用韵脚又多是发声绵长的复韵母，另外还使用了“悄悄的”和“轻轻的”等复音词，使声调回环往复，语言轻倩柔美，意象明丽流转。（4）富有音乐性与动态美。诗作以“寻梦”为抒情线索，整首诗作抒情主人公“我”到康桥告别的经过。时间是从傍晚——“夕阳” ，到半夜——一船星辉，再到夜半更深——“星辉斑斓”，再到清晨——“西天的云彩”。这是整个一夜的时间。空间上从近处的河畔，到波光，到榆荫下，再到船上，到弃船等岸。人物和他的视角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高处——西天的云彩，到稍近的“波光”，再到“夕阳下的金柳”，再到“榆荫下的一潭”，再到“青草更青处”。由高及低，由远及近。然后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由近及远到更远。时间和空间在不断的流动之中，而情感也在不断的流走中。先是写康河下景色的绚丽，接着写“寻梦”中的沉浸和忘乎所以中的“放歌”，转眼又写“不能放歌”，转入沉默状态，最后又回应第一节“轻轻的”而“悄悄的”告别。梦可以使人放歌，但又使人不能放歌，相互矛盾，形成情感的张力。沈从文说：“徐志摩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圆的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 沈从文：《从徐志摩学习抒情》。]诗作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调。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这首诗的风格飘逸清丽。整个这首诗极力表现诗人的哀伤迷惘的情绪，但情绪浓烈却不张放，整个的格调非常切合中国传统诗学的“哀而不伤”的蕴籍风格。《再别康桥》诗歌创作很显然受到闻一多诗歌主张的影响，但徐志摩对对新月派诗美主张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他的独特的才情使诗歌更加具有灵动性和才情。伟大的诗人总是在规则之中找到灵活的形式，以适宜地表情达意。徐志摩善于表达轻柔的情感和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内容，所以，他被茅盾称其为“中国小布尔乔亚的开山鼻祖，也是中国小布尔乔亚的最后一个诗人。”[ 《徐志摩论》。] 十一．《死 水》欣赏诗人闻一多曾经留学美国。在美国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美国的民族歧视。这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他的诗作《洗衣歌》就是这种心情的摹画。1925年夏，不堪忍受美国种族歧视的诗人毅然提前回国。他满以为让他魂牵梦绕的祖国一定会给他带来慰藉，然而他所接触到的却是军阀混战，生灵荼炭，如死水一般黑暗的现实。梦想幻灭了，剩下的只是深切的悲哀和愤恨。在诗作《发现》中激烈地宣泄着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这不是我的祖国，不是不是”。诗人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感到悲哀，对丑恶而腐朽的社会感到愤恨，然而他又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情感下，1926年他创作了《死水》一诗。《死水》采用了象征和反讽的艺术手法，全篇深刻揭怒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现了与这个黑暗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全诗共五节，第一节是对死水的总体印象，用“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来象征军阀统治的黑暗。第二节至第四节分别描写了死水的丑恶状况。第二节诗人用“铜”、“铁罐”、“油腻”、“霉菌”来修饰“翡翠”、“桃花”、“罗绮”、“云霞”这些美好的形象，正是对现存社会“金玉其外，败絮之中”的丑恶本质的反讽。这种表面繁华的外表只不过是“破铜烂铁”生出了锈渍，“剩菜残羹”发生了霉变。第三节对死水进行了本质的揭露，所谓的“绿酒”、“白沫”、“小珠”、“大珠”、“花蚊”只是死水腐烂发酵结出的恶果，让人不得不对这个恶水横流、花蚊猖獗、行将毁灭的“死水”产生厌恶和绝望之情。第四节诗人让青蛙在死水中“叫出了歌声”，可谓是绝妙的嘲弄。“一沟死水”本该死气沉沉，而由死水养活的青蛙唱起了“鲜明”的赞歌，反动派的厚颜无耻的嘴脸跃然纸上。第五节诗人提出了对“死水”的毅然决绝的态度，“死水不是美的所在”，“让丑恶去开垦它”。诗人的言外之意是让“这沟死水”尽情狂欢去吧，所谓“恶贯满盈”，只会死路一条。其中隐含了诗人对未来朦胧的期望。正如朱自清曾指出的：“闻一多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去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黑暗中隐藏着光明，绝望中蕴蓄着希望。这就是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的辩证法，也是其爱国诗的力量之所在。这首诗在艺术上采用了象征的手法，对“恶”的歌咏，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来尔《恶之花》的影响。这首诗在艺术上最主要的成就还在于对于新格律体诗体的创造。在闻一多加入新月社之后，针对五四白话新诗的过分直白和散漫无羁，主张“诗应该带着镣铐跳舞”，并具体提出了“三美”的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即音节的和谐；“绘画美”，即辞藻的美；“建筑美”，即形式的整饬。这首《死水》就是他的诗学主张的具体的实践。《死水》是闻一多自认为“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试验”的作品。全诗每一行均由一个“三字尺”和三个“二字尺”组成，三字尺在诗行中处于一个颤动的过程，即由第一句的第三个音尺到第二、三、四行的第二个音尺；隔行压韵，最后都以双音节词收尾，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每一行都是九个字。汉字被称为方块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体。这样每一行就形成了一个长方体；而四和长方体又构成了一个大的长方体；而全诗是五个大长方体，这就是构成了一个更大长方体。从整体外形上看，结构工整、章法整饰，节与节之间匀称，行与行之间均齐。这样的外形，与中国传统的律诗非常相象。再说绘画美。诗中“绿酒”、“白沫”、“翡翠”、“罗绮”等词汇，错彩镂金，色彩斑斓，让人产生一种眩目的视觉效果。而且作者还不满足于此，他充分运用了诗歌的语言特性，不但写了翡翠等静止的意象，而且写了青蛙的叫声这样的动的意象，动静结合使意象相互反衬，产生张力，画面更加活泼起来。这样的“三美”手法的运用使《死水》形成了总体的整齐凝重的风格，作者的那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更是跃然纸上。闻一多是最早提倡和实践新诗格律的诗人，他的主张和实践不但对匡正五四新诗的诸多缺憾起到了更大作用，而且在中国现代诗学和传统诗学之间架起了通达的桥梁。而《死水》就是这桥梁上的典范性作品。十三．《雨巷》欣赏戴望舒（1906—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余杭县人。早年曾参加新月社，后成为是《现代》杂志的主要成员之一。代表作有《望舒草》、《我底记忆》、《灾难的岁月》。本诗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月报》，戴望舒因此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呼。是中国1930年代“现代诗派”的代表诗人。《雨巷》发表于1928年。这是一首象征诗作。由于运用了象征意象，所以其中所蕴涵的意义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但是欣赏者可以通过对写作背景的了解以及自己的阅读感受而对其中的涵义作出个性的理解。首先从诗作的表层语义上来看，这是一首爱情诗。它描写了一个一见钟情且失之交臂的爱情故事。有人将这样的爱情进一步坐实，他结合诗人1928年前后的爱情经历而把它看作是诗人与女友曹某的一段爱情的写照和记录。其次，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一首与信仰的失落与追求有关的诗作。中国传统诗学有以香草美人喻政治境遇的传统，如屈原的《离骚》。作品中的“我”寻找的姑娘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信仰，它本来存在，但是后来失落，但是“我”仍然执著地寻找。有人同样进行了进一步的坐实。结合1927年后中国社会形势以及作家自己的精神，他认为这样的诗作就是写诗人大革命失败后的心态的。作者早年曾经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信仰失落，对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前途都充满了失望和迷惘。因此，在这首诗里诗人在低沉的调子里，抒发了自己沉重而又不乏坚韧的情绪。再次，这首诗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作者自我失落情绪的写照。作品中的“我”是忧愁和迷惘的，而所要寻找的“姑娘”也同样是忧愁和迷惘的。姑娘的情绪和形象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或者说就是诗人的“镜相”。在连绵细雨中，他怀着痛苦而朦胧的“希望”，“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里。诗人的自我形象是孤独伤感的，是自恋的。但在那寂寥的雨巷里，却也寄寓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失望和痛苦的情绪。这首诗是戴望舒现代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具体表现为：（1）运用象征进行抒情。雨巷中的许多意象诸如“雨巷”“姑娘”“颓墙”等都富于象征意味。就是其中的情节——在雨天里遇到一个姑娘，并和她失之交臂的过程，也都具有象征意蕴。诗的意象既具有古典情调又具有现代性。（2）这首诗具有音乐美。作品音节优美，韵脚铿锵，每节压韵两到三次。运用复沓和重复的手法来强化全诗的音乐性。这首诗是戴望舒早期代表作，体现了戴望舒早期的艺术追求和所受到的新月派诗歌理论的影响。叶圣陶曾说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3）诗作意象具有中国古典的美又具有西方现代派的情韵。诗作中姑娘的形象和“哀而不伤”的诗风是纯粹中国传统美学具有神韵上的血缘关系；而其中的情感和意象的颓废，又具有西方现代派的特性。在这首诗中，戴望舒受法国象征派和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很深，从而刻意追求诗歌意象的朦胧。十四．《围城》欣赏作者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现代著名学者，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小说散文集《人·兽·鬼》。《围城》钱钟书小说代表作。《围城》是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钱钟书善于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精细入微地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无情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社会的荒凉。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命运变迁，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一代欧化知识分子的特征和命运，写出了一部现代中国的“儒林外史”。在这一群现代新儒的生活里，充满了情敌之间的争雄夺雌，同路人之间的互相折磨，婆媳妯娌之间的勃谿斗法，亲家之间的鄙夷挑剔……人情世态荒凉丑陋。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群新儒命运，不仅蕴含着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破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样的深刻思想命题，而且还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显示出作者对现代社会及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方鸿渐的一生始终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满足，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但处处有困境，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不仅是婚姻的“围城”，更是人生的“围城”社会的“围城”，“一无可进”，“一无可去”。小说以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处于封建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进退失据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怯懦，无情批判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荒凉。《围城》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成功塑造了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人物，方鸿渐形象是其中最丰满的一个。出身于江南某小县城一个传统守旧封建家庭的方鸿渐，正直善良，聪明幽默，但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既缺乏明确坚定的人生信念，又不懂得人情世态的炎凉。所以他极易受环境支配，被他人牵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他为满足岳父、父亲的虚荣心而买了一张假的博士文凭，但他并非真想当骗子，因此履历上不填得过博士学位。当他在三闾大学得知韩学愈借助同样的一张假文凭混了个教授兼系主任的地位时，便承受老实人吃亏和骗子被揭穿的双层痛苦。由于他的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和幼稚，他被鲍小姐引诱然后抛弃，被苏文纨羁縻然后报复，被孙柔嘉诓编然后驾驭，饱尝感情的折磨，他还屡遭同事暗算，卷进各种莫名其妙的派系斗争和扯不清的恩怨纠葛中，饱受炎凉世态的折磨。方鸿渐的一生始终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而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处处有困境，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不仅是婚姻的“围城”，更是人生的“围城”、社会的“围城”，这就是方鸿渐形象所凝结的人生思考。《围城》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刻画了人物的群像，且人物性格鲜明。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以主要人物方鸿渐进行串联，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情态和性格特征。（2）《儒林外史》式的结构样式。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写了众多的小故事，作品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3）出色的肖像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肖像描写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围城》的作者善于捕捉人物的外貌特征，以传神的笔法描绘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肖像。如对陆子潇的油头粉面、俗不可耐的形象特征的勾勒，就极为生动、形象。细腻而深刻的心理描写，也是构成这部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4）绝妙的讽刺。作者采用机智、幽默俏皮、夸张等重要艺术手段，使这部小说形成了绝妙的讽刺的艺术风格。假道学李梅亭“想吊膀子揩油”不着，反见那寡妇与男仆在胡搞，妒火中烧。小说写道：“李梅亭义愤填膺，背后咕了好一阵，‘男女有别，尊卑有分’。”比喻手法的运用，形成智者的幽默和反讽。诸如“绝对真理”“局部真理”“绝对理念”等比喻的运用。运用词语变异的手法，入根据“赔了夫人又折兵”，仿造了“赔了夫人又折朋”。为了讽刺买办的女儿，便称呼她为“你我他“小姐。显示了学者小说的特征。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此外，作品语言生动、机智，新鲜，比喻联翩而至，妙趣横生。十五．《边城》欣赏《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出身于行伍之家。创作丰富，有30多个小说集。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两个相互映照的世界：一是病态的城市，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这些主要揭示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病态，个性压抑和性压抑。二是表现湘西世界。如《神巫之爱》《边城》《萧萧》《长河》《丈夫》《柏子》等。代表作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边城》作于1934年。《边城》的中心人物是翠翠。《边城》是一曲充满爱和美的田园牧歌。翠翠俨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是一个刚刚脱离脱离儿童气的船家少女，一举一动带着稚气，体现了一种童贞美。她对爱情的渴望不是表现为强烈的追求，而是少女的朦胧向往，表现出山村少女的害羞矜持。她心灵美好，犹如一曲湘西边地的纯朴、天真的歌谣。通过翠翠的形象，通过作者所营构的古朴的意境，作者淡化了现实的黑暗与痛苦，讴歌了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和美的、人性的生活方式。建构一出健康、活泼而又不悖于人性的“小庙”。沈从文善于描写湘西边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山光水色，以构成其理想的人生形态。代表作《边城》即体现了这样一种审美追求。首先，小说通过翠翠的纯朴，渲染了一种强烈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翠翠的童贞纯情、害羞矜持却又始终不渝，与当时的时代女性形成了强烈反差。其次，小说描写了湘西边地特有风俗美和人情美，这种原始野性的风情和田园牧歌的情调淡化了社会矛盾；第三，小说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创造了一种诗化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空间。情绪的体操。小说是存在着情节性的，但是它把情节性埋藏在诗情画意之中。但，尽管作者淡化了翠翠爱情的失败的悲剧性和老艄公去世所带来的悲剧性，但悲哀的而充满无限期待的结尾实际上包涵着作者沈从文对传统的符合人性的农耕文明即将消失的无尽的隐忧。作品在艺术上，语言具有诗情画意；叙述平稳有节奏。十七．《小二黑结婚》欣赏《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小说代表作，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之作。赵树理（1906一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地摊文学家”。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由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了香案。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思想意义：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这主要表现在： (1) 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米烂了”“看看仙姑” ——泼、赖。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3）人物的类型化。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4）山西的地方特色。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十八．《王贵与李香香》欣赏《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的诗歌代表作，也是延安时期叙事诗的代表作。李季（1922一1980）河南唐河县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八路军部队工作。1942年冬回到延安。在这里，他读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年冬季，他自觉扎根于陕北“三边”同那里的人民“一起欢乐，一起忧愁，一起爱，一起憎恨”。在“三边”生活的五个年头里，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当代人”。作品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初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故事》题。发表在1946年夏的《三边报》上。同年9月，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它一出现便赢得了解放区军民的普遍重视和喜爱，被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文艺运动的胜利”自长诗传到国统区，也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普遍的好评，茅盾认为，长诗“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过分”。《王贵与李香香》在中国新诗发展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长诗塑造两个鲜明的农民的形象：王贵是一个受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有若深仇大恨。十三岁那年，眼睁睁地看着崔二爷逼租，父亲活活被打死，受尽了折磨，王贵成了地主家的放羊娃。这种非人生活，使他懂得了仇和恨：“别人的仇恨象座山，王贵的仇恨比天高”。“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子要报”，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是他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思想基础。王贵不畏强暴，坚定勇敢。他暗里参加了赤卫军鲁要地主阶级拚—拚。当他被抓后，被五花大绑，崔二爷对他软硬兼施，并用死来威胁他每但他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曰：“我个死了不要紧啻千万个勇汉后面跟”自满脸浑身血道道，皮破肉烂不忍看。王贵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王贵从自身的苦难经历出发，认识到只有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他暗地里铀赤卫军。在被抓后，仍坚定革命信心，认为大风迟早要吹灭地主阶级这盏灯二革命胜利后，他目光远大，胸怀宽广“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快马上路牛耕地，闹革命是咱自己的事。”“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过门三天安了家，游击队上报名啦。”王贵的爱人李香香是爱憎分明的农民的女儿。不仅外形美，而且精神也美。李香香同王贵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了忠贞不二的爱情。香香是身受压迫的农民，因此“由小就爱庄稼汉”，自觉地把个人的爱情与阶级的爱和恨联系在一起唱当王贵遭到地主崔二爷毒打时，她敢于冒着危险，黑夜里给游击队送信，从而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李香香与王贵一样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婚后的第三天，就支持王贵参加了游击队。李香香对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当她遭到地主崔二爷的种种迫害和侮辱时，不屈于威逼，不迷于利诱，愤怒地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连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明确他表达了长诗的主题。王贵与李香香是—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的形象。这是一首民歌体长篇叙事诗。它的叙事话语有三个叙事元素：爱情故事与复仇故事——“杀父深仇子要报”相结合，最终成为斗争故事。例如作品中虽然讲述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但是可以见到回避的痕迹，作者尽量把王贵和李香香的感情处理为“阶级兄妹”般的爱情。这样的基本的叙述模式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法制意识形态引导的产物。也是那一时期延安文艺创作的共同模式。长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信天游，是陕北地区的民歌曲式。其特点是：自由灵活，比兴丰富。表现力强，音乐性强。在长诗的创作中。作者大量吸收“信天游”的丰富营养，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信天游”一般是两句一节，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诗人采用“信天游”格式时，仍然是二句一节，但并非每节都是构成—个独立意思，而是数节才表达—种情感或一个独立意思，将几百节联缀成章，叙述一个长篇故事，既有叙事，又有抒情长诗较多运用民歌中的重复和比兴手法。比，比喻。运用自然。写物或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作比喻，增强诗歌形朋。兴，是触景抒情。唤起读者由此及被的联想，造成某种感性色彩或气氛。“山丹丹开花红皎皎，香香人材长得好”，此句比兴同一。“紫红犍牛自带耧，闹革命的心思人人有”，比兴不一，只兴不比。这样既有利故事的叙写与铺展，又使得形象生动活泼，主题突出鲜明。 诗篇语言朴素生动，句子大体整齐，每句一般三顿，韵一般是两句一韵，以多种押韵方法来加强节奏感，使诗歌韵律显得灵活多变，谐调动听。长诗广泛采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陕北农民口语，平白如话，通俗易懂“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语言中浓缩了内涵丰富的民间故事，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总之，长诗创造性地运用了民间的艺术形式，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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