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差异及保护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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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大蒜门是什么
周立波讽刺郭德纲档次太低跟大蒜似地自我标榜为咖啡
吃大蒜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芳香洒向人间。”“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的这段话,如今已经成为上海人口中的名言了,在上海工作的黄先生告诉记者:这句话在民间都成口头禅了,咖啡、大蒜算是两派人,说明谁和谁都相处不来。
记者昨日查看网络资料得知,当时周立波此话源于记者提问他是否愿意与郭德纲同台演出,对此他说:一个是吃大蒜的,一个是喝咖啡的。暗指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两人的表演风格并不一致,因而无法同台演出。
自此之后,媒体便向郭德纲抛出发问,但他对于此事始终采取不做回应的态度。
郭德纲新作回应大蒜论
前不久举行的郭德纲从艺二十周年系列演出中,老搭档郭德纲、于谦新作《你要高雅》首次登台演出。20多分钟的相声充满了嬉笑怒骂式的调侃,听起来像是篇相声杂文。其中一段对口调侃的雅俗论赢得观众连连掌声:有人说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说听交响乐高雅,听相声就低俗;听明星假唱高雅,看网络原创低俗;看人体艺术高雅,两口子讲黄色笑话低俗;喝咖啡高雅,吃大蒜低俗。高尔基先生教导我们说:去你奶奶的簪吧。记者查看《你要高雅》全文相声段子,在郭德纲的概念中,谈论人世的高雅低俗,不能从外在形式上判断,和俗分不开,喝着咖啡就着大蒜,秋水共长天一色。好多个高雅的人喷着香水我都能闻出人渣的味来。
《你要高雅》面世后,便有敏感的网友在论坛发帖,认定郭德纲有暗讽周立波的嫌疑,网友碧云潇潇兮就说:大蒜论是周立波提出来的,当时讲的是文化差异,郭德纲的字里行间感觉是在回嘴。记者昨日从北京同行处了解到,郭德纲口中一句去你奶奶的簪实际是脏话,不排除用在相声里有搞笑的成分,但总归是句脏话。

陶寰:保护断裂的上海话
2011030307:24东方网陶寰我要评论(2字号:T|T陶寰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为全国瞩目;作为吴语的新生代代表,上海话似乎并不招人喜欢。我不止一次听人抱怨:上海人总喜欢说上海话,感觉说上海话就意味着排外。可另一方面,却很少有人抱怨四川人说四川话,广东人说粤语,厦门人说闽南话,尽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后两者更难懂。更有甚者,称上海话不是真正的方言,或称上海话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些话出于专家教授之口,让人瞠目。
上海话的历史远出百年之外,只是一百五十年以前,上海话鲜为人知;一百五十年里它又经

历了太多变化。几千年前上海地区先人使用的“越语”,至今在上海话中仍能寻到痕迹。元代松江府建立后的权威方言松江话,是如今的上海话的最大来源。晚清时期苏州是吴地的中心城市,借着苏州评弹等形式,苏州话也渗入上海话中。最见上海话对外来文化包容程度的,可能是租界时期留下的不少“舶来品”,有一些后来还进入了普通话。比如“沙发”“巧克力”,这两个英文词当初用普通话翻译,大概会是另外一个样,只有用上海话说才能跟英语吻合无间。
上海话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这跟它是一座移民城市分不开。上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使上海话在这一区域影响力较大,但作为一种方言,其力量仍不足以抗衡普通话。
我曾在学校做了个调查,让上海学生用上海话读三个常用汉字:“摘”“岸”和“瓦”。结果惊人一致,“摘”读得像上海话的“斩”“岸”跟“暗”同音,“瓦”读成wǎ。这三个字的读音跟老上海话没有半点联系,都是从普通话“翻译”过来的。可见新上海人完全不知上海话该怎么说。可以预期,这几个音将会留存下去,成为以后“地道”的上海口音。也就是说,上海话在近一百五十年中,尽管受很多方言和语言影响,但血脉相连并未断绝,只是吸收了一些成分。普通话介入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上海话的传承,彻底改变了其面貌。
普通话对上海话的改变有几个方面,一是替换了很多说法,如“所以”替换了“介咾”“如果”替换了“假使”和“倘然”“一天”替换了“一日”“快到了”替换了“到快了”。二是压缩了上海话的使用领域,以前上海话是上海人交流的唯一工具,无论聊天还是读书都用上海话,现在上海话多用于家庭中、日常生活中,在公共场合,普通话显然更具优势。三是上海话的表达功能开始残缺,很多话非普通话不能表达,即便用上海话交流,一句话中也经常需要夹杂普通话。
可以说,上海话作为上海“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处于弱势地位——只能担当市民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的角色,在比较正式和重要的场合,它已失去了立足之地。这是因为,人们不自觉地选择一种显示较高社会地位的语言,进而导致原先社会地位较低的语言或方言进一步弱化,并最终被抛弃。政论文章、科技文章乃至报纸通稿,对方言的需求不大,而这些文章的写作者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语言也有最高的社会地位。一些方言词出现在正式文章中就会被当做“生造词”改掉。引车卖浆者流的方言最为鲜活,但因使用者社会地位低下,所以这些话不能登大雅之堂。
上海话的传播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劣势。一是,由于移民众多,上海文化的认同感并不很强。上海市民喜欢评弹、越剧,甚至有人喜欢京剧,但沪剧的影响力似乎只限于部分上海原居民。跟粤语、闽南话相比,上海话缺少附丽其上的文化产品,以致上海居民对上海话的忠诚度并不很高,跟四川人、广州人和厦门人对自己方言的忠诚度无法相比。
二是,上海话是上海人的名片,而上海人的形象也影响上海话的形象。开篇所说的外地人对上海话的偏见,本质上是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由此很多外地人对上海话、上海文化就更不感兴趣。最近,在“咖啡大蒜”论后,外界对上海人和上海话的负面看法恐怕更多。
学习语言需要适当的环境。上海话之所以断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儿童在上幼儿园之后,几乎脱离了上海话的环境,学校的影响持续到一个人成年。而自然语言学习无法通过学校教育完成,我们的英语学习不力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保护上海话最重要的是给上海人讲上海话的机会。除了上海家庭有意识教育孩子说上海话外,首先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加入上海话教育的内容。乡土的中国也是中国,可以开设一门乡土课程,一方面介绍上海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在课上使用上海话进行讲解、阅读和交流。
其次,增加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方言使用。不少地方的电视台都开播了方言新闻节目,节目反响意外热烈。据我所知,杭州的《阿六头说新闻》、宁波的方言新闻节目,年度收视率都是最高。可见广大市民都有使用方言、观看方言节目的需求。十分期待上海电视台的新闻坊节目能使用上海话。
另外,如果有资金支持,还可以设立方言传承馆、俱乐部等。邀请使用方言的名人和专家,用方言和人们座谈,并开设方言训练课程。愿意学的人都可以去学习方言。目前,民间也有一些自发创办的方言网站。
汉语方言是汉语的组成部分,也是汉语的财富,是汉语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标志。当年推广普通话,并不是“顺其自然”的行为,所以保护方言也不能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坐等其消亡。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生物保护和文物保护。没有谁在这两个问题上采用“顺其自然”的策略。另外,美国就是一个没有官方语言、没有“普通话”的国家,方言会导致交际障碍一说恐怕也不能成立。
对大多数人来说,语言是工具,我们都能感到语言统一的好处,而少有人想到语言单一的坏处。倘若方言消亡,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带来交际便利,但它给汉语和中国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许远大于这种便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保护濒危语言、保护方言,是为了维护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跟生物丧失多样性一样,语言一旦丧失了多样性,也会退化。
比如,普通话现在的活力就不如解放前,因为那时的包容性很大。方言中往往有一些普通话没有的、传神的说法,“尴尬”是吴语很早之前输入普通话的,否则北京话要表达“尴尬”的概念,就只能说“窘”。但如今不能进入普通话,就不能被吸收利用。近年来,赵本山的小品倒是给普通话送去了一些东北话,比如“忽悠”。忽悠就是比骗、欺骗更有味道。转播到微博争当转播第一人我要评论(2相关阅读:·魏英杰:方言之争须厘清三对关系2010.09.20·程乃珊:爱一座城市,就爱这里的方言2010.08.17
魏英杰:方言之争须厘清三对关系
2010092007:28青年时报我要评论(0字号:T|T
到城市里来的人多了,要么讲普通话,要么讲其他方言,面对这番情景,难免有人会有所感叹:方言危矣!可这其实是一种错觉魏英杰

方言之争不时见诸报端,“保护上海话”、“保护广州话”等话题都曾引起过激烈讨论。在我眼里,这更像一场茶杯里的风暴。别的不说,这些方言并未濒临灭绝,“保护”云云从何说起?
就本质而言,要看清楚方言之争,先得厘清如下几对关系:
一是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的关系。国家话语指的是全国推行的普通话,但又不仅限于此。普通话的规范及推广过程中,隐含着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而这很容易被看成是对地方文化自主性构成威胁和压制的一种“文化霸权”。许多人力挺方言,除了感觉到方言地位堪忧,实际上还是出于维护本地文化,以及对“文化霸权”地位的反感和挑战。
二是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处于地方文化中心位置的各大城市纷纷成为语言文化的大熔炉。走在大街上,如果仔细聆听的话,便可以领略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地方的语言。这是现代化生活的日常景象。这些外来文化,势必同样对本地文化形成压力,让热爱方言的人士忧心忡忡,觉本地方言岌岌可危。
三是,语言歧视与文化平等的关系。在上述情形下,所谓“保护方言”、“复兴方言”,无非是为本地方言争取和国家话语平等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分强调本地方言,却又可能对外来文化群体构成语言歧视。很简单,如果把电视台看作公共平台,而电视节目清一色又是方言的话,这在外来人口看来,难免会产生一种被排斥感。
经由上述分析,如何看待方言之争也便不难把握。简单讲,本地方言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处于弱势地位,而相对于其他方言来说则又居于强势位置。因此在这问题上,理应信守多元化的文化理念,既要推广普通话,也要维护本地方言,同时还应尊重外来方言。特别应当承认一点,普通话固然在方言面前是一种强势文化,但在今天城市里南腔北调、五方杂处的文化格局下,用普通话进行沟通交流反倒不失为一个平等途径。
这么再来看最近杭州一小学开设杭州话课堂的事情,其利弊也就一目了然。说白了,这和保护方言搭不上什么边,而更多是本地方言被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挤压,文化优势感有所丧失后的一种自觉反应。到城市里来的人多了,要么讲普通话,要么讲其他方言,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圈子和团体,虽然讲本地方言的可能还占大多数,但是面对这番情景,难免有人会有所感叹:方言危矣!可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从现实来说,方言依然活泼有力,绝无消失迹象。从历史来看,语言从来都是在变化和糅合的进程之中,而城市化必然加快这一趋势,谁也无法阻止。而从方言自身的地域流行来看,杭州话到了萧山就有所不同了,你想究竟保护哪种杭州话?所以,方言不仅不需要保护,就是想保护,恐怕也无从下手。
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校里开设方言课堂,这还可能对文化多元化及其开放性有所损害。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来自四面八方,单纯强调和学习一种方言,这实际

上有违教育平等理念,并非什么公平之举。当然,这么做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同时给那些乐意通过语言途径融入本地的学生提供学习上的便利。(青年时报
程乃珊:爱一座城市,就爱这里的方言
2010081707:41瞭望东方周刊程乃珊我要评论(6字号:T|T
程乃珊著名女作家
若你选择这个城市,却不会讲这里的方言,犹如你爱上一个人,却读不懂他(的内心世界,要融入其中,谈其何易
中国地大物博,方言自然大相径庭。辛亥革命首届国会大会通过以北京口音为基础的语言为国语。从此南腔北调有了规范统一的语言。据史载,大会有过剧烈争论,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先驱多为广东人,革命成功后通常都为政体中的实力派,是次会上几乎一面倒要以粤语为国语,多亏孙中山深明大义---有九音发声的粤语要向全国推广难度有多高!他力排众议,说服众人跳出狭隘的地方观念,最后以一票之差,确立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
与今日普通话相比,国语带更浓郁的北京口音,故老上海也称国语为“京片子”。老上海人很少讲得一口标准的京片子。1949年之后,大批讲北方话的南下干部来到上海。幸亏有了国语(当时尚不称普通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一起”的民众可以方便交流了。想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新旧政权的交接接管、配合解放军维持治安⋯⋯哪一样不需要国语?
语言的功用远不只是作为沟通工具那样简单,承载着时代人文的折射和价值走向:新中国诞生之际,上海青年学生包括厂企积极跟上时代步伐的积极分子都拗着舌头认真讲国语,特别有些新名词如“基本上”、“客观上”、“务虚”、“自我批评”等在上海方言中还真找不到!当时一身蓝布装一口国语,是积极上进的进步青年的象征,新中国青年最时尚的表现。一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女特务曲曼丽,为冒充爱国学生,一身白衬衫蓝布工装裤白帆布鞋,她当然讲国语,否则如何与好八连战士对话?此银幕形象是有历史依据的。
50年代以后,上海人已习惯了一讲到新名词就要用普通话,在单位里也要讲普通话以示正规,以致上海人之间一旦讲普通话,就显得十分严肃,坊间戏称为“开国语”、“打官腔”。那时上海人上班上学讲普通话,在家邻里亲友间讲上海话。
讲普通话是为了沟通交流,讲方言,则是本土文化的集体回忆,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源泉,是我们的文化之根。遗憾的是,今天的上海人,让孩子六岁学英文,

小学最好能上外语学院附属的学校,中学送孩子上强化英语口语班,一心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唯独不担心,今天孩子们已不大会讲上海话了!固然,这不会影响孩子升学考分,也不妨碍将来进大公司大企业,但是,如同大桥桥基的沙土在悄悄流失,文化传承的神髓日显单薄了。
如今上海人的地方戏曲不仅演员青黄不接,连观众也后继无人,这与当今年轻一代不会讲沪语密切有关。随着上海户籍的开放,全国各地人才都涌入上海,充实着海派文化。然如若我们的乡土文化基础不够扎实,包括我们开始淡忘了世世代代都在讲用的上海方言,海派中缺乏了那个“海”字,海派文化还剩下了什么?
无可否认,语言歧视肯定有。一是出于本能的排他性,源自远古时期人类的自我保护。而方言,是识别异己的最清晰的标记。另外,当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呈强势时,该地区的方言就更易为人接受甚至仿效:如同旧时上海话,都会带几丝苏州口音;而来自相对贫困地区的方言在他乡更易遭口音歧视,如老上海对苏北口音的歧视。包括改革开放前的香港,对操普通话的内地人也十分歧视,唯独对讲上海话的不敢怠慢,那是因为40年代末南下的上海人多非富则贵,一度在港式粤语中,“上海人”就是有见识有铜钿的潜台词。即便如是,向来自恃甚高的上海人移居香港后,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生存,为了融入新环境,不得不拗着舌头学广东话。
改革开放后,内地人财大气粗,操普通话的成为香港旅游业最大的客源。少香港白领工余苦学“刨冬瓜”(普通话为应付越来越多与内地的交往和沟通⋯⋯不过,内地新移民若要融入香港社会,还得努力学习粤语。
同样的道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以普通话沟通不成问题,但若你选择这个城市,却不会讲这里的方言,犹如你爱上一个人,却读不懂他(的内心世界,要融入其中,谈其何易!■
刘敏:国语与方言之争的背后
2010072109:02汉网-长江日报刘敏我要评论(18字号:T|T
刘敏评论员
7月以来,广州市有一场关于粤语存废的全民大讨论。
事情缘起于一份政协提案:广州市政协75日向市长提交报告,建议广州电视台将普通话作为主要频道的基本播音用语,理由是创造亚运会软环境,并利于广州电视上卫星,从而更好地宣传广州、推广广州。
在广州许多本土人士看来,改普意为打压粤语方言、挑衅粤人文化底线。协建议因此遭到绝大多数市民的反对,全民大讨论由是而起。

此事发生在广州,所以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与垃圾焚烧厂建址等地方事件相比,此事在广州以外几乎没有引起舆论反响。这种舆论“冷漠”可以理解,因为武汉人、上海人不可能使用粤语,却都可能面临垃圾焚烧厂问题。
这场讨论有个口号叫“粤语在,广州在”,坚守捍卫之意溢于言表,亦不无激越悲壮之情。哪怕将其延伸为“粤语在,广东在”,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国家体系内部的公民运动,与历史上曾有过的“保文保种”话语完全是两码事,与所谓国家统一问题根本毫不相干。
倘有起码的理性和清醒,就该明白,粤语不会亡,吴侬软语不会亡,湘言、赣言、鄂言都不会亡,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普通话与地方方言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历史上,除了那些异族、异国入侵和殖民的时刻,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什么紧要攸关的事情。
因此,人们不免发问,广州人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推广普通话是国策,今已逾50年;在各类机构,将普通话作为基本用语,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为什么独独粤人坐不住了,要掀起这么大的波浪?问题恰恰在这里。
推广普通话当然是国策,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国家统一性意志的表达,除了个别地区,说普通话、写简体字在全国都不允许有例外。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容易无条件地接受统一意志,认可统一意志天然地具有道德合法性与历史正当性。比如说,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一种统一性的国家意志。我们的课本里只讲它的好处和历史必然性,那么时人有没有怀疑、有没有不同声音、有没有意志正当性的充分讨论与证明?是此类古文献散失无存了,还是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不否认普通话的实际效用,无国语、方言林立,实不利于国民的交流。然而,效用并不能为统一意志的正当性提供担保。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哪一种统一意志不罗列效用,作出幸福的承诺。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任何统一意志,不论它以国家名义还是以别的名义,其正当性都不是不言自明、不容辩驳的。对统一意志的持续不断的怀疑、反驳与抗争反而是正当的,理当容许与宽容,这亦是民主开放社会的重要标志。
国家意志的推行也好,政协提案建议也好,最终都有赖于政府权力。我相信,粤人舆论反弹,主要不是针对提案人,也不是要限制政协委员的建议表达权,是对有能力将提案变成决策的政府权力的担心,担心权力不与民商量、一意孤行,于是民间便借提案本身主动设置公共议题,开启公共讨论空间,将习惯于封闭运作的权力拉回到谈判桌前。
有些公共事务,从动议到决策再到施行,不予民闻,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结果。什么事情可以公开讨论,什么事情不能公开讨论,民众没有决定权。像方言这类并非“兹事体大”的事情,公众媒体可以连续发表甚至是激烈的看法,倘若换作别事,人们又往往见到外地可以言说、本地万马齐喑的奇怪场面。

在我看来,这是普、粤之争这一地方性事件的另一层普遍意义之所在。
普通话与方言之争的权力隐喻
http://view.QQ.com2009072707:42文新传媒羽戈我要评论(351
羽戈
近日,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表示,目前,大量使用方言拍摄电视剧的数量有所增加,其中一些剧目存在使用方言失度、过滥的现象,这种制作倾向不符合国家推广普通话的一贯精神。他强调,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也要使用普通话。
据此要求,许多电视剧要重新回锅配音。这当中就有建国60周年献礼剧《决战南京》剧中领袖们的方言配音将通通换成普通话。据报道,重新配音让剧组损失约30万元。
像我这种极少看国产电视剧的人,都晓得《武林外传》里的佟湘玉说话带有浓重的陕西口音;《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则一口河南腔,以至于我一直误以为许的扮演者王宝强是河南人;《我的团长我的团》简直是各地方言的大杂烩;近期热播的《我的兄弟叫顺溜》里,三营长说的是湖北方言,顺溜那口普通话更称不上标准。如果它们晚出一段时间,不正像《决战南京》一样,撞在了刀口之上?
方言电视剧的风生水起,以及方言在地方电视节目当中的大行其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背后的缘由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喉咙,只发出一种声音,其话语自然是代表中央权威的普通话;等到各个地方都有了发言的欲望和声道,而且主要是说给地方人民听,方言便会复苏,重新展开对普通话话语的反抗。中国改革开放的要义之一,即是让各个地方自己发声,同时聆听、接纳外来的声响。声音和话语的多元化,指向文化和权力的多元化。这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可以联系普通话的推广史来解析这一问题。新中国曾开会投票表决以哪一种方言为普通话的话语背景,最后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据说四川话仅仅

以一票之差落败。
我对这则传闻颇表示怀疑。如果中国不是定都北京而是南京,我们今天说普通话,大概是一口苏北口音(民国时期孙中山还尝试以广东话为国语呢)普通话的诞生正如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的统一,实质上意味着一种中央权威的确立,它的推广乃是中央对地方的同化与支配。与此相应,如果普通话受到了方言的威胁和挑战,很可能暗示地方对中央的分化。
中央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自然要在某些领域禁止方言的过度流行;却也不能过分打压,假如方言濒临灭绝,普通话就丧失了参照物,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正好折射了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它所呈现的不是中央权威的如臂使指,而是一元化的文化和权力的无孔不入。
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一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然不必是东风压倒西风,当然不必是相忘于江湖,而可以是相濡以沫,相辅相成。话语如是,电视剧亦如是。尽管方言剧数量有飙升的劲头,普通话电视剧仍占据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何必担心前者抢班夺权?与其对方言剧搞一刀切,还不如交给市场经济进行优胜劣汰。很容易想像,有多少东北人会喜欢观看闽南语的电视剧?
所以说,以普通话为由头限制乃至禁止方言剧,连对症下药都算不上,压根就未诊明症结所在。电视剧里的方言失度、过滥,并不是可怕的疾病,让那些本来应该操一口湖南方言、四川方言的领袖人物说起标准的普通话,才值得我们深思: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到底有多么紧迫,竟然可以篡改历史深处的乡音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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