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是一句俗语，意思是自己不出钱而坐上他人的车并由此达到自己方便的目的。也泛指一切自己不付出而坐享他人之利的行为。1965年，美国教授曼瑟尔·奥尔森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首先从理论上对“搭便车”现象进行系统研究。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对此，奥尔森专门研究了罢工行为。他说，工人们为了增加工资而奋起罢工。有人积极组织甚至成为这种行动的领导者，有人积极参加成为这种运动的中坚力量，另外有些人却徘徊、观望直到胜利在望时才加入这种行动，也有些人虽然加入了行动却始终没有出力，等等。后来，罢工胜利了，工人们获得了加薪。加薪作为这种罢工的胜利成果，当然是全体参加者集体行动的公共产品。在奥尔森看来，凡是参加这种集体行动的成员都可以而且应该享受这种公共产品，在分享这种集体行动的公共产品时，那些出力甚少甚至根本没有出力的工人都可以而且应该享受加薪的胜利成果。但问题在于，参加罢工这种集体行动的成员有人出力多些，有人出力少些，有人甚至根本没出力。可是在享受公共产品时这些没有为集体行动“付出成本”的成员不仅也享受了一份，甚至他享受到与那些出力多的成员同等的待遇，即他获得了与那些出力多的成员同等的加薪机会和成果。这就出现了所谓“搭便车”。那些出力甚少甚至根本没有出力的工人为什么要搭便车呢？或者说他为什么对于这种不出力而享受公共产品的行为安之若素丝毫不感到愧疚或不安呢？奥尔森认为，这是由于人的自私本性所决定的。在奥尔森看来，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单独生活的，是完全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个体，因而必不可免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分享罢工胜利而加薪的集体成果或公共产品时，每个人都会自觉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自觉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种自私性，他在这种集体行动中必不可免地成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搭便车正是其经济人本性使然。
就像奥尔森本人所说“尽管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但这一研究所作出的结论不仅是对经济学家是有用的，而且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同样有用。”
生活中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例如，厂家就经常采用此策略，一些弱势产品跟进强势产品，借力“铺货”，最大限度地减少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阻力，使新产品快速抵达渠道的终端，从而尽快与消费者见面。传媒市场上也存在搭便车的例子：比如，一部《穿越时空的爱恋》电视剧的高收视率，各种穿越剧便接踵而至，从《寻秦记》到《神话》，从《宫心锁玉》到《步步惊心》，一部部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和小说便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中；再如，歌手海鸣威就借助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名著所具有的影响力，创作《老人与海》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并凭借其获第六届劲歌王颁奖典礼暨第六届全球华人乐坛年度总选颁奖典礼“最具潜质歌手”。
搭便车行为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古代有，现代更甚。这样的行为如果泛滥成一种社会现象，就会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危害。那么，如何消除搭便车行为呢？在奥尔森看来，必须在集体行动中或者说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实行相互作用的两种“激励”：一种是“集体性激励”，即通过各种积极办法激励全体成员竭尽全力地参加这种集体行动，并由此而使他们共同分享这种公共产品。比如，通过各种办法使工人们完全明白这种罢工对于自己利益的厉害关系，并由此而消除一切徘徊、观望尤其是参加而不出力的行为。另一种是“选择性激励”，即通过各种办法使全体成员明白，如果你不参加或不能积极参加这种集体行动，你将不能得到或者失去这种公共产品的分享。
奥尔森的理论合理地解释了滥竽充数的搭便车行为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消除这些行为的途径和方法。准确理解和完善搭便车理论，最大可能地消除搭便车行为，是我们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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