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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宗旨归处

发布时间：2016-10-25 22:33:3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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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唐文化的一个缩影便是长安文化，李白与王维都曾接近过这个文化区。后世多以李白为盛唐代表，而在唐朝却奉王维为“天下文宗”，这种接受现象的差异可从王维与李白对长安文化区有着不同的适应度和不同的体现程度来加以分析。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是最受重视的三种诗歌，通过对二人的三种诗歌的对比可以进一步挖掘王维被称为“天下文宗”的原因。

　　关键词：盛唐;长安文化;王维;李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54-005

　　盛世唐朝，诗坛万千气象，常为人道者自然是双子巨星――李白、杜甫，在诗的意义上，有唐一代能与此二子成鼎足之势的大概只有一个王维了。若将王维与前两者相比较，则可发现王维与李白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他们都曾凭借文才接近过长安这一盛唐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在当世便名扬天下;他们都精通音律，都喜好山水，等等。

　　后世谈及盛唐气象，常以李白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在唐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似乎更能被称为是唐音的正宗。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1]494。当朝统治者的评价虽不能作为对诗人艺术成就的盖棺定论，但至少可以反应出统治者的喜好对当时当地的文学审美取向的影响。

　　一、盛唐气象与长安文化区

　　通常所谓的“盛唐”是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2―756），这是唐代社会高度繁华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期，“盛唐气象”则是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概括。宋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253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诗论虽也对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多有论及，但并没有明确地将“盛唐气象”作为专有名词列出，直到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始有较为完整精确的定义，在该文中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他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3]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作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盛唐景象的一个浓缩。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4]在这里，陈先生将长安视为一个文化区域主要是为了与胡族相对比，侧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将其借鉴到文学史上也未尝不可。

　　在文学意义上，长安文化的核心和主导自然是其中的皇室贵族，因此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的意味。“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长安文化作为唐代的一种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在与唐代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唐代文人一般都怀有强烈的用世心理，走向长安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5]在长安，物质层面的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涉及生活中的升迁、贬谪、送别、交友、节序活动等民俗方面。唐朝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长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含有高朗开阔的意味，而在不同皇帝执政期间，长安文化的侧重又有所不同。

　　唐太宗尊儒崇文，推行仁政，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在高宗、武后执政时则“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造成了官员的才德不相配。到了玄宗时期，崇儒又成为了长安乃至全国的风尚。此时长安文化区对儒的崇尚不仅是帝王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举措，也是文人官员群体对于儒家道德品质的强调。出于政治目的之尚儒投射到了长安的文人群体中，形成了对于儒者风范之文士的推崇，王维便适时地得到了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接受。

　　唐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备至能够有力地说明王维在长安文化区中的被接受程度很高，而这其中，代宗本人深受长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期待视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代宗的少年时期，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时常出入于皇室门庭，少年代宗便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困苦不堪，不复当年辉煌，在文学方面他自然会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多有追思。“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6]这不仅是代宗个人作为普通读者对王维的追忆，更是他作为长安文化区中心的特殊读者对官员在个人层面的要求的体现。

　　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汇集到了长安，王维便在其中。科举制度令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学士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即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考核。经学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表示唐朝统治者相当看重从官文人的儒家道德修养，要求文人不仅要具有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人格，更要有“扬于王庭，敷以政事”的忠国之心和进取精神。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从政之路，也从此进入了长安文化区，并逐渐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

　　二、悠游贵族之王维与自由散人之李白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也是政治的核心和主导，即握有政治大权的皇室贵族，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1]494-495，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也点明了王维诗歌被皇室看中的特质。

　　唐朝文学有承六朝余绪之处也有复汉魏之古的诉求，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形式的高雅化，二是内容的实质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雄壮浑厚和积极向上的气韵。长安对于广大文人士子有着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也让长安文化区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舞台，而在以长安为背景的情况下，精密雅致的宫廷文学更加符合皇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长安文化中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是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进则表现为追求事功的边塞诗，退则表现为含隐逸意的山水田园诗。　　《新唐书?文艺传》有云：“侍以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将王维归类于“酬奉”之诗人，可见王维的应制酬奉之作影响深远。初唐的应制诗多阿谀逢迎之色，谄媚无骨，缺乏生机。到了王维笔下，应制诗气象遂为之一变。王维的应制诗现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7]王维虽仕途多有曲折，但几乎一直处于在朝为官的状态，其士大夫官僚的身份没有改变，故应制唱酬诗的创作是与其身份阶层相结合的。同时王维的宫廷经验较为丰富，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常有来往，在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创作中，王维无疑有着远超李白等同代诗人的优势：于王维而言，应制诗并非纯粹是为奉诏而写，也是他对自身悠游贵族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因此，王维的应制诗虽然有着意修饰的精美外表，但其厚重富足的实质性之内在更为难得，故发而为诗绝非那些虚有其表的宫廷式雕饰的应制之作所能比拟。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对王维应制诗评价道：“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这种雄整高华、精密雅致正是长安文化所欣赏的风格特征。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应制》一诗：“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1]173此诗以壮阔的渭水、黄山开篇，高朗的背景下辅以柔雅的柳树花丛，在一片伟阔明澈中，帝城宫阙傲视着和风细雨中的万户人家，雍容气派之后缀以规劝之句，承袭诗教的温柔敦厚，令全诗气格顿高。黄生《唐诗摘钞》评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这种恬淡富足的气象正合于长安文化的主流。

　　李白虽也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其职位仅为翰林供奉，相当于陪同皇帝宴游的词臣，虽可进出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身份与王维等正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8]李白由民间入宫廷，加之本身又是极为天纵骄才的狂士，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以贵族为中心的长安文化了。故此，李白的应制诗不仅为数不多，而且缺乏足够的内在情感的支撑。对于李白，从诏而作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取悦君王，而他对于帝王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度也仅是旁观而已，因此他更注重对诗歌外在形式的锤炼，较少对这类诗歌的内容进行甄别和雕琢，导致其应制诗有形大于质的嫌疑。且由于李白的身份定位便是“皇帝侍文”，故其诗中虽有谲谏之意也难以被君王重视。李白诗中最著名的应制诗应是《清平调》三首，而这组诗的成名在更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有的应制诗的背景，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形式。

　　长安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追求，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军赴边，“军谋宏远”在唐代科举中是与选拔政治人才并列的一科。王维与李白的边塞诗均有三十多首，其中都掺杂着建功报国的壮志和对戍边生活的种种思索。

　　曾有人这样定位王维的边塞诗“不仅为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整个盛唐边塞诗派奠定了基础”[9]，可以说这些边塞诗是真正奠定其开天诗坛核心地位之作。王维自少年时期就有不少堪登大雅的边塞诗，根据其诗题下自注年代来看，他在十九岁已作成《李陵咏》，在二十一岁已作成《燕支行》。彼时正当王维少年英豪、意气风发，也正是开元盛世的初期，这些早期的作品正切合了盛唐初期长安文化中昂扬豪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王维早期的诗歌与同代诗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即充满着为国效力、乐观进取的基调，这是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入世理想的体现。纵观王维一生，确实未曾真正脱离官场，可以说王维少年的入世精神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大指向标。王维早期的边塞诗表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这种青春气息让王维更加贴近盛唐长安的脉搏。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王维有着在37岁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在凉州切身实地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的经历，其边塞诗开始逐渐褪去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现实，有了对不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在抒发不满的诗篇中，王维仍抱有一颗矢志效国的心，在《老将行》篇末有云：“愿得弯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1]93正是由于如此这般地心系朝廷，王维的边塞诗才能很好地引起长安文化区之人的共鸣，从而成为长安文化的代表。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其早年作品与王维少年之作有不少相近之处，都洋溢着勃勃的生气。从《白马篇》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理想轨迹是：“任侠一从军一功成一身退”[7]，其与王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后期。李白的“功成身退”理想主要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的边塞诗必然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不能够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从现实经历来讲，不同于王维曾以官职深入边塞，李白对于边塞生活的实际体验是在“赐金放还”后以一介散人的身份到了河北蓟门，是通过与边塞的平民百姓接触来感受塞外之苦的。因此李白对于边塞理解的深化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后期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云：“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10]93-94这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便使得他站在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此时的他距离长安文化区只能是越来越远。

　　自魏晋文人发觉了山水中休憩情思之妙，山水诗逐渐进入一种审美自觉的范围，到唐朝之时，山水诗已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局面。唐朝山水诗已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模式，诗人往往寄情山水，寻求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享受。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在长安文化中，山林意味着政务之余的放松，是仕宦文人在追求事功的同时能够不失自己高洁本性的去处，同时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因此畅游山林也就蔚然成风。王维的山水诗不染尘烟、物我两忘，禅宗意味浓厚，是一种悟道的表现。在禅宗的熏陶下，“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11]《山居秋暝》是王维居于辋川时所作，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162诗中描摹景象几乎全用白描手法，以实景传达意会之味，将己心化入山水，无所求而有所遇，在动静相生中蕴含着永恒意蕴。王维的山水诗有“无我之境”的意境，似是游离景象之外却又无景不情。此诗尾联点出主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62-163，由禅入世，回归现实，引出有着放逐心灵的诉求的主体――“王孙”，说出了长安文化区中官员们的心声。王维一生在官，他闲入山林除了含有对官场的无奈，也有着一丝士大夫从容优游的风采，故其山水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观照，从而传达恬淡明净的心境，这种中庸平和的风格也正是长安文化所看重的儒者高雅。　　李白一生甚为自傲，对自己的政治期望也很高，偏又不得朝廷所用，主客观的矛盾激化了诗人的情绪，故其山水诗漫篇皆是浓郁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李白亲近山水有一种傲世放达的情绪在里面，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李白早期作品中也不乏与王维诗有着相似意境的冲淡之作，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便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10]918的平和静谧;但更多是以景写人，通过对现实景物的夸张化描写来表现诗人耿介狷狂的自我形象，如《游泰山六首》中有云：“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10]787、“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10]788。遭遇政治失意后，李白思想中追求自由、遗世独立的成分开始与山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融合。李白自幼崇尚访道问仙，在赐金放还后更是于齐州紫微宫正式入道，道家思想中的“逍遥游”对其影响甚大，李白的山水诗中充盈着一股潇洒之气，凸显出一个超越凡俗、追求自由的主体形象，而这种对自我的强调有失中和，太过飘逸傲岸的诗歌是被排斥在长安主流文化之外的。

　　综上，在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三方面，王维都适当地体现出一个平淡适意的优游贵族的形象，而李白却时时展现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山野散人的形象。对于长安文化来说，王维的中正平和更加符合上层贵族对于文人的要求，而李白只能在较平民的阶层获得好感。

　　王维与李白在诗歌风格与待人处事上的分野，归纳来说，大致在于王维思想中的客观性较强，而李白更多的突出了主观性。王维偏于客观，作诗常含蓄，并非和盘托出，只是作一开端，引起观者情思。李白偏于主观，观其诗常有大江奔流之气魄，将情感抒发到极致。究其原因，王维深于佛理，作风静穆，在作诗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我意识过滤掉了;王维的诗歌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这种妙悟也多源于禅宗“顿悟说”的影响。而李白深受道教影响，其人其诗都有着追求自由的狂热，更讲求情感的喷发和纾解，自我的表达是贯穿诗句之线。

　　三、当世对王维、李白的接受

　　王维（公元701―761）、李白（公元701―762）生卒年十分相近，这里的当世是指对王维、李白而言的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现拟从现存的这段时期的唐人选唐诗选本来比较王维、李白的接受差异。当世选本有5种，分别是“芮挺章之《国秀集》，殷?[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9]。这些选本中对王维、李白诗作的收录情况如下表所示：

　　《国秀集》编于天宝年间，编者芮挺章是国子监中太学生，多选可以入乐的应制奉和之诗，选诗标准是“风流婉丽”，这本选集是长安文化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王维的诗作音韵和谐，属对工整，其应制诗更是体制规范之作，故有7首被编入。而李白长于古体诗，此书未录其诗。《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14―753）间24家共230首诗，编者殷?[既重风骨又尚声律，此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选本，王维、李白在入选诗作的数目上相差并不大。“王维诗的数量尽管不占榜首，但殷?[在集前《叙》文云：‘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可知殷?[最推重的诗人还是王维。在关于王维的‘评语’里又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9]可见风骨秀雅的王维更中诗选家之意。《中兴间气集》主要选取中晚唐诗人，王维、李白皆未入选。但编者高仲武在《自序》中说其选诗标准乃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其选取的诗人多是受王维秀雅诗风之影响，高仲武在诗人评语中也常以王维为典范规式来衡量诗人成就，可见其对王维的重视。《极玄集》编于中唐，编者姚合多选取大历诗人，盛唐仅有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之诗被列在卷首，故可见王维远较李白等同代人更得中唐之人的服膺。《又玄集》是晚唐诗人韦庄所编，收录了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自序：“但掇其清词丽句”，追求风格清婉，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韦庄选集的立足点是唐朝总体的诗歌走向，故王维与李白的地位在他眼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