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7-30 17:13:00 ] 作者：成竹 云菊 编辑：凌月仙仙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前。《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2]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色文字，都是为了“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8卷，进书表这样写：“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3]《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攽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牅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 修——范祖禹、刘恕、刘攽，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攽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攽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編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12]
关于《考异》30卷，进书表如此说：“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30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13]30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4]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5]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16]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17]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作者、卷数。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18]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19]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传》）、葛洪《西京杂记》等数种。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汉书》而舍《汉纪》。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两晋史以《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与沈约《宋书》参校。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考异》引书约占全部引书的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23卷，文字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2500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五代时期，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20]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21]，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2]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编年记述1362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5卷 秦纪（前255－前207）3卷
汉纪（前206－219）60卷 魏纪（220－264）10卷
晋纪（265－419）40卷 宋纪（420－478）16卷
齐纪（479－501）10卷 梁纪（502－556）22卷
陈纪（557－588）10卷 隋纪（589－617）8卷
唐纪（618－906）81卷 后梁纪（907－922）6卷
后唐纪（923－935）8卷 后晋纪（936－946）6卷
后汉纪（947－950）4卷 后周纪（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24]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25]司马光特别在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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