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新军入驻中国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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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作代会11月25日在北京落幕，在当日公布的第八届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80后”作家张悦然等位列其中，“80后”作家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介绍张悦然、霍艳、唐家三少等20多人进入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80后”与作协互相走进、交流和沟通，这些有锐气新意的年轻人带来新鲜血液，文学的代际传承润物无声，事实上也是为今后的承担做准备。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些年轻人的视野是开阔的，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见识，有引领风尚的朝气。”
在“80后”踊跃加入作协的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群体的第一大民间组织，作协本身又是什么情形？正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近几年，有关作协的争议越来越多，尤其在山西作家李锐退出中国作协、辽宁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等事件之后，作协曾经的神圣感与体制特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慢慢淡化。
2010年底，49岁的女作家铁凝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这样阐释作协的功能：“作协其实是一个群众团体。作家协会不可能担负替作家写作的职能，也没有作家需要作家协会替他写作。当然它可以有个倡导，也希望有些作家能够关心国家正在发生的大事，但不是强迫的。……它确实不是权力机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个作家协会有什么权力。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更好地行使权力，那这个权力是什么呢？就是服务。如果作家协会不为作家服务，确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就“80后”作家进作协这个话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和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陈村谈了自己的观点。
陆天明：
当官会“葬送”伟大的作家
我非常赞成作协吸收“80后”作家，他们绝对是中国文学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一定会长大，会成熟，会挑起重担。“50后”、“60后”出现的时候不也曾经幼稚过吗?中国文学肯定有一天是属于“80后”的。大势所趋。
但同时我认为，具体到“80后”的每一个个人是否有资格加入作协，这一点是需要讨论的。比如郭敬明，我个人就不赞同他成为作协会员。他前后爆出两次抄袭事件，法院都已经判他抄袭了，他还硬着脖子不道歉，这是基本的道德问题。就算要团结“80后”，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底线，只看知名度和市场效益。我觉得我能站在一个更客观的立场来评价作协。因为我从未拿过作协一分钱工资，虽然我是主席团成员，但除了每年开两次会，基本不参加任何作协的活动。我认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作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一直努力起着政治家与文学家之间的桥梁作用，并给更多业余作者和年轻作家以关怀和帮助。它或多或少为作家们做了好事，以我自己出席它某些高层活动时得到的直接印象而论，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在很真心地考虑能为作家们做些什么。我请一些朋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体制里，如果没有作协，谁还能来这样为作家们服务？
作协每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都不一样，有的班子认为应该明确地在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中提倡点什么，反对点什么；有的则认为最重要是做好团结工作，维护作家群体的稳定和谐。后者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反对有所提倡，才能让作协更好地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使命和文学使命。现在恰恰是太宽容了。你看它什么时候发过批评？作协养的理论家也不怎么说话了，要说也都是好话。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好婆婆的样子，好得要蹲下去给你洗脚。我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现在都应该多说些该说的话，无论对上还是对下。
许多人对作协的意见，集中在如何减少衙门色彩上。但说到底，作协毕竟还是一个行政机构，有党委派的领导班子，有一大摊工作人员和“等因奉此”的办事程序。这些工作人员也得有评职称、定级别、找福利等其他公务员都有的要求，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有一点衙门色彩，我觉得不必过于计较。目前可能还是免不了的。
但现在作协的一大问题是，多年来它把上上下下一大批最优秀的作家变成了各级作协的“官员”，我敢说这些人有90%在当官之后的创作质量不如当官前了，个别的甚至都写不出东西了。这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你看现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作协领导成员，基本都是当地最有实力、最有名的作家，他们本来正处于最旺盛的创作阶段，当官很可能就把一个本来能成为伟大作家的人“葬送”了。俄国的果戈理，在做了书报检察官之后，至死也没有写出《死魂灵》第二部，临终还把自己未完成的手稿烧掉，不愿示人。
作家要观察社会与人生，就应该始终保持一个旁观者的位置，需要站在体制之外“研究体验”。因为一两个重要的全国性的领导岗位需要“牺牲”一两位优秀作家的文学生涯也就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从全国来看，是“一网打尽”啊，各地最优秀的作家几乎全被选来当作协的官了。这一代老了又把下一代最优秀的创作人员补上来当作协的官，这从国家的民族的文学事业来说，是一大损失，令人很痛心。代价太大。当然，许多作家也愿意当这个官。
另外一个，就是作协工作的视野应该更宽广一点，在帮助未成名的文学青年上多下些工夫，更多关注正在文学道路上挣扎的人。另外，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刻，文学人也存在不少困惑和迟疑，创作也存在滞顿。在这些重大的方面作协需要做更多工作，不要仅仅把自己搞成一个统战机构或“文学俱乐部”而已。
陈村：
现在是作协最好的时候
“80后”有人加入作协，有人不加入，这都是个人选择，很正常。作协现在也很愿意吸收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能在一个相对好的环境里坚持写作，因为现在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人是很困难的，书不畅销，收益不大。
其实“80后”里面大部分人的作品不是畅销作品，更多的是纯文学，他们单纯靠文学谋生会比较困难。我们希望作协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帮助，比如成为作协的签约作家，每个月发千把块钱，算是一种经济的补助。除了这方面，我觉得它还能加强一种信号，因为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能比自己单打独斗更容易坚持下来。
我以前也说过，韩寒的做法是过河拆桥，他骂作协是“二奶协会”，骂专职作家是“二奶作家”，其实他自己当年就是上海作协组织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里出来的。他那时候没有名气，参加了两届新概念，就是这些“二奶作家”在做编辑，肯定了他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韩寒不必这么去说，你自己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但是你不用把桥都拆光，你后面的小朋友也许也需要借助它走出来啊。你都拆光了，别人怎么走？
“80后”与所谓文坛并不存在那么大的矛盾冲突。文坛本来就是老的退下去，新的站起来，每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不存在他们出来了我们就一定不能存在的说法。
现在作协已经比较边缘化了。以前作协掌握着很多资源，比如你想出国、评职称、当官，都可能借助作协实现。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连文学奖都少了，作家更多的是靠市场上得来的回报。这样挺好的，大家各取所需。我觉得现在是作协最好的时候，它比以前都要开明。上层似乎也在犹豫，在考虑用什么方式支持文学创作，现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作协都不再吸收专职作家了，只有成为作协会员的签约作家。
我从1980年成为上海作协会员，一直到现在，作协从来没有交给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干涉过我的创作。以前我的朋友从东欧考察回来，说那边作家都很羡慕中国的作家，因为我们有条件坚持文学的理想，尽管资助方式可以探讨（到底是资助作家还是资助作品比较好）。无论如何，一个国家愿意出资养着这么好的艺术，总是好事。也没有“国家养着艺术，艺术就会丧失生命力”的问题，这里面没有必然联系。普鲁斯特就是贵族，他完全不担心生活问题，不是也写得很出色吗？
作协其实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组织，它比钓鱼协会还不如，后者至少还三天两头组织大家一起去钓鱼，但作协的活动很少。我记得我刚加入上海作协的时候，那会儿还成立小组，我跟王安忆她们一组，每两个星期见一次面，大家互相交流最近看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就这些了。
李锐他们退出中国作协都是一种个人选择，但他还留在山西作协，他并没有退出这个组织。只是他不想在官场上再做尔虞我诈的事情，想专心写东西而已。我觉得挺好，作家就应该专心写作。洪峰乞讨的问题主要是与当地文化局签了什么合同，文化局没有兑现，属于劳资纠纷，也很正常，跟体制无关。
【链接】
中国作协“80后”：
孤独一代 努力承担
应 妮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相比五年前，“80后”一代成为不可忽视的群体。24岁的霍艳是这一代际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本届代表大会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个北京女孩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又去了香港浸会大学攻读中文硕士。在会议中她坐着靠门的把角位置，一副随时准备溜会的样子，实际上她一直老老实实听到最后；在访谈中她说曾经精神苦闷，令人惊讶于她的成熟与沉重，可是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却印着一个卡通大眼睛娃娃，可爱到不行。这，或许是“80后”一代作家的普遍状态，作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一代作家群，她/他们在不思议的矛盾孤独中成长着，努力承担着。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霍艳笑称自己已经多次顶着“最小”的帽子参加了作协大大小小的会议，以至于这次她要求《文艺报》不许登照片，自己在吃饭时间也任性地不别名牌，“每次（《文艺报》）采访完第二天，我就成了被大家指点的对象，吃饭的时候总有人过来说“哦，你就是那个最小的……”在霍艳看来，炫耀一次才华是很容易的事情，难的是一直有灵感。她认为，一方面我们缺乏生活的积淀，另一方面更缺乏一种精神的力量，可以说是缺乏信仰的一代吧。她还记得自己2010年刚从香港回来，有一段时间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运动健身、喝咖啡上网、逛街看电视，轻松但是空虚，她说长期这样就废了。在参加过一些文学讲座，受到普通读者的热烈欢迎后，让她认识到从事文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她希望有更多这样积极面对的平台，“与其沉浸在网络中，何不去接触有血有肉的人”。霍艳说最希望从老作家身上学习一种能支撑自己的精神，而不是浮在空中的感觉。“我一天看12小时书，就觉得自己蛮用功的；后来知道祝勇老师写《辛亥年》的时候一天16个小时都不动，才发现之间的差别。”她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其实面临的是比老一辈们更复杂的社会，“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太庞杂了，需要从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她的解决之道目前是投入精力看书，“这是我暂时获得一种精神力量的方式”。她认为当代文学其实是最贴近生活的宝库，但反而最被人们忽略，她感慨当年有些作家被打成右派，在那么难的环境下偷偷摸摸地写作，还能支撑下来，这还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也是“80后”最缺的一种精神力量。同为“80后”的张悦然，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作为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样一个纯属个人自发的行为，她也不认为代表所谓的“责任感”。在她认为的“责任感”，就是能写出自己真心所想，用自己的文字与读者产生共鸣，“我想能打动心灵的作品，一定是真善美的东西”。事实上，“80后”的背后是一大批生于80年代以后，将来必会成为中国文坛主力的青年作家。已经介绍张悦然、霍艳、唐家三少等20多人进入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80后”与作协互相走进、交流和沟通，锐气新意的年轻人带来新鲜血液，文学的代际传承润物无声，事实上也是为今后的承担做准备。
“80后”与“自由撰稿人”
孙佳音
翻开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的代表手册，在代表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一栏，“自由撰稿人”第一次与“大学教授”、“作协主席”、“杂志编辑”、“报社总编”等等并列在一起。张悦然、周嘉宁、苏德、霍艳，她们是“80后”，是个人出版字数超过百万的写作者，她们说：“自由撰稿人”是一种生活状态，是她们内心的选择，源于她们对文学真正的热爱。
追求精神自由
“我们这部分人的存在，让这届作代会看起来不太一样。”在张悦然看来，“自由撰稿人”这五个字本身就代表了一份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体制内或者和某个地方绑在一起，便会多一层属性，这不利于更独立地进行创作。”生活的各种可能以及内心小小的焦虑，反而让她觉得享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生活在不安里，相信比安逸稳定的生活，更有利于创作。”
与张悦然“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的状态相比，已经出了7本书的上海姑娘周嘉宁坦言自己目前在财富上并不够自由，刨除版税收入还需要靠接一些杂志采访工作来贴补生活，“也曾经有过困惑，但现在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我要的生活，那些奢侈品并不是我所渴望的。”周嘉宁说人的精力有限，文学带给她让内心自由的力量。
1987年出生的霍艳是本届作代会最年轻的代表。工薪家庭出身的霍艳，凭借对文学的满腔热爱，从14岁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一路成长一路写作，从一名普通的初三女生，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生，再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硕士，10年来她已经出版了8本小说。
不为市场写作
对于文学，她们的热爱不言而喻。曾经拿着全额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完了计算机本科的张悦然最终还是听从内心，做了一个“文艺女青年”。和周嘉宁同为上海市代表团特邀代表的苏德从2001年在《萌芽》刊发第一个短篇小说算起，10年来也“絮絮叨叨写了八九本书，数百万字”，她说，“作家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渐渐放慢了创作节奏的张悦然表示，虽然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本书会怎样，读者是否会喜欢，市场能否接受，她依旧希望自己能够单纯地写作，“不要为了市场去创作，这是一个作家的尊严。”
霍艳的经历或许更有说服力。2010年回到北京在杂志社工作了近一年后，霍艳今年3月毅然决定告别光鲜时尚的生活，转而成为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晒太阳，游泳，散步，看书，每天保持10个小时以上的阅读量，让她觉得内心踏实。“创作不能着急。没有阅读和生活，创作便是苍白的。”霍艳说，阅读丰富了她对世界的认识。
（资料来源：《?t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网、星岛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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