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宁我宁愿我的生命一直在运动中

刘维宁我宁愿我的生命一直在运动中

　　神秘的东方，有一条追逐太阳之路，它由神话铺就。

　　“夸父逐日”，是这条路的起跑线。几千年过去，神话大都演绎成了科学，然太阳依然蒙着层神秘面纱，夸父手杖而成的“邓林”里便一直涌动着不懈的探索。

　　过去的五六年里，中国“夸父”空间科学卫星计划，遍召世界科学家来共同探索，有个叫刘维宁的人去国30年后，回来领导这一举世瞩目的专项。

　　刘维宁是谁？

　　 3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如约采访了短期回国公干的华裔加拿大空间物理学家刘维宁。

　　这名最早与我国大型“夸父”卫星计划一同出现在国人视野中的科学家，坐在北京海淀某酒店的大厅里，着黑白衣，远远看去，沉静儒雅，身材瘦削如明星；开口讲话，却是另外一副浑厚模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刨根问底，一个“另类科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曾经被公认为“少年天才”，15岁便开始了一连串的学业跳级，19岁从中国而美国再加拿大，近30年戎马倥偬，他攀到了职业峰顶，却并不想就此结庐而居，而要回国开始新的攀登――这是他不安分的表面。

　　但是，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科学家，始终温和地微笑着，他很实在地谈了自己对科学、对哲学、对文学、对东西方文化的诸多看法与认识，不见尖锐亦无反骨；有些瞬间，我恍惚觉得他更像是个文学教授――他讲情节的构思，文字的巧妙，透析《尤利西斯》的详尽……

　　可以这样认为：做科学家是他的职业，他把攀登不止的雄心壮志在这个领域淋漓展演；文学爱好则显示了他的“柔情慢板”。这两条轨道，虽貌似脱节却又完美地统一为一体。

　　他说：“在科学与文学的求索中，我找到了刚柔相济的平衡度。”

　　“中国情结”是回中国的驱动力

　　《中国青年》：刘老师，您这次回国的主题是什么？

　　刘维宁：主要是开几个会，再就是与中科院讨论确定下我今年回国后担任“夸父计划”首席科学家的事情，还要回武汉大学有几个项目和议题。

　　《中国青年》：“夸父计划”进展如何？

　　刘维宁：先简单说说“夸父”做什么吧。太阳峰年要来了，大家对太阳活动比较关心。太阳活动的“引擎”，是内部浮现出表面的太阳磁场；它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被太阳物质运动扭曲以至湮灭的，如何向行星际空间输出大量能质量，如何“撞击”地球，并改变地球的磁场、物质运动和其间的能量释放？这些是“夸父计划”关心的科学问题，浅显的称呼是“空间天气学”。“夸父”从2004年在北京大学的涂传诒院士的领导下开始，吸引了中国领导的十个国家的参与。现在被列入中科院空间科学卫星战略先导专项，已获国务院批准。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合作的进展。这是我们目前致力的事情。我想说一句，“夸父”的构思是非常宏大的，解决方案又很巧妙，确实代表了国际在本领域的最高水平。国际的参与和关注不是偶然的。“夸父”是我考虑回中国的主要原因。

　　《中国青年》：为什么一定要回来？中国的薪水高？还是事业第一薪水第二？

　　刘维宁：薪水不是原因。回来有很多种考虑。我在加拿大航天局的地位是很高的，作为政府公务员没有这样那样的压力，生活很安逸。古人说居安思危，我看到的危险，是未来20年什么都是现在的平滑连续。能预见未来是科学家的梦想，但被预见，是科学家的悲哀。

　　还有我以前说过：爬到一个山顶是结庐而居，还是下来重新开始新的攀登，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选择也会不同。2005年，我应约写半自传体的《长河上溯手记》时，就预测到有回中国的可能，也就是说：选择回中国前后酝酿了五六年，而不是哪天我醒来说：“我今天好无聊啊，到中国去吧。”

　　所以，回中国的驱动力是一种“中国情结”，这同样贯穿在文学方面，这些年我的确写了一些文学作品，但还没有正式发表过。因为这些用东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的情感作品，西方人无法真正接受和深切体会。而艺术需要有读者分享，我真正的读者还是在中国。

　　科学家，是有丰富性格和色彩的人

　　《中国青年》：我读过您的一些小说，实在说，更认同您是一位作家；您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认定的科学家，区别很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家，是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比如1+1=2这样一件事情的。

　　刘维宁：这种科学家确实很多，国外也一样。衡量他一年甚至一生的成功标准，是他的文章发表了多少，论文写了多少。我很尊重他们锲而不舍地敬业，但我有时能舍。我也做科学，一旦投入进去也会很热情。但“知己”是人生的要诀，就算我把所有精力都用来从事科研，可能成就也不会比现在高出多少。我多维多取向的性格，决定了我在从事科学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中国青年》：人无法重新再活一遍，所以我仍然想问：假如您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今天会不会已经实现了您父亲的理想，获得了诺贝尔奖？

　　刘维宁：诺贝尔奖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我父亲是靠自己的奋斗，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早年，他看了关于诺贝尔的传记，就给自己定了得诺贝尔奖的人生目标。我非常佩服他，尊重他。但人生应该追求自由，自由就是不给自己加人为的镣铐，不是十八九岁就给自己定下一生的目标。因为你那时能有多宽多高的视野？人生是越往后见识越广，怎么能够遵从18岁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去生活呢？

　　《中国青年》：您曾经画过一幅三维空间的鱼，进而解释道：“你若把思路拓展到三维空间中，那么在平面中看似无路可走的鱼，其实再窄的缝也能过去。”这话如何理解？

　　刘维宁：人都是有这种开拓能力的。现在是技术空间广阔，个人生活空间狭隘，原因是专业分工太细。比如找到一份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尽量让老板满意，自己也开心，回到家有好的家庭，这就是生活。风平浪静时，固然很好，但人生谁能说没有风暴和危机呢？危机来了，你就成了被追到死地的那条鱼。求变敢变的人，在那千钧一发的当口能找到出路。所以随时准备好了，你明天的世界，可能和今天的，都不属于同一个宇宙。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学会拓展自己的思路，不让思想死掉，就会有出路。

　　《中国青年》：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兴趣广泛可能让一个人生活很充实，但也可能会因兴趣过于分散而导致事业上一无所成。这点您怎么看？

　　刘维宁：人跟人性格与素质不同，才能也有大有小。率性而为，在这里是个褒语。我的性格比较多向，像吹气球，一定是四面平衡发展才自然贴切。比如，体操全能冠军往往不是单项冠军，大都是三名四名，但加起来总分却是全能冠军。没见体操全能冠军事业无成的，名留青史的往往是这种人。大型企业的CEO，政府高层领导，其实都是这种人才居多。当然，这种境界，需要一定的阅历基础才能达到。年轻时，还是要“术业有专攻”，先“脱颖而出”，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性格取向，决定是继续突破，还是平衡发展。

　　《中国青年》：您这算不算是给科学家做了重新定义？

　　刘维宁：也不是定义吧。只是想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或者大家想象之外的科学家：科学家也是有丰富性格和色彩的人，不是剪纸式、漫画式的一类概念化人物。

　　我宁愿我的生命一直在运动中寻找机会

　　《中国青年》：您少小即被称为“天才”，虽有许多爱好仍保住科学方面能有所长，天才果然存在吗？

　　刘维宁：称天才不太妥当，但天赋应该是存在的。父母与同学老师可能经常会说我小时候多有才能，但我觉得我属于比较正常，只是比一般的小孩更爱看书，该玩的时候就玩，不是个特别乖的孩子。成绩好是因为特别会考试，考试时心里没压力，不紧张，做题比较快。

　　《中国青年》：读您的文学作品，常折服于美丽深奥的语言功夫，也被其中一些细腻的情节与所营造的情绪而感染。文学能力来自天赋还是后天追寻？

　　刘维宁：我倾向于天赋，我的语文只读到初三，就再没受正规教育了。我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即使没有搞个中文博士也不一定就比人家差。文学是，只要你感兴趣并把自己的感情激情表达出来，感染了别人，就算达到了目的。技巧在其次。

　　《中国青年》：有人认为，简单明了是语言的一种美，有人认为晦涩艰深是一种美，您的语言审美是怎样的？

　　刘维宁：这两种美我都欣赏。不过《水浒传》这种白描式的写法，我可以喜欢但我写不出来。而我文学上所受的教育，更多是唐诗宋词那种非常追求文字巧妙的东西，追求文字造句的锤炼推敲以至与众不同，包括司马迁、韩愈的散文等，都在追求奇特诡谲之美，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的传统审美，对我的影响很大。

　　另外，我的追求可能跟我从事科学有关，写文章情节构造时要有一种力度。比如看一座建筑，看起来好像很美，但你一点感觉也没有；如果它看起来仿佛要跳过来或者要飞掉，就有了一种力量。所以要想法在文字的造型韵律以至谋篇布局方面，使局部与整体区域都产生一种力度，这种弹性和韧劲，在你不经意时会反弹过来，给你一种浸透和冲击――我追求这种技巧。

　　《中国青年》：说科学是您谋生的手段，文学算是心灵的存放地？这个问法妥当与否？

　　刘维宁：文学与科学我都爱好。人都有双重甚至多重性，一般一个作主宰的性格显示出来了，比如说多愁善感或强横霸道，但这两种似乎对立的性格特质又可能是彼此包含的。关键看在什么时候显现。而我幸运的是，小时候性格没有被压抑，父母的教育和包容使我无论在家在学校，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科学、文学、表演、书法、绘画我都可以去追求。年轻时，这种差异会让我觉得其中的平衡不容易找到，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成熟之后我当然就知道了。

　　《中国青年》：在科学与文学等差异中，您找到的平衡是什么样的？

　　刘维宁：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到了一定的境界，是另一个人在借你的嘴来说话，达到这种状态，会很愉悦；做科学也是，当你揭示了一种自然的奥秘或找到了一个问题的解决解释方法后，也很喜悦。

　　不同之处：解决一个科学问题，有偶然性，绝大多数是不断地攻克攻克发现发现，不断地走弯路，碰到障碍去找另外的路――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挫折感，有时失望有时放弃，这可能跟一般的去探险去爬珠穆朗玛峰差不多。当你攻克难关之后，有种征服感，属于阳刚一类。当然科学会有由刚而柔的转化，比如很多科学革命，都来自四两拨千斤的巧妙。

　　文学则是另外一种思考方式，像是在河上泛舟，在阴阳调和里，算是阴的一面。有时，风暴不期而至，把小舟打入大海，就发生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故事，阴柔又向阳刚转化。

　　《中国青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年轻人占半数以上回归体制内的官本位趋势明显，这与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而体制内待遇好关系很大，但在平稳安逸中能出大成就吗？需不需要鼓励年轻人要有点冒险精神？

　　刘维宁：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人们第一求温饱求安定，有些人一生都不安定都在追求创造，但这是很少数。在中国，当公务员是稳妥的出路，青年人想成为体制内一分子，我觉得不应该受批评。

　　西方行为学的一个要点，是假设人的主导性格是风险回避；属于亚性格的冒险，因为稀少而有价值，是成为领袖或成功人物的特征。所以冒险不冒险，和你是否想成为领袖有关系。当然，还有更少一部分人，为冒险而冒险，去登山、去跳伞，给自己制造挑战。我希望，最后这种人，以后能更多。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人。一般人是避重就轻，而科学家是迎难而上，算是职业冒险家了。

　　《中国青年》：就是说创造需要勇气，创造与成功的关系怎样？

　　刘维宁：成功的定义不是很明确。如果说要去当一个亿万富翁，那个好定义，达到了就成功了，但在科学上成功这个定义不是很好下。所以，敢于去追求就是成功。每个人都有想象力创造力，差的就是追求的勇气。学物理的都知道有两种能，势能和动能。势能和位置有关，是静态的；动能和运动有关，是动态的。有些人毕生追求地位，但到了既定的地位，不动，便死寂，失去了追求的初衷。就像高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势能可以转化为动能；这个石头，会和其他的石头碰撞，让死寂的山谷有生机。成功，是势能不断地加大；创造，是把这个势，转变为运动。

　　我在感情上是个中国人，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可能又不是

　　《中国青年》：几年前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无法向西方实现思想观念输出。以您跨国际游走的经验和认识，您觉得她的话是否成立？

　　刘维宁：首先撒切尔夫人是个非常傲慢的人，中国人她认识几个？中国的经典她学习了多少？她这番话代表了西方人的一种偏见，但也是一种挑战。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的高端文化层确实没有很大影响力。

　　西方思想或思维方式，目前在国际上仍占统治地位，中国人要超越必须真正去了解，不能靠翻译，要知彼，就要“如彼”，真正了解了对手，你才能战胜他。

　　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我觉得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最近看了一个旅居中国二十多年的加拿大建筑师乔卡特写的《广厦》一书。中间说道，中国的文化特征，是集权型；西方的，是放纵型，都有局限，应当向中庸的集成型过渡。他认为中国离这一理想更近。他的依据是中国传统坚持的理念，是集体的权利大于个人的权利，从集权向集成过渡，无非是放宽而已。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的某些文化优势。

　　《中国青年》：西方国家怎样看待中国现在的富裕，是看我们借给西方国家数千亿的债还是居高不下的GDP？

　　刘维宁：西方感觉更多的，是中国的强大，及对其利益的威胁。同时又很矛盾，没有强大的中国，国际新经济秩序就没了一个重要支柱。慢慢地，我想西方会找到平衡点。大家都是聪明人，知道杠杆原理。用政治作支点，其实是西方的障眼法。至于中国，花钱去搞奥运会，搞世博，有人觉得国家不应该花这个钱，可这是一个大国发展的必然过程。

　　《中国青年》：您在西方的时间长于在中国的时间，您更认同自己属于哪一方？

　　刘维宁：我觉得自己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就像写作，有人说我英文写得好，有人说中文写得好，我自己觉得中文写得更好一点。我很喜欢加拿大，她给了我个人不少东西，我在那里做了不少事，从加拿大航天局回到中国，我希望继续在中加合作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在感情上是个中国人，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可能又有所不同。

　　与现代准“夸父”的一席长谈，让我思索很多：

　　太阳，是照耀万物生长的明天与希望；

　　人类世世代代都想拥抱太阳，以期获得更多温暖与福祉，然而，人类永远无法真正拥太阳入怀，“夸父卫星”无疑是沟通地球与太阳的中间站。

　　当“夸父卫星”拍打着翅膀，成功飞向既定位置之日，谁是谁的天使？卫星是太阳的天使？抑或科学家是地球的天使？……

　　嗨，谁是谁的天使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使是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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