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成功而中国的维新运动最终失败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成功而中国的维新运动最终失败？

  讲这个话题，我以为先要弄明白，从中日两国内外两方面所处的大环境来探究，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而不是凭想象和民主主义情绪来简单化处理。

　　

　　第一讲 末世危机

　　

　　中日两国，开始革新各自体制的时间大体差不多，都是出于封建统治的后期，所谓的末世。

　　

　　中国：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政治腐败，社会侈靡，再伴随着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整个统治逐渐陷入一种典型的王朝后期的崩溃状态。就算没有鸦片战争，清王朝的统治也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机。先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爆发了白莲教反清起义，耗时9年，费银二亿两（相当于此时清财政的四年收入），人口损耗上亿。如此大的伤筋动骨，让所谓的康乾盛世终结。接着，白莲教分支天理教，清王朝的在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山东，直隶三省天理教同时起事，虽然很快被镇压，但是天理教直接攻进紫禁城，逼近了大内核心养心门。事后嘉庆作诗：“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并下罪己诏。清朝的衰弱已经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日本：德川幕府此时同样处于危机之中，用在清朝身上的问题，在日本很奇异的同样适用：“政治腐败，社会侈靡，再伴随着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整个统治逐渐陷入一种典型的王朝后期的崩溃状态”。典型事件：大坂“米骚动”。日本天保元年（1830年），日本接连发生地震、水灾等等灾异，引发持续数年的天保危机。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已经恶化到连日本最繁华的三都（江户，大阪，京都）之一大阪都饿殍遍地。本是中级武士的大盐平八郎，鉴于世事之难，变卖家产赈济灾民，结果被幕府扣上收买人心，意图不轨的帽子，于是大盐平八郎干脆起事，引发席卷日本的农民反对幕府统治，抢夺大米的“米骚动”。事件虽然被镇压，但是此时的德川幕府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被迫退隐，把将军位渡让儿子家庆，这等于是日本版的罪己诏。

　　于是，中日两国都面临如此严重的统治危机，那么中间究竟有无差别？

　　

　　先说政治体制：

　　中国：秦汉以来就是一元政治，从上而下，都是中央集权。

　　日本：严格来说，日本就只有在律令时代有过一元政治，其他时代几乎都是多元政治。

　　幕府时代，天皇尽管被剥夺了统治权，德川幕府更是把天皇的权利限制到了决定年号的地步，然则名份上幕府将军终归是臣子，天皇是把统治权交由幕府行使而已。只要某种政治气候的到来，天皇制度必定会成为颠覆幕府统治的有利棋子。

　　地方分权。中国除了割据时代，在王朝正常运转时，就几乎不存在地方分权。到了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强化，地方政权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秉承上意，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德川幕府沿袭的是传统的幕藩体制，即在幕府之下，分封诸侯建立藩国。尽管藩国必须要为幕府承担劳役，军役，“参觐交代”（德川幕府规定各藩大名必须轮流去江户为幕府当值，其实是消耗各藩财力的手段），然则在完成了这些义务的前提下，各藩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主经济发展模式，自定赋税，建立自己的军队。各藩的家臣，在日本的观念里，首先忠于的是藩主大名，而不是幕府将军。典型的例子，日本出名的“忠臣藏四十七义士”，因为藩主浅野长矩与幕府重臣吉良义央发生矛盾，幕府偏袒吉良，在藩主浅野长矩切腹自尽后，相约暗杀了吉良义央。德川幕府的反应是，一面以杀害幕府重臣的罪名命其集体切腹，一面却不得不将这四十七人作为忠义的代表大书其书！反观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中国人唯一效忠对象是皇帝。

　　思想多元。中国传统就注重思想统治，秦汉以来，都是一个中央确定的官方意识形态，用种种的办法灌输给国民，明清更是把这种思想统治发挥到封建时代的极致，可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日本政治格局是多元的，决定了思想也是多元的。（1）、德川幕府官方意识形态是宋明理学，然则却是种阉割过的理学。这样使得经过中国大儒们系统化的学说，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足以影响其权威性。幕府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多的人将理学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毕竟，日本是武士制度，一个人的晋升靠的不是科举而是出身和主家的赏识；（2）、兰学的兴起。所谓兰学，指的是荷兰的学问，包括科技和思想文化等等方面的总称。因为德川幕府实行锁国体制，只保留了与中国，朝鲜，荷兰的外贸关系，所以西学都称做兰学。兰学尽管处处受幕府打压和限制，然则幕府并未命令禁止兰学，相反，兰学的科技、医学在日本影响相当大，以致200年来，西方不断演进的思想文化一直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部分日本人。只要合适的气候到来，实行西方那一套东西，在日本本土就有相当的基础。（3）、日本的宗教。一直以来，日本的宗教情结要远比中国强烈的多——确实，中国见庙就拜，管你是佛主、明尊、耶稣还是太上老君。什么都信，其实反映了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日本不同，神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以致天主教也好，非常虔诚。德川幕府建立前后，屡屡发生宗教战争。典型例子，德川还是日本一介普通大名的时候，领土内发生了佛教宗派一向宗起义的宗教战争，号称德川家智囊的重臣本多正信尽然为了信仰加入一向宗方，与主家对敌。一向宗在日本影响很大，后来虽然被霸主织田信长镇压下去，同时也得到了天皇敕命，交出政权，和平传教的特许。今天一向宗还是日本的最大佛教教派。如此，将军在日本从未有过天授其权的概念，反而将军的权威受到多种意识形态的挑战。于是，在日本多元的意识形态下，幕府将军的权威是来自幕府的实力和天皇的任命。一旦这两个条件崩坏，本是日本封建统治柱石的幕藩体制，必然崩溃。

　　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石是小农经济。日本，虽然本质上也是小农经济，然则却和中国有大区别。（1）、日本豪农豪商的巨大影响。日本自战国时代兴起的豪商阶层，一直在日本社会缓慢发展。到了幕末，豪商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左右了地方藩国的经济，甚至幕府在财力匮乏，国用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向豪商阶层借贷。地方上普通武士，由于人口繁衍，世风的奢靡，世代继承的主家俸禄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武士阶层哪怕必须的生活费。很多破产武士家庭不得不把本是封建特权的武士身份出卖给豪商。而豪商取得武士身份后，又进一步名正言顺的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商人经济就是这么一点点渗透和腐蚀着日本的小农经济，只要合适的环境一来必然会催生出封建幕藩制度的掘墓人——这些豪商们今天依然存在，随便举例，大家都听说过的三井，住友等等。日本的狭小，一旦土地税不足以支撑武士开销，唯一可行之路，就只有求助豪商，这样豪商的影响必然坐大。坐大的豪商进一步控制藩内经济，又进一步加剧藩内武士的经济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到开国时，豪商阶层已经是日本重要的社会力量。（2）、中国，尽管中国也有着巨大影响的大商人，一来中国的国家政权，对商人阶层一直是典型的掠夺打击态度，所谓“国用不足则掠之于民，民变在即则掠之于商”。比如盛宣怀、胡雪岩等红顶商人，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商。说白了是借助国家政权与民争利的官方商人而已。为了防止政府的掠夺，即令强势如晋商，徽商等大清钱库，最终银钱还是落实到了土地，培养子弟考取功名，然后继续强化着中国的小农经济。再者，中国实在太大了，少数地方兴起的商人阶层，实在难以对整个国家经济构成重大影响，毕竟清朝的赋税主要还是土地税，更遑论能影响到政权。

　　那么，综上所述，中日两国正是国情上的这些细微差距，对后来两国的维新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讲 日本的维新历程

　　第一阶段

　　前面提到了幕末日本的情况。在统治危机到来之时，西方人也开始了对日本的渗透。先是，鸦片战争，清的惨败，给日本巨大的刺激，促成了日本严厉的锁国体制开了个口子，开明的幕府老中（相当于中国的宰相）阿部正弘宣布废除《异国船打拂令》（中国，朝鲜，荷兰之外国家的船只靠岸就予以驱逐和攻击的命令），允许西方列强到日本补给食物、燃料。

　　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递交国书，要求幕府取消锁国令。培理宣称一年后再度率舰队前来，要幕府届时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因为美国军舰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执掌幕权的老中阿部正弘，无法应对此危局，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又重病卧床。于是阿部将此事付诸公议，给各藩和天皇朝廷发文，要求集思广益，应对危局。于是日本举国震荡，各种学说兴起。幕府在此事应对上的软弱无力，让各藩和朝廷看到了幕府的虚弱，自此幕府威信扫地，非议幕政成为社会思潮。

　　安政元年（1854年）七月，未到一年，培里率舰队再次到来，日本此时将军新丧，面对这千年危局又讨论不出个结果，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得到了在下田、箱馆两地派驻领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列强纷纷效仿，日本国门从此打开。阿部正弘受此影响，辞去幕府老中职，两年后忧郁而逝。

　　这里要重点说下阿部，此君可说是日本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为了应对危局，他大力举用人才，开创研究、传播、讲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机构，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受幕府行为的鼓励，很多地方雄藩如萨摩长门等，也纷纷在领内引进西学，改革内政，甚至建立近代化的军队。正是他的开明，在日本维新前夜，奠定了中国维新运动不可比拟的条件。

　　之后形势急转而下，先是，美国再次提出缔结承认领事裁判权、关税议定、开放通商口岸等等不平等的新约。此事一拖再拖，幕府无法应对，交给天皇朝廷处理。朝廷的腐朽公卿们哪知道世界变化，只知道国体不可改，国威不可堕，发敕令不许。再拖拖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美国领事哈里斯恫吓幕府，于是，幕府在有天皇敕令不许的情况下，还是签订了这一系列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于是日本社会纷纷把丧权辱国的矛头指向幕府。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化了幕府与日本社会给阶层，各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倒幕的浪潮即将来临。为化解民族危机，日本先后产生了“攘夷佐幕”、“公武合体”、“尊王攘夷”等社会思潮。在伴随着日本民族危机的加深，幕府统治的日渐保守腐朽，在一系列的刺杀暗杀，政变和武装冲突后，日本举国已经形成只有打到幕府统治，才能完成政治革新，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潮。

　　在幕末的动荡中，日本西南雄藩乘机崛起。所谓西南雄藩，是指以长门毛利，萨摩岛津、土佐长宗我部、肥前锅岛为代表的西南诸侯。这些大名是在德川幕府建立关键之战关原合战后才臣服在德川旗下的，称作“外样大名”，和德川幕府的关系最疏。这些藩国地处日本西部，和外国接触较多，国中执政多为开眼看世界的开明武士，主张开国西化。为此积极拓展藩国实力，建立起日本最早的近代化军队，并多次组织参与针对幕府的暗杀、政变以致武装起事，虽屡屡被幕府镇压，却越挫越强，终成幕府心腹大患。

　　庆应二年（1866年），为剪除西南雄藩对幕府的威胁，幕府军队进攻西南倒幕雄藩之长门毛利藩，四境战争爆发。长州军此时只有4000人，但基本是由西方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从社会各阶层招募而来的新式军队，满怀维新理想，士气高昂；幕府云集15万大军，却大多是由刀枪长弓鸟铳装备起来，主要由武士和临时征发农民构成的旧式军队，在幕末危机中人心惶惶，士气低迷。幕府分四路围攻长门，结果幕府大军一触即溃，很多将领被西式武器当场击毙。在长门军进军途中，各地纷纷挂起“长州支配”的木牌。幕府大军溃逃，西南各藩纷纷向长门求和或结盟，此时将军德川家茂病死，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即位，发布幕府军总退却令，四境战争以长门胜利告终，德川幕府彻底失去威权。

　　庆应三年（1867年），主张维持幕藩体制的孝明天皇突然死去，明治天皇即位。此时全国性的倒幕形势已成，各地雄藩齐集京都，商议倒幕，史称“小御所会议”。 为了缓和危机，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向明治天皇奏上“大政奉还”的请求，实则是以退为进，保存德川幕府实力。“小御所会议”作出德川幕府“辞官纳地”的决定，即将政权交还天皇，幕府领地由天皇政府接收。德川幕府见缓兵之计失败，决定武力反抗，庆应四年（1868年）元旦，幕府发布“讨萨表”，由德川庆喜亲自坐镇大阪指挥的幕府军一万五千人向京都进军。因此年为农历戊辰年，所以这场战争史称“戊辰战争”。此时守备京都的只有长门一千五百人和萨摩三千五百人，计五千人，兵力对比为三比一。双方在伏见宫及鸟羽展开激战。初时，已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幕府军，倚仗人数优势，步步紧逼，眼看着京都即将失陷，明治新政府向幕府讨伐令，并给长萨军队送去代表天皇的御旗。可笑德川幕府200年，用程朱理学向武士灌输尊王忠君思想，即幕府是得到天皇许可，受天皇委托成立的合法政权，尊王就要遵从幕府。这一套说教对外样大名们没多大影响，倒是幕府亲近的谱代武士们，纷纷被洗脑。眼见幕府被天皇发令讨伐，幕府成了贼军，刹时全线崩溃，主将德川庆喜乘坐军舰“开阳丸”逃回江户，史称“伏见·鸟羽之战”。

　　二月十五日，明治政府军五万向德川幕府的老巢江户进军。此时幕府看大势已去，经过一番谈判，以德川家家系不被灭亡，德川庆喜不被处死为条件，“江户无血开城”，明治天皇宣布改元明治，将首都迁往江户，改称东京。此后，日本东北方忠于幕府的守旧藩，继续抵抗政府军，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旋即覆灭。而幕府的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率领幕府海军到达北海道，建立了个“虾夷共和国”。明治二年（1869）五月十八日，虾夷政府在明治政府的围攻下，穷途末路，最终投降。延续了1年半的戊辰战争结束，此为明治维新的第一阶段，打到幕府，建立新的明治政府。

　　

　　第二阶段

　　明治政府建立后，承接的是一个烂摊子：

　　经济上。（1）、因为当时日本盛产黄金，被马可波罗称作黄金之国，黄金和白银之比为1比5，当时国际市场是1比15；黑船来航后，西方人纷纷用白银套购日本的黄金，造成日本通货膨胀。（2）、日本耕地不足和人口膨胀带来的经济压力已经凸显出来。如果处理不当，幕府的败亡就是明治政府的前车之鉴。（3）、无论是安定国内形势，还是抵抗外来侵略，以及维新的诸多举措，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而这时候，明治政府没钱。

　　政治上。（1）旧的武士体制并未清除。尽管打到了德川幕府，实际上政权只是由关东武士为主体的幕府手里转移到以西南雄藩为主体的关西武士、朝廷公卿的联合体而已，维新政治的使命远未结束（2）、在幕末一些列的政治斗争中，武士被剥夺俸禄的很多，在各地流亡的浪人群体，是社会不不安定因素。这些人即能帮政府推翻幕府，反过来也可能被反政府势力所利用。比如，明治十年(1877)，本事明治元老的西乡隆盛，不满明治政府剥夺武士特权，纠集失去俸禄的武士，在九州举兵，因九州地处日本西南，所以称“西南之役”。虽然很快被镇压，这反映出日本社会矛盾这时期是相当的尖锐的（3）、尽管建立了新政府，却不得不继续承认原先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入侵并未减缓，相反在倒幕内战中，西方列强介入，谋取很多额外的利益。

　　思想文化上。究竟如何开国，如何西化，如何维新。日本传统文化究竟还有多少值得继承等等问题，实际上当时日本并没答案，说声思想混乱一点不为过。

　　

　　明治政府的举措：

　　1，让豪农豪商们参与进政权中来，如此豪商们知道政府要做什么，更知道从中可以取得些什么好处。于是日本社会当时并不缺乏的资金迅速注入新政府。正是有了钱。明治政府才可能去做想做的事。投怀送抱，明治政府给了财阀们很多的特权，甚至用国家的力量引进西方的先进工厂，建设成功后又以赠送的价格交由这些财阀们经营。前面说过的住友，三井等财团就是这么崛起的。而明治政府，最大的开支用于近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1884年，政府投资达到了日本投资总额的66%。正是这样积极吸纳民间财力进行工业发展，政府全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的的殖产兴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化速度突飞猛进，明治头10年还是个商品输入国，第2个10年就开始向外输出工业品了。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开始制造自己的近代化军舰，而中国所谓的制造，其实叫组装。

　　2、自己不懂就虚心学习。日本一面走出去，开始大规模的派出留学生，向西方全方位的学习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学成归来后，全方面的革新日本社会。一方面引进来，明治政府开支的2%，从国外引进多达2000多人的技术管理人才。这在19世纪中期，可说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日本此时进入一个以全盘西化，脱亚入欧，以自身亚洲文化为耻辱的阶段。典型例子，国家立法将日本男人的萝卜头给剪去，甚至和服都一度被禁止。此即日本的文明开化政策。姑且不评论此中有哪些弊病，现实是，日本短短的20年间，就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而一跃为西方刮目相看的近代国家。

　　3、实行义务教育。日本明治五年（1872），日本就强制实施了初级国民义务教育，同期中国人还是以文盲为主的社会。义务教育在20年后结果，少年胜则中国胜，少年强则中国强，反之，所以甲午中国悲剧了！

　　4、奉还版籍（1869）、废藩置县（1871），用赎买+强制的措施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近代土地产权制度，变幕府时代的年贡大米税为土地税，保证了明治政府的赋税收入，也彻底动摇了封建幕藩体制的基础，日本以往割据的摇篮分封制，被由中央任命官员的现代政治体制所取代。

　　5、进行身份制度改革，建立户籍制度，废除了封建武士的特权。首先，将朝廷公卿、武士上层，即所谓的明治元勋们，赐予个所谓的华族身份，然则这个好听的名字却让他们丧失了过去的种种特权。虽然进行了妥协，保证了华族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先地位，但是华族首先是国家公民，而不是凌驾在平民之上的封建贵族。其次将武士佩刀权，俸禄以国家赎买的方式给废除。武士时代，武士作为士农工商的第一级，是可以在路上随便找个无辜农民来试刀，叫做“斩弃御免”。所以日本影视剧里农民见到武士就战战兢兢躲一边。这些武士也赐予个好听的名字，叫士族。但是没有了封建特权，武士们只是一介平民而已。废除了身份世袭制度，鼓励农民走出田野，从事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虽然这一过程也有日本式的“羊吃人”。然则，终究使日本平民成了人，是国家公民，受法律保护，而不是让武士随意猎杀的动物。明治维新后，为什么日本百姓那么拥护天皇，那么愿意为日本效死？翻身农奴把歌唱，不是靠洗脑和逼迫能做成的。这里说个笑话，为什么日本那么多同姓的人？明治政府要登记户籍，就要有名有姓，幕府时代农民是不允许有姓的，那是武士的特权，农民只有阿猫阿狗的胡乱叫。那怎么登记户籍？住在山上的姓山上，住在山口的叫山口，实在想不起，就指着户籍登记官手里拿的铃铛叫铃木——所以铃木是日本第二大姓。

　　6、在倒幕战争中，倒幕方依靠一直农民构成的军队，彻底打败了由武士构成的军队，彻底动摇了日本武士不可战胜，天生就适合打战的神话。在废除武士特权的基础上，建立了近代的兵役制度，吸纳社会各阶层参军，从此，参军不再是武士的特权，武士阶层彻底没了舞台。在学习西方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只强悍的“皇军”，并很快走上了扩张之路。

　　7、制宪，开国会。在经过了20年维新之后，1889年颁布日本第一部宪法，并于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从此走向了宪政。用法律和制度捍卫和巩固了维新成果。尽管你可以举出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宪政如何如何有问题，但是你找不出一个理由说他不是一个宪政国家。

　　那么，综合来看，明治维新的三大举措，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已经事实胜于雄辩的告诉世界日本的崛起。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翌年，明治天皇病逝。他承接的是一个破败，混乱，落后，弱小的国家，留给大正天皇的，是一个西方列强也不能不顾及的强国。

　　

　　中国和日本维新条件的差异：

　　中国主持维新的只是一个四品以下官员任命权，并且没有军权的傀儡皇帝光绪，以及一个只知放胆空谈，不知实务的康有为，变法先天缺乏强力支撑。日本明治政府，建立起的是一个拥有全部实权的维新政府，并且主持大政的都是有着多年政治经验的成熟政治家。

　　中国的对变法的思想准备和日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经过了200年兰学的熏陶，早就让西方文化在日本生根，对西方的东西，没有中国那样洪水猛兽的认识。大批的思想志士本就是兰学家出身，在地方和各藩早就培育出了大批的维新人才，究竟要怎么个变法，明治前早就研究和争论了一、二十年。所以维新派一旦掌权，维新变法只是顺理成章。中国，一个康有为，空有南海圣人的虚名，可是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举国几人知，几人解？再说得白一些，他那些杂七杂八的理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落实，他只是知道好，究竟怎么个好法，他自己也不甚了了，更别说刚接触变法的士人。我们那时候，太缺乏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了解。

　　日本豪商们的参与和支持，保证了明治政府有着较丰富的资源完成维新举措，而这些豪商们，本身就很快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成为维新运动在经济上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而中国，自始自终，民族资本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既没有参与进变法，也无可能去推动变法，于是百日维新那180道诏命，不过成了空谈，因为根本无人能去落实。

　　日本地方势力远比中国强大。中国就算是张之洞李鸿章，也几乎无可能如日本的西南强藩，在中央拒绝维新的时候，能举兵推倒，建立维新政府。而且，很多维新的举措，都是在藩国内先行就已实行过的。日本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起了试验田的作用。中国，几乎就在凭空在那指指画画弄出个维新来，还没经过实践，就已夭折。

　　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要比中国要好很多。在日本维新之时，西方列强的主要精力放在非洲的争夺，印度的吞并，中国的渗透上。在西方列强的版图上，日本只是个不起眼的商品销售市场和中途港而已。中国，内忧外患一波接一波，客观上，让中国的维新运动始终缺乏个相对安稳的大环境。

　　

　　那么，透过历史史实。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样的启示？

　　落后了就要学，就要虚心学，学了就要改。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时代遭受了西方入侵，也几乎是同一时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为什么中国一路坎坷，失败复失败，日本却是在短期的挫折后，一路高歌，最终成了世界列强之一？我想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我们中国人太自以为是，太骄傲了。当初马嘎尼于乾隆五十七年来华，洽谈自由贸易，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嘎尼邀请当时执掌军权的福康安看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呜呼！如果中国能在乾隆五十七年就能睁眼看世界，何至于要打48年后的1840年，才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马嘎尼在日记中记载“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坐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写去的劝降书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于是，本是中国1500年以来的入贡国日本，在教育起本是在古代社会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国，失败的原因竟是不谙变通，我中国人宁无愧乎？？？反观日本，维新之初，甚至鼓励日本人与西洋人通婚，改良人种。我们今天不必细究这些说法是否可笑，我们该揣摩的是，日本此时西化之情何其诚，西化之心何其切。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们说：“以礼仪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至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我们中国在世界面前把内裤都输了，再藏就只有把自己那并不存在的脸面藏到自己的屁股里时，才知道原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日本讲西化，最终的结果是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也实现了现代化；我们张口闭口上下五千年，结果传统的东西我们没留下几样，现代化更还是遥遥无期。

　　学会妥协，利益共享。中国式思维，似乎就不存在与人共利，特别是政治上。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必定是对上一个王朝的屠杀和毁灭。每一个政治势力的上台，也必然是对上一个政治势力的打压和清算。当明治政府建立后，我们没有看到明治政府对德川幕府进行了所谓的清算，相反，大多数幕府成员，只要顺应了历史发展，向政府投降，大多有其一席之地。比如幕府重臣胜海舟，被奉为现代海军的创立者和保护神。幕府末代将军，受封公爵，跻身华族，一直得到国家供养。相应的，日本完成了改朝换代，成本最小，早早团结起来，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维新自强上。中国，康梁维新为何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夺权在先，维新在后。短短100天，颁布180条诏令，却几乎无一具备操作性。只是乘着变法之风，变法的康梁门人乘机求取功名，一时间康党满朝堂，时间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将变法落实下去，而是想着怎么个斗倒守旧大臣自己掌权。因为争权而激化矛盾，守旧大臣反扑之时，帝党们不是想着团结和妥协，而是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慈禧，不惜鼓动军队兵谏，逼迫慈禧下台。其实，在危机时刻，光绪是否应当以过人的度量，以亲情为桥梁，去化解他和慈禧间的政见之争？如果真的已国事为重，而不是以个人私人权位为重，事事请示又何妨？如果能让慈禧清楚的明白，维新不是夺了她的权，维新不是要大清血流成河，维新不是马上叫旧臣元勋立马打铺盖滚蛋，而是把大清这破船，再不补救下，既得利益者不放弃部分的利益，去保存部分的利益的话，就只有舟毁人亡的道理讲清楚，朝堂之中的开明之士自会理解。当最大限度的团结和拉拢了人，还愁事情办不成？事实上，维新本是很多人支持的。两湖总督，清流之首，张之洞很早就加入了康梁强学会，并捐钱铺路等等关照；湖南巡抚陈宝箴，明确上书支持变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更是在慈禧面前自称康党；如果变法形势有利，新军改革的最成功者，袁世凯更是会双手赞成维新，否则他的新军如何名正言顺代替旧军？然则历史没有如果，正是帝党把夺权放在维新之上。维新这锅本是需要10年，20年，以至更长时间文火慢慢熬成的粥，被急于夺权的帝党用猛火给烧糊了，只留下了百日唏嘘和六颗人头。大凡维新改革，说到底，难就难在利益的再分配。日本成功就成功在处理好了利益再分配；中国失败就失败在利益没有分配好，最后大家一拍两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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