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悲喜交融

阿Q正传的悲喜交融

　　悲剧与喜剧历来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美学范畴，代表着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类型。其实，人们的审美意识是因时而变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悲剧与喜剧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艺术种类，但在具体文艺创作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融合在一起，在悲喜交融中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

　　鲁迅的创作，总是极力揭露病态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所具有的劳动人民勤劳吃苦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他一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人格屡遭侮辱，最后在冤案之中惨死，形成了人生悲剧。作者对悲剧主人公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喜剧的手法表现阿Q的悲剧命运，不仅写出了阿Q的人生悲剧，也写出了他思想上不去争取的精神悲剧，达到悲剧性和喜剧性的融合。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典型形象的刻画上，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使悲剧与喜剧巧妙地融为一体。

　　《阿Q正传》中从显现阿Q性格的情节上看，既有悲剧内容，也有喜剧内容，喜剧情节和悲剧情节相互交织，最后以大悲剧的结局收尾，达到悲剧与喜剧的完美融合。

　　文章开篇就向读者交代了阿Q是一个贫苦农民，却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无姓、无籍、无家、无固定职业。但是，阿Q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当现实中的他与黑暗社会发生矛盾而无法保持自尊时，他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他把自尊建立在幻想的境界：他自称是未庄大户赵太爷的本家，还是长辈。他穷，却经常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他的自尊心强到对自己头上长个癞疮疤也要避讳，要是有人犯了他的忌讳，他就会马上给予反击，结果往往是自己反被打败。失败后，他又把失去的尊严在幻想中得到恢复：“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通过诸如此类的情节，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使人忍俊不住。但我们的笑声还没有终止，马上就看到了阿Q的悲剧处境：阿Q因自称是赵太爷的本家而被他赏了一个嘴巴；闲人们听说阿Q自称老子，就强迫他自认畜生。阿Q不能容忍进一步的失败，仍然利用“精神胜利法”去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他以“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为借口，来安慰自己的自轻自贱，同时还通过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来补偿自己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自卑的心理补偿，一种幻觉的满足。用精神上

的解放来摆脱他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和窘迫，使他倍受屈辱的灵魂获得一点暂时的安慰。“精神胜利法”对阿Q来说像是一剂麻醉药，虽然靠着它能暂时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满足，得到片刻的安宁，但最终却使他精神麻木，陷入更深的迷误和虚妄之中，因此演出了种种可笑的喜剧场面。这种喜剧是悲剧使然，是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悲剧和精神悲剧产生的结果。反观之，阿Q的种种喜剧性的思想行为又使他进一步陷入悲剧，最终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阿Q正传》中，悲剧和喜剧就这样同时出现在阿Q的生活里。悲和喜原本是对立的，在这里却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阿Q的性格有喜剧性的一面，同时又有悲剧性的一面，是悲喜交融的艺术典型。说阿Q是喜剧性的，因为他的全部活动及其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愿望带有荒谬的性质和可笑的特点。他的行为总是有悖于常情常理。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分离，理想和现实的脱节。鲁迅将这些矛盾以轻松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喜剧性的外表之下，却潜藏着深刻的内在悲剧性，在一系列荒诞可笑的思想行为深处，却有着一种使人深深同情的悲剧力量。我们在笑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作者隐含的深切悲哀。当我们细细咀嚼、体察喜剧中的悲剧意义时，我们的笑就成了含血带泪的笑。鲁迅在描写悲剧场面时，不是用凄楚悲切的调子渲染血雨腥风，而是掺合进喜剧的因素，用讽刺和戏谑的笔调，造成强烈的喜剧气氛，让人们笑中含泪，将悲剧和喜剧巧妙地糅合起来，让人们在笑声中看到一个悲惨的世界，悲惨的人生。笑中含悲，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力。

　　第二，特殊的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也是构成人物性格悲喜交融的重要因素。

　　在《阿Q正传》中，阿Q悲喜剧的融合发生在阿Q自小生活的环境——未庄社会。他生活的环境虽小，却五脏俱全，俨然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有乡村恶霸势力的代表赵太爷；有受过买办教育，兼有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身份的假洋鬼子；有受封建势力庇护的哈巴狗赵白眼；有欺辱过阿Q的地痞流氓；还有只知道“赵太爷是不会错”的浑浑噩噩的愚昧无知的群众。阿Q属于这个社会的最低层。这个社会等级森严，长期以来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可是辛亥革命的风波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未庄的各色人物都以他们独特的言行表现出悲喜交融的性格。

　　比如，鲁迅通过县官大老爷受革命的影响而改换官职，举人老爷和带兵把总的争端，把对反面人物的投机、虚弱本质的尖锐讽刺和对革命失败根源的深刻揭示结合

在一起，在艺术效果上是悲剧和喜剧的融合。当革命之风盛行、阿Q叫嚷“造反”时，赵太爷便屈尊降贵到阿Q面前低声地喊阿Q为“老Q”，却被阿Q晾在一边，不予理睬，还要再叫一声“老Q”，俨然成了一个“阿Q相”。他的前倨后恭的丑态让人忍不住发出轻蔑的笑声。但当我们想到赵太爷所惧怕的“革命者”阿Q是个什么样的“革命者”时，我们又会感到深沉的悲哀。假洋鬼子为迎合革命，把“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还鼓吹自己同“革命党”的关系，其投机本质令人发笑。在革命进行时，封建余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联合起来，把要求革命的阿Q给赶走，把革命的功绩定为“打碎尼姑庵的龙牌，偷走了观音娘娘的庙前的宣德炉”，革命结果是阿Q被把总老爷和举人老爷判决枪毙。机关枪和大队人马用来对付一个阿Q，这是何等的可笑啊！一个个喜剧场面深刻地揭示出革命被封建势力投机和绞杀的悲剧实质。

　　第三，通过典型而精当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悲喜交融的性格。

　　《阿Q正传》中的许多情节与细节描写是非常典型而精当的。在表现形式方面，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上看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极其低下；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可怜相。尤其是在文章的最后一章“大团圆”中，写阿Q的悲惨结局时，不是直接用悲剧的艺术手段写出来，而是通过典型的细节，用喜剧的形式写出。写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游街时，他好像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又占了上风。可见，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具有喜剧性的悲剧人物。他自欺欺人、欺软怕硬、自轻自贱、妄自尊大等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看了都令人发笑，而这种笑是“含泪的笑”，笑中潜藏着深沉的悲剧因素。鲁迅运用悲喜交融的写法，以喜写悲，悲喜交相辉映，大大加强了艺术感染力，既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又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

　　通过对《阿Q正传》悲喜

交融艺术表现手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喜剧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充满各种色调和生机的笑的王国，但它不等于可笑，它的笑寓有一定的情感因素，有一定的审美意义。悲剧把人世间美好的东西撕碎，让好人落难，恶魔横行，但并不使人悲哀沉沦，而是激发人们改变现实、积极进取的力量。悲剧与喜剧虽有界限，但并不是不可逾越。悲中寓喜，喜中寓悲，二者不仅不是水火相克，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水乳交融。寓庄于谐，亦庄亦谐。悲剧用怜悯和恐惧来教育人，喜剧则用嘲笑、讥讽教育人。悲喜交融比单纯的悲剧或单纯的喜剧更能让人领悟其中的意蕴。悲喜交融是鲁迅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他善于运用讽刺和幽默笔触，构建一个喜剧的外壳，而真正的思想内涵则是悲剧的社会行状和痛苦的国民人生。利用“悲喜交融”的手法可以表现出单纯的悲剧或单纯的喜剧所表现不出的审美效果，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审美元素，使“含泪的微笑”深入人的心灵，激发出比单纯的悲剧或单纯的喜剧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受。

　　悲剧和喜剧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对对立的美学范畴却常常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喜剧之中融入悲剧因素时，能够体现更加深邃的社会内容，使人在发笑的同时产生心痛和忧郁，让人沉思；悲剧之中融入喜剧因素时，以喜写悲，从而加剧了它的悲剧性。悲的极至化为轻笑，此时的“笑”比眼泪更让人悲痛。“悲喜交融”手法打破了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人为的封闭与隔离，开拓了更加宽广的审美空间。

　　余学玉，安徽皖西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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