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词《惜牡丹花二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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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词《惜牡丹花二首•翰林院北厅花
下作》
《惜牡丹花二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唐白居易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赏析】
在百花争妍斗艳的春天里，牡丹总是姗姗来迟，在牡丹开后，一年的花事也接近了尾声，这意味着春天已到了尽头。因此，作者白居易面对开得正好的红牡丹时，看到的不仅仅眼前的美艳，他还联想到了牡丹红消香断时的情景，所以“夜惜衰红把火看”。
“惆怅阶前红牡丹”，开篇一笔，清淡而来，短短七字便将牡丹的鲜艳、作者的愁思，甚至整个春天的漂亮都呈现出来。“惆怅”二字为全诗笼罩上了一抹淡淡的哀愁，略显突兀，给读者造成一种牡丹花似已残败的错觉，引人渐入诗境。且这一词具有多义性，既可指作者此时惆怅的心境，又可形容牡丹夜间开放，孤独寥落的姿态情韵。“晚来唯有两枝残”句，写牡丹确实有残败的迹象，不过只有两枝凋残的，意味着满院的其他牡丹开得正盛。这一句与上句相连，给读者心理造成波澜，让人时为牡丹的衰飒担忧，时为其繁荣而欣喜。“唯有”、“两枝”两词，下语十分肯定，好像是作者一一清点过似的，足见作者赏花的细致，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牡丹的深情。这两句浅显通俗，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读后如见痴情的作者花下留恋沉醉的神态，情笃而意深。
“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意又是一转，写作者的隐忧。牡丹虽还繁茂，可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明日狂风大作，牡丹就会收到摧残而

凋零了。既然这样，还不如“夜惜衰红把火看”，姑且夜里趁着灯火好好地欣赏一番吧，这样也不辜负这美艳的花儿了。况且，夜里的牡丹娴静优雅，在烛火的映衬下越发动人，那种朦胧清幽的美是白天所领略不到的。全篇一波三折，诗人怜花惜花的一片痴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富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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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鲜艳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唱歌，才算达到了极致。2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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