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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近年来我国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所经历的艰难曲折过程使人们真正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行政机构的改革。对于每次改革，中央都下了很大的决心，进行过巨大的努力，精心设计过许多方案，并且在理论上和政策是也日臻成熟。在每次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也都出现过一些新气象。少数单位也能较好地巩固改革的成果。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而且膨胀得越来越严重。不但对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战略转变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而且也到了国家财政再也负担不起的地步了。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首先，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一个动力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机构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的动力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考察机构改革的动力时，我们会发现，机构改革的社会动力是很强大的。这个动力便是来自两个战略转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必须彻底摆脱行政部门的微观控制。为此，必须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等等。这种来自两个战略转变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以改革、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不归路，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而要继续前进，没有机构改革以至行政体制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来自行政权力的各种弊端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障碍了。来自社会的这个动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当我们不能满足它的要求时，便要受到它的严重惩罚，而惩罚的方式便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党中央之所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行政改革的战役，党的十五大之所以再一次严重地提出这一问题，其背后就是这个动力在起作用。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认为这个问题迟早一定要被彻底解决，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动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我们不是着眼于社会，而是着眼于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件大事在各级国家机关中却缺乏动力。历次改革的回潮至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行政改革要靠各级国家机关去进行，而他们又没有动力，改革怎能顺利地、有实效地进行下去呢？！那么为什么各级国家机关对于这场改革没有动力呢？因为在这场改革中国家机关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也就是说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这当然就十分困难了。自我革命的困难就在于要主动地放弃自己的既得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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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利益。也就是说，改革的要求和各级国家机关自身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但是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刻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国家机关是否有和是否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机关是否存在滑石粉应该存在着独立于社会利益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呢？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一个重要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这里所说的日益同社会脱离，就是国家产生特殊利益的根源。也就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