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能当上大臣的多是读书人，不是进士也是举人。“君子动口不动手”，按理说，他们都该温文尔雅，有话好商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朝的很多大臣都是不折不扣的暴力男，几句话不投机，就会捋起袖子打起来。明代党争不断，派系分明，大臣打架往往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群殴，紫禁城里常常上演大臣们“全武行”的大戏。
杨慎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状元出身，其父为内阁首辅，24岁已是中央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后任国务秘书兼皇帝的文学顾问。他写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词，现实生活中，他却没这么淡定。嘉靖三年（1524年）春，因为看不惯千方百计献媚皇帝的司法部官员张璁、桂萼等奸佞小人，杨慎和助理研究员、中纪委驻司法部监察官等一班热血青年连班都不上了，天天在紫禁城前金水桥上拦路设卡抗议，若见着张璁、桂萼等人，就见一次打一次，打得张璁他们好一阵子不敢上朝。杨慎他们甚至曾追到紫禁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围殴司法部的法律专家们，影响很不好。最后，爱带头打架闹事的杨慎被贬到了云南。
文学青年杨慎他们血气方刚、争强好斗，不足为奇，但资深阁老们也火气十足、凤狂龙躁，这就多少有点离谱了。隆庆五年（1571年）冬，内阁首辅高拱专横跋扈，打压异己，与国务副总理殷士儋结怨后，便暗中指使自己的学生、中纪委驻中组部监察官打小报告弹劾殷士儋。在国务院碰头会上，高拱和殷士儋见了面，互骂几句后，殷士儋怒发冲冠，扑上去揪住高拱的衣服，“奋臂”殴之。只要一拳过去，高阁老立刻会眼冒金花。因为殷士儋是个虎背熊腰的山东大汉，平时也练练拳腿，要不是张居正眼明身快挺身拦住，年近花甲的高阁老肯定会被殷老粗揍得五官变成麻花。这边宰相打架虽然被阻止了，但宰相的两派哥们儿早已拳脚相加，打成一片。混战过后，满地都是打落的官帽、腰带、缎靴。事后，隆庆皇帝置了一桌酒席，请来两位打架的宰相，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再无下文。大众广庭之下被殷副总理倒了面子，高总理一直非常不爽，其手下言官也纷纷打报告弹劾殷士儋。因为受不了这等鸟气，殷士儋干脆辞职回老家了。
还有比这更暴力的。弘治十二年（1449年）八月二十三，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朝堂斗殴—当着代理皇帝朱祁钰（后来的景泰皇帝）的面，大臣们居然在金銮殿里打群架，参与者不乏尚书、侍郎级高官，最后还打死了人。
原来，在当天的朝会上，常务副总检察长弹劾操纵朝政、倒行逆施的宦官王振。王振的哥们儿、国安部长马顺马上出来帮腔，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语言冲突。中纪委驻财政部监察官王竑突然猛冲上来，揪住马部长的头发，劈头盖脸一顿组合拳。扭打中，王竑竟然咬下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大臣们惊呆了，之后，被宦官压制已久的愤怒更如火山爆发，几十个大臣蜂拥而上，群殴马顺，一顿暴打之后，马部长已奄奄一息。
事情还没完，更多的大臣又潮水般涌过来，抬起大脚对着躺在地上的马顺猛踩。紧接着，平时与王振玩得好的两位高级宦官又被连拉带拽地从殿外揪进来。两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雨点般的拳腿淹没，史载“众又捶杀之，血渍廷陛”。
打没了三条人命后，红了眼的大臣们竟然把目标锁定为代理皇帝，团团围住了朱祁钰，那意思很明白。望着一群衣冠不整、凶神恶煞般的暴力男，代理皇帝脸色惨白，惊骇万状，在于谦的建议下，赶紧在第一时间表态，高度肯定大臣们刚才在金銮殿的暴行是“见义勇为”。消息传出，大臣们又“乘兴”打了一架，王振的侄子、国安部副部长王山被抓过来海扁一顿，随后王振被抄家灭族。
明朝非常注重礼法，官员的行为准则是君子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事实上明朝大臣们打群架犹如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只有发生在紫禁城、金銮殿等重要场所的，才会被史书所记载。他们打群架都是真打，打起来不要命，而且没完没了，其暴力程度远甚于当今一些国家或地区议员打掉门牙之类的政治秀。
但是，皇帝为什么基本不管呢？不仅不管，皇帝暗暗高兴还来不及呢。大臣们打群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大臣们打得越厉害，回头越要找皇帝评理、讨公道，皇帝也就越发显得重要，越发有威望，越发有进行“技术管理”的空间。如果大臣们都是铁板一块、精诚合作，皇帝就容易被蒙在鼓里，岂不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既分而治之、相互制衡，又借力打力、以毒攻毒，大明皇帝们的帝王术，修炼得实在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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