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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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中信信托积极地发布一款农地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一时间,人们遐想无限,有人甚至将安徽宿州的这个农地信托与当年的小岗村相比
农村土地流转的艰难
10月末,安徽宿州埇桥区塔桥村突然开始进进出出很多外来车辆。从车里下来一些挎着摄像机的人,他们对着村里刚刚秋收过后的土地不停地拍,有时还支上了三脚架。
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王立明被村干部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北京来的记者要问他几句话,然后就把他拉到摄像机面前。王立明有些懵,还有些紧张。天气虽然很凉,但他额头还是冒出一层薄薄的汗。
面前的人问他对家里的土地承包出去有什么看法,王立明顺口说了几句。即听到有人说这不行,过了一会儿有人递过一张纸,告诉他照着这上面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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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王立明第一次听到“中信信托”这个词,后来才模糊知道这个大公司与自己家的耕地也有一些关系。但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说不清楚。
1010日,国内第一只土地经营权流转信托产品“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正式宣告成立。这一信托计划的标的物是5400亩农地的经营权,位于中国土地改革的前沿阵地安徽下属的一个小城市,宿州埇桥区。
近年来,与农村土地改革有关的一切尝试都在小心翼翼进行。中信信托此时以金融创新的方式参与其中,将5400亩农地的经营流转权推向资本市场,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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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大胆令业内为之注目。
早在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完成土地确权,这被认为是中央高层与业内已经达成共识,下定决心要推进土地改革。之后的全国“两会”给土地改革定下了清晰的方向与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如今中信信托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发布上述消息,再加上此前流传的国研中心“383”改革方案中再提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各界人士一时间遐想无限。甚至,有人将安徽宿州埇桥区的土地流转与三十多年前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下手印、决心“大包干”的冒险行为进行对比。
时间倒回三年前。
20108月,安徽宿州埇桥区成为农业部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一年后,该地区再度位列农业部力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农改试验区)名单之内,成为六个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之一。
农改试验区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十余年后,农业部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24个农改试验区,覆盖了六大领域、涉及到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
但在塔桥村,村民并不知道上述这些大政策和变化。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外面打工,村中留下老人和孩子。50多岁的王立明和老伴就是在家照顾孙子和年迈的父母,守着十几亩地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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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立明这样的农村家庭随处可见。受限于年龄和教育水平,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一步挖掘农地的价值。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农地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农村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政府对此也一直忧心忡忡。“像中国这样,在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的环境下,农产品的价格却这么低,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中科院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随着中国收入结构的变化,农产品价格一定会快速上涨。2003-2011年,国内粮食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2013年农业部发布的数据则显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并在持续下降。
在政策推动与价格预期之下,城市资本总能最先从政府的忧虑中敏锐地嗅到商业机会。
与最初农民之间私下流转农地经营权不同,近几年私募基金和工商企业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地区,动辄签下成千上万亩土地。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达到2800万亩。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参与农地经营之后,今年上半年全国农地流转面积进一步增3.13亿亩,较去年年底增长16%
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帝元农业)就是在此期间瞄准了安徽宿州埇桥区3个村落相连的5400亩土地。
在此之前,宿州农地经营权的受让方既有种粮大户,也有本土企业。然而,农业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的事情。这些受让方往往有资金,却无经验技术。他们也曾经试图从山东寿光这样知名的蔬菜基地高薪聘请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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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技术指导,但屡屡以失败告终。从别的行业积累下的原始资本,以每年几百万元的速度消耗在成百上千亩受让过来的农地上。
帝元农业也不是农业公司出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家来自香港的地产企业,站在台前的董事长张一言曾任职安徽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安徽中谷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一言在粮食生产领域的背景和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资源,这其中就包括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合肥中科院)。合肥中科院及一位自然人入股帝元农业,持股比例为26%。后者帮助帝元农业设计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架构。
凭借“资本+技术”,帝元农业来到已经成为“两区”的安徽宿州埇桥区,同当地政府协商大规模承包农地事宜。“我们不可能去一家一户同农民去谈出让的事情。”张一言曾经见过几个以这种方式谈判而失败的案例,“我们决定同上一级政府来协商合作。
循环经济的概念打动了宿州政府,但他们同时提出了一个令帝元农业不得拒绝的条件:每年每亩地租不得少于1000斤小麦的市价。
在此之前,宿州当地农地流转租金已经一路飙升,从每年600/亩涨到800/亩。如今政府更是开出了当地历史上最高价,1000斤小麦约折合1000-1100/亩。“我们也不想给这么多,但没办法。”张一言告诉《中国企业家》“这是底价,否则就不与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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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元农业只能接受。
在谈下了土地经营权之后,2012年初,张一言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之下见到中国农科院常务副院长王韧。在张一言循环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王韧帮助其进一步完善了原有规划,最终形成了五大产业板块、循环运营的产业园计划。
但投资规模也随之膨胀至10.5亿元,帝元农业并无这样的实力。
张一言开始四处寻找投资方。虽然有几百个机构或是企业与他接触,但很多人开出的条件都无法让他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帝元农业退出项目,改由其全权接手。
事实上,在帝元农业内部也存在争议。公司股东并不愿意放弃对这个项目的主导权,张一言必须要在投资方与主导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张一言见到了中信信托,“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非常艰苦。”在过去整整一年时间里,张一言不停地对外商谈利益分配,对内协调股东需求。
两年多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一个看上去令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中信信托在当地政府与帝元农业之间扮演受托方与金融中介两大角色,凭借企业信用和融资能力满足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需求;帝元农业则谋得服务商与投资者兼于一身,在保证了对项目运营主导权的同时,还获得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就在政府、企业与信托公司不断博弈直至取得平衡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角色一直处在缺位状态——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和承包方,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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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当接到镇政府通知的塔桥村村委会敲开了当地农户的大门时,包括王立明在内的村民们只关注到了两点信息:出让期限20年、每年每亩地保证1000斤小麦市价的租金收益。
“这是国家给定的。”王立明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政府都协商好了,就得包出去。我们只有种地的权利,也什么都不了解。
这几年来,种植成本在不断上升,镇政府开出的土地转让条件不算吃亏。不过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像是王立明这样的家庭,名下12亩的农地中只有8亩可以流转出去。还有4亩,因为位置不好,包不出去。
在签协议那一日,镇政府和公司的人齐聚塔桥村,与村民们一起签署了农地流转协议。
在很多村民眼中,这块地从此就与自己没了关系。“就像卖东西一样。都卖出去了,就没我们的权利了。”王立明这样理解。至于镇政府将农地经营权是转包给帝元农业,还是更加遥远和陌生的中信信托,他们并不关心。“我们老百姓都不了解,不像人家对外边事都知道些。”那张朴实的脸上挤出了一个自惭的微笑,“就是糊弄事儿。
农民对自身权利的“糊弄”和交易过程中知情权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土地流转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没有完成:土地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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