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受害人会对罪犯产生依恋感？

为什么有的受害人会对罪犯产生依恋感？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绑匪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向警方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处死所有人质。　　经过六天营救策划，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银行外狙击手已经埋伏好，准备在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们不受警方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爱上了一名劫持者，声称等绑匪刑满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当时人们无法对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过程中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体现。　　(阿弗顿·伯顿与连环杀手查尔斯·曼森于加州监狱结婚)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认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以下四个条件：　　▲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从心理分析学的调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新生婴儿的依附状态有些类似。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最有力的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感染周边的成人，最大化地生存下来，心理学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在上述四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人们会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杨景端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乃至整个国家。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虽然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但是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对以个体心态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古代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臣民与人质并无两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是暴力，每一个想要与这个组织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威胁。古代中国历史上谋逆罪的罪名极大，犯此罪者往往家里人会被连坐。古代皇帝反复强调并威慑臣民，目的正是”要臣民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其次，统治者需要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统治阶级往往不会轻易让臣民死，而是想方设法榨取他们，保证自己持续生存的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手中有人质，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人质不能死，绑匪会给他们食物与水；臣民也不能死，因而统治者会减徭薄赋。　　至于封锁信息，那更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手段。中国古代就曾多次出现皇帝为控制臣民思想而禁书毁著。天下归一，江山一统，雄威如秦始皇者都曾焚书坑儒。　　专制社会里，臣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绑匪”培养成绵羊；要么反抗，但结果很有可能是被国家以“乱臣贼子”之名屠戮。历史上虽有多次成功的起义发生，但大都是在皇权衰微、朝代破败的时刻才能成功，那时国家机器早已不具备多少强制力去控制臣民。且不论唐太宗、明太祖这些强权皇帝，就是北宋亡国之主宋徽宗治朝时，北宋都没有发生过成功颠覆朝代的起义，北宋是灭于金国的金戈铁蹄。因而在专制社会里，臣民就如同人质般无路可逃，陷于绝境。能在专制社会里存活的，最终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存在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变成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如果是像古代中国那样统治稳定，经过若干代臣民更替和教育灌输，当初那种反抗意识几乎会被完全抹去，新生的臣民甚至会崇拜这些国家“绑匪”。甲午战争里，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窃取台湾岛之后，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就有意识地用日本教材替代台湾原有的教材内容。台湾独立运动的头号旗手李登辉虽然祖籍福建，生于台北，但李登辉曾说自己就是日本人。他本人的日本名字就叫岩里正男，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而台湾要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回归中国。　　满清入关时，就立马颁布“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敢于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然而200多年过去，辛亥革命的号角吹响时，有多少人因为要剃辫而痛哭。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以绑匪的身份出现，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人质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愿意被驯养的状态。总而言之，习惯建立起来后，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将被打破。当年瑞典案件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即重新寻求被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就是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的辫子。　　面临强大的暴力，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是源于本能的反应。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它做什么它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驯化深入，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在人类社会中，专制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伦理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实现的，其结果就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人质。　　此外，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力量的崇拜。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即通过肢体冲突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规则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解决问题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权”，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原始的信条。在国家领域，专制社会里的多数人对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就如同朝鲜的金氏家族，一个人就能集万千赞美于一身，在朝鲜那些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金家人就是“永不坠落的太阳”。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成的心理特点，不仅出现在绑匪与人质之间，还体现在职场工作中，美国心理治疗师詹姆斯·乌尔里希称，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公司、同一个人手下打工的后果便是会患上职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使老板对员工不好，包括滥施语言暴力、要求长时间加班、无视其身心健康等，但总有一小部分员工会无视现实遭遇，依旧对老板怀有极高的忠诚度，在情感上对公司产生依赖。他们会认为较低的待遇对公司整体来说是必要的，当有外人为他们打抱不平时，他们反而义愤填膺地捍卫老板的作为。这时雇佣双方的关系就像绑匪和人质，老板不但掌管着工钱，还随时可以“炒鱿鱼”。当权力的天平并不倾向于我们时，个人的情绪与认知机制就会调整我们对愤怒和侮辱的感受。因而当跳出职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他们总是惊讶而不敢相信自己的行为。2014年美国一项调查显示，72%的员工目睹过同事受欺负，其中主要是被老板欺负，但是同样有72%的受访者不把这当回事，甚至还认为是合理正常的。身处这种公司的员工往往被纵容甚至鼓励去欺负其他“不努力”、“不配合”的员工，比如对某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冷嘲热讽、组建亲近于老板的小团体而排斥他人。在职场中，这种“公司文化”并不少见，有的还被视为重要的管理手段，旨在培养员工的忠诚度。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在那段时间里就必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也逃不出这个藩篱。　　声明：本文由张轲风原创，一册堂在其基础上改编。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aad5b15b207e87101f69e3143323968011cf48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