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摘要: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葡萄酒作为酒家族中的一员一直在中国的历史里存在，并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独具一格的葡萄酒文化。在与其他国家的葡萄酒文化比较中显示着自己的魅力和自身的竞争力。

关键字：葡萄酒文化 中国 历史 发展趋势

正文：

一、中国葡萄酒文化历史

    最原始的“酒”是野生浆果经过附在其表皮上的野生酵母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称为“猿酒”，意思是这样的酒是由我们的祖先发现并“造”出来的。而我国是世界人类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在中国“古而有之”了。

 1.中国早期关于葡萄属植物的文字记载

    葡萄，我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汉语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包括变种)。例如分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广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国最早有关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诗•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从这首诗可以了解到在《诗经》所反映的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初——约公元前11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这句话译成今文就是：“场人，掌管廓门内的场圃，种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时收敛贮藏。”这样，在约300O年前的周朝，我国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园，人们已知道怎样贮藏葡萄。在当时，葡萄是皇室果园的珍异果品。

 2.汉武帝时期

    我国的欧亚种葡萄（即在全世界广为种植的葡萄种）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8—前l19年)从大宛带来的。《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据《太平御览》，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我国的栽培葡萄从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至陕西西安，其后传至华北、东北及其它地区。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3.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士的诗词文赋中可以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有“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的诗句。

4.唐代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

    李白，又称“诗仙”、“酒仙”，素有“斗酒诗百篇”的名声，十分钟爱葡萄酒，甚至在酒醉奉诏作诗时，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酒。

    实际上，李白不仅是喜欢葡萄酒，更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襄阳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诗人李白幻想着将一江汉水都化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连喝它一百年，也确实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从诗中也可看出，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已相当普遍。

另外，还有很多有关葡萄与葡萄酒的诗句。在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有“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的诗句。刘禹锡在《蒲桃歌》中写了他从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等栽培管理，并且获得葡萄丰收。刘禹锡作为政府的高官，能准确地掌握葡萄栽培技术，可见盛唐时期葡萄种植业的发达。

    在唐代的葡萄酒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了。诗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在众多的盛唐边塞诗中，这首《凉州词》最能表达当时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明朝王世贞称此诗为无瑕之璧，与王昌龄的《出塞》同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此诗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5.宋代

    宋代葡萄酒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苏东坡、陆游、元好问等的作品中看出来。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l125—1210)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说明葡萄酒可以给人体提供热量，同时也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经过战乱，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

 6.元代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葡萄栽培与葡萄酒生产的也有了大发展。

    《农桑辑要》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酒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朝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这从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隐士以及女诗人的葡萄与葡萄酒诗中可以读到。

    以骑驴卖纱为生计的何失在《招畅纯甫饮》中有“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的诗句，尽管家贫靠卖纱度日，还是有自酿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刘诜的《葡萄》诗中有“露寒压成酒，无梦到凉州”的诗句，说明他也自酿葡萄酒。隐居山中的“环谷先生”汪克宽在《秀上人饮绿轩》中写道：“绀云满涨葡萄瓮，青雨长悬玛瑙瓶”。

    元朝政府对葡萄酒的税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朝廷允许民间酿葡萄酒，而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当时，在政府禁止民间私酿粮食酒的情况下，民间自种葡萄，自酿葡萄酒十分普遍。

元朝葡萄酒有较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上。

       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表现。祖上为西域人的丁鹤年有《题画葡萄》：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题墨蒲桃》、《题松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张天英的《题蒲萄竹笋图》，吴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画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蒲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蒲萄》、《重题温日观画蒲萄》，邓文原的《温日观蒲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末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的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媵婢》中写道：“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

    另外，在《酒边索赋》、《水晶斗杯》、《次韵还京乐》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与葡萄酒。从以上所列，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

 7.明朝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食货志》，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蒸馏酒和绍兴酒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则失去了优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风光。明朝人顾起元所撰写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绍兴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绝者。”并说：“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客座赘语》多载明故都南京故实，而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变化尤为注意。顾起元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是经自己亲自尝过的，包括皇宫大内的酒都喝过了，可葡萄酒却没有尝过，可见当时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

    尽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与绍兴酒流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毕竟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民间文学中也都有反映。如冯梦龙收集整理的《童痴一弄﹒挂枝儿﹒情谈》。

     明朝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中药学方面的光辉成就，内容极为丰富，对葡萄酒的酿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总结。

 8.清末民国初期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肆，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据清《西域闻见录》载：“深秋葡萄熟，酿酒极佳，饶有风味。”“其酿法纳果于翁，覆盖数日，待果烂发后，取以烧酒，一切无需面蘖。”这可是地道的葡萄蒸馏酒。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饮品，在一般社交场合以及酒馆里也都饮用。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杂诗之六﹒相忘》写道：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绿烟飞蛱蝶，金斗泛葡萄。失薮衰鸿叫，搏空黄鹄劳。蓬窗漫抒笔，何处写逋逃。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烟台栽培葡萄。这是我国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贮酒容器也从瓮改用橡木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亲临张裕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给予很高的褒奖。康有为曾下榻张裕公司，并赋诗：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当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最高优质奖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所产的红葡萄酒、白兰地、味美思，以及用欧洲著名优良葡萄品种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纳”葡萄酒等荣获金质奖章，自此，烟台葡萄酒名声大振。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业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费面扩大。

二、现代中国葡萄酒的发展

我国葡萄酒业仍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2003葡萄酒产量34.30万吨，2004年产量为39.34吨，同比增长14.7％，在饮料酒行业中属增长速度较快的酒种。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预计：到2010年，中国葡萄酒产量将达到80万吨左右，每年平均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

我国有葡萄酒生产企业450余家，葡萄酒品牌众多，其中张裕、长城、王朝处在第一集团，年销量在5万吨左右；新天、威龙、龙徽、莫高、云南红、通化等品牌处于第二集团，年销量在万吨左右；而池之王、白洋河、长白山、古井等暂时仍处于第三集团。葡萄酒行业集中度较高，04年前6大企业产量占行业总产量54%.

总体来看，我国葡萄酒行业还缺乏能占据全国市场的强势品牌，现有的几大品牌，基本上仍以一定的区域为主打市场，如张裕在福建、山东，王朝在上海，长城在河北、广东，莫高在西北，云南红在西南等。这就给了中小品牌在某些区域市场做强做大的机会和空间，但这样的机会和空间将会越来越少。

三、未来中国葡萄酒品牌发展趋势 　　

趋势一：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国际化视角更加明显。 　　

中国的葡萄酒骨干企业在本土征战的同时，已经展开了伸向国际的触角。通过与外资联合或并购等方式，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为进军国际市场埋下伏笔。而面向世界的不仅是中国的葡萄酒，还有设备、包装等配套行业也已经成长起来，并开始向世界输出产品与技术。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必将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更远。 　　

趋势二：中国葡萄酒文化推广进入快车道。 　　

葡萄酒文化推广活动必将更加如火如荼，各类葡萄酒品鉴会、葡萄酒品评培训、葡萄酒主题旅游等，让中国消费者更多地认识、了解、热爱葡萄酒。更多的国外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必将给市场注入更多新的元素。而将纷繁复杂的中国菜式与品类繁多的葡萄酒做出完美的搭配，使美酒与美食相得益彰，将会是中国葡萄酒文化推广的重要任务。 　　

趋势三：葡萄酒品种差异化发展更加明显。 　　

随着消费者对葡萄酒认识的加深，企业对于发展的不断思考与实践，“差异化”主题的不断强化，日趋成熟的中国葡萄酒行业在葡萄品种栽培与葡萄酒酒种类的差异化发展上步伐加快。

在如今的中国，随着葡萄酒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喝到葡萄酒，可以预见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将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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