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

发布时间：2016-05-06 23:41:4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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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

2016-03-30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人才改革意见”)，明确提出，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合理界定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自主评审；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

此次关于高校职称评审的制度改革，能否为那些苦苦挣扎于职称泥淖的高校老师带来福音呢？

艰难的职称晋升之路

  40岁的张建是一所省属本科院校的非专任教师，主要承担科研工作。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其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本以为职称晋升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在迈向副高级职称时却屡屡碰壁。

  在2005年就获得中级职称的张建，由于年限的要求，直到2013年才有资格申报评审副高级职称，但那时已经面临副高级职称名额由几年前的几十个变为十几个，而申报者却多达上百人。僧多粥少之余，非专任教师的评定名额就更加少了。

  2013年，张建提前两个月就精心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其科研积分在所有申报人中名列前茅，以小组评审第一的成绩进入校级评审，但因专业名额受限等原因最终无缘晋升。

  他没有放弃。为了备战下一年的评审，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著作发表和科研项目中去，比上一年多出版了一部著作和完成了一项省级课题。

  然而，2014年的评审标准却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学科小组评审不再具有量化标准，评委的“综合评价”决定参评人的去留，张建在小组评审中就遭淘汰，无缘校级评审。

  “2015年，我还是继续申报了副高级职称评审，尽管屡受打击，但还是要把这条路走下去。”张建坦言，职称不仅与待遇直接挂钩，与科研资源亦密切相关，比如申报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对申报人都有明确的职称要求，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则是一般要求。

  他表示，没有标准、人际关系分量重，缺乏科学规划与有效的保障机制，是其在职称评审过程中感触最深的问题。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很多，但高级职称“指标”紧张，造成竞争硝烟弥漫；对科研水平有要求，但又谈不上硬性要求，造成“综合评价”难以操作。

职称晋升之路对于以教学为主的高校教师同样艰难。

  王前(化名)是一所中西部211重点大学的讲师，年近50的他已从事教育工作14年，至今没有申报评审副高级职称。他坦言，高校中级职称的评定，根据学历达到一定年限基本都能晋升，而副高级以上的职称晋升则不易，尤其副高级职称评审的竞争尤为激烈。

  “(我)最终还是会申报副高级职称的。”王前表示，职称直接关系到工资待遇，同时也是申报相关科研课题的一道门槛，若职称不达标，只能被挡在门外。

  “(像我一样)以实务教学为主的职称晋升走得更加艰难。”王前表示，职称评审中对于论文、课题、教学课时等都有最低要求的限制，但教学要求是很次要的。

王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职称评审要求科研水平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学校对于教学水平有着独立的考核体系，同样给教师带来教学压力。虽然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能够达到申报职称的条件，但在评审打分中并不占优势。

“不同专业发表论文的难度不一样，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和竞争有限名额，对一些弱势专业的教师不公平。”王前指出，受地域关系影响，学校会对与地方特色研究相关的专业，在职称评审时予以一定照顾，相关专业教师在职称晋升时会相对容易；此外，中西部的科研资源难以和发达地区匹敌，若要求同样的职称晋升条件，也不利于学校吸引人才。

推动高校自主评审需去行政化

  造成高校教师职称晋升艰难，职称评审存在种种不合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行政性的职称评审是症结所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职称评审本身就是行政化的人才评价和管理体系，由行政对人才提出一刀切的评审标准。目前的论文标准、课题标准、经费标准等，就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比如论文就是行政化的要求，目前强调的是发布数量和发表期刊档次，而不是针对论文本身的价值和贡献。用一套量化的指标来评价教师的研究成果，并在评审过程中缺乏基本的透明与监督，也滋生了高校职称评审急功近利、腐败等问题。

  2012年四五月间，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接连报道了两起因高校职称评定引起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丑闻。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院作为评审委员会成员的林莉红教授“大打出手”，理由是对方使自己“没评上教授职称”；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评审专家之一的湖南警察学院体育部主任刘一兵，竟在宾馆“开房收钱”。

  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就提出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

  2016年3月发布的人才改革意见明确提出，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合理界定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自主评审。

关于此次改革，熊丙奇表示，行政部门简政放权，下放高校职称评审权，是扩大和落实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是一种进步，有利于改变目前高校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这只是第一步，政策落实还需要推进高校内部改革，去除高校内部行政化，不然仍无法解决问题。

王前和张建同样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王前表示，政策的出台代表了大的方向，但效果还要看具体政策，若高校自主制定的具体措施仍无大的改变，那么还是难以解决问题。

  张建的看法更加悲观，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压力下放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校自主评审，同样需要教育部层面的指导，比如提供参照标准等，并不能各自关起门来“自娱自乐”。

  熊丙奇表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放权，必须在立法层面推进，改革必须做到于法有据的。

“职称本身就是行政管理、评价人才的产物，只要职称存在，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评价的基本模式，就不可能突破行政框架。”熊丙奇进一步指出，取消职称评审，把职称变为职务，一个人被聘到什么职务岗位，就享有这一职务岗位的待遇，而离开之后，就不再享有，才是我国人才评价、管理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

或可取消英语计算机职称考试

  近年来，职称评审中屡遭非议的一点就是与外语和计算机挂钩，除了少数可以免试人员，几乎所有需要评职称者，都需要参加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如果没有通过职称考试，就无法获得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的机会。

  媒体曾广泛报道，知名作家铁流12年来因英语、计算机职称考试无法通过，导致无缘副高级职称(二级作家)。

  王前认为，高校职称评审要求外语和计算机指标并不是太合理。因为专业不同和研究途径不一样，有些教师运用国内资源就能满足科研、教学需求，英语水平要求不需要过高；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过于专业，在教师能够运用一般办公教学软件的情况下，对科研并没有太多的帮助，不宜额外要求英语和计算机能力。

熊丙奇指出，职称考试已经形成很大的既得利益链，从教材到培训、考务，已经成为组织者碗中的一块“肥肉”，也无形中催生了“考试经济”。

  近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就报道了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中，咸阳一考点监考人员发现准考证信息不符，仍然放行，可能存在多名“枪手”替考。

  此次人才改革意见表示，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张建和王前均认为这是应该的，有利于避免高校教师浪费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