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名士看“名教”“自然”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与“自然”

自古以来，每当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或者战争频发的时代，都是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的时代。

而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名教理论开始破产，“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但是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入仕从政，追求“名教”。因此，魏晋掀起了一股“名教”与“自然”的争辩之风。

《魏晋名士风流》是以简洁易懂地描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名士的思想、生活来叙述魏晋的文化的一本书，借用其编辑的话：“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本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书里分为三大篇：社会百态篇、生活情趣篇和思想灵魂篇。

书中有这么一段引言：“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制；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选择从魏晋的名士出发，以他们特殊的风流展示魏晋特殊的风度，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

书中对魏晋的社会生活甚至服饰等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描述，但是本文里我打算注重于书中的第三篇——思想灵魂篇的玄学的“有无”与士人的“名教”“自然”。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来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解释玄学的涵义为“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之中有矛盾对立的两派：“名教”与“自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对此两者的解释是：“故名教者，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即“名教”指的是入世求仕，而“自然”指的是避世不仕。

由于正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魏晋初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士崇尚抑名教而扬自然的思想。何晏在《道论》中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由此看出何晏提出“贵无论”来阐述“道乃无为”的精神。他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连年不断地战争，造就了一批“偏至之人”成为统治者，而在乱世中发展的士人阶层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关注统治者的人格问题，希望君王只有“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

而王弼则丰富和发展了何晏的“贵无”思想。王弼强调“崇本息末”，即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然而他不单单看到了自然之于名教的作用，还留意到了自然并不是独立的“无”，“无”是通过“有”的外在载体形式呈现出来，存在于每件具体事务之中。用哲学中普遍性与具体性解释就是“无”是普遍性，存在于任何事物里，并通过“有”这个具体性表现出来。王弼这种更加全面的思想为后世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初期的玄学士人先后离世，司马氏的统治逐渐形成，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个时期的士人的主要问题变成了生存问题和精神寄托问题，他们于是彻底地舍弃了名教的依恋，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说：“故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这个时期的士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个体精神都寄托在无限自由自我的精神人格，渴望能够超脱人世间，达到超凡人格的境界。因为他们追随自然，行为洒脱不羁，爱好喝酒，甚至把醉酒的飘然当做是逍遥酒神境界，以沉醉逃避现实。

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可见他们对酒嗜爱之深。

但是他们这种人生态度经过夸张和放大之后，就暴露出了与士族利益追求相违背的问题。有些元康名士过度追崇“崇本息末”，辞去官职，每天都是醉生梦死，结果纵酒废事，舍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名教”，“自然”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而到了后期，西晋的士族既想要入仕为官，又想要保留超然物外的放达精神，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独化论”出现了。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二者同为一物，然而他们只是为自己积极入仕为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终究还是忽视了士族精神层面的思想。然后张湛提出了仕隐兼顾、身名双修的思想：“若欲捐诗书、易治术者，岂救弊之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物自全矣。”在书中作者提到，这种思想在东晋时期得到普遍的推崇，士人们既然享受荣华富贵、声色犬马，追求精神上的高雅脱俗，又要以朝纲为重，稳定东晋局势，争取北上复国。

谢安就是典型的个案。他早期几次拒绝朝廷征辟，隐居山林，成为了当时高洁隐士的象征。但是到了后来部分出于家族考虑，部分出于自身对“名教”的依恋，出山入仕了。他上任后，有一次有人问他一种草药为何有两个名字，他被另外一个人暗喻他先隐后出的行为，另谢安面有愧色。

总之，以上三个时期的名士分别阐述了他们对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就个人而言，我是十分欣赏并且喜欢嵇康他们的思想，自由自在，潇洒不羁，自信张扬。而最后一种思想，看似两者兼得十分美满，但是世间哪得双全法？而且看起来有点虚伪，连谢安他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不抱以信心，又如何能让别人信服他们的思想呢？套用一句歌词，只是在现在“这个美丽而又残酷的世界”，显然只有第三种才能保存个人，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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