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是赚钱的生意么？

卖书是赚钱的生意么？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在家电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食品饮料行业、房地产行业甚至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通讯等）都出现了真正举足轻重的民营大亨。国美黄光裕、蒙牛牛根生、阿里巴巴马云应算他们之中登峰造极的代表。

　　书业却有另外一番景象。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渠道”肇始，行业内也走马灯似的出现过一批红极一时的“明星”。可惜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以不太体面的结局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这里的“人们”也仅指共同挣扎在书业红海中的勇士们。

　　要提出一个多少具有些“全民明星”性质的角色，可能席殊会当仁不让。但近日在刘苏里的博客中看到他转引的两位财经媒体记者的长文，都以“末路席殊”为题，详细展示了这位孤胆英雄的前世今生，并以席殊旌旗搬离鹏润大厦为标志，宣告了“明星”的陨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卖书是个赚钱的生意么？搞这一行真的这么难吗？如果不赚钱的话，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加入到这个行业呢，难道他们都只是想作一番慈善事业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头梳理一下整个思路，先来看一看现今仍然在吃书业这口饭的人到底有哪几种类型，他们是怎样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依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有这么几类书商：

　　第一类是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涉足内容编辑的一拨人，名义是“协作出版”、“合作出版”，俗称“编印发一条龙”。得益于当时的卖方市场和稀缺市场，这批人实实在在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些人到目前还在业内的应该极少了吧，有些很早就成功转型到了其他行业。红桃K的谢圣明、力帆的尹明善算比较典型的代表，剩下有些“化石级”的人物在书市还可偶尔一见。

　　第二类是从当年的街边书摊起步，后来逐步进入到批发市场而成功壮大起来的批零兼营商。这部分人有的坚守在场内经营；有的除了市场批发，自己在外面也有较大的零售卖场，通常也还会多少涉足一些高校教材和馆配业务。

　　第三类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因某些机缘从业外进入的馆配商，如利用房地产商的闲余物业，利用大型公共馆或高校馆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公司。其中有些直接从房地产商脱胎而来，也不排除这些人以前就有书业方面的经历。纯粹依托人际关系起步的馆配商也大有人在，反正这行业的门槛低着哩。在前几年，你有个亲戚是馆长或中学校长就可开张做馆配。

　　第四类是依托名校资源或其他业内资源而直接开张的较大型的人文社科独立书店。他们大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营，至今屹立不倒，在读书人心目中博得了一份好名声。这些品牌店的代表有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上海季风、贵州西西弗、广东学而优等。

　　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几千家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工作室这里就不用去说它了。让我们再来稍稍回忆一下过去的好时光吧：

　　最早的“协作出版”，书商只要拍脑袋想个选题，与相关出版社签好协议，在《社科新书目》或《科技新书目》登个一百来字的预告就可以了。等待的间隙两个半月，正好做完印前工作。总店北京发行所的报数一来，印厂主动找上门要求承印，不用预付款，它也不找你要钱。交货后京所按统一折扣结款给出版社，出版社首先付掉印厂的全款，剩下的钱再由书商来处理，只不过那时的书商往往挂着某某研究所的名号。

　　再后来，“协作出版”演变为泛滥的“二渠道”，一时风起云涌，泥沙俱下。武汉武胜路、长沙黄泥街到处是衣冠楚楚的书商身影。书商的消费带动了市场周边的社会繁荣，长沙蝴蝶宾馆、四招等地人头蹿动，歌舞升平，书商成为了当时先富起来的代表。

　　当时的批发市场火得不得了，广州的东园路市场大户一天可批出十万多码洋的书，全部现款现货，拿货低于一件不给。“做书”的书商在订货会上发书都拿着大旅行箱装钱。为节省时间，数钱用尺子量并非神话传说。街边书摊到处都是，一般大城市中等位置的一个小书摊一天能卖三五百元（想想当时的书价吧），很多摊主就此小富，然后转战餐饮、服装等行业。

　　馆配也有过好时光。得益于高校扩招等因素，最早向图书馆供书，不需做Marc数据，不用任何加工，还不给折扣，送去就可结账。所谓公关，也仅限于吃顿饭，喝点小酒。对中小学图书馆，什么书都照单全收，没有招标投标一说。

　　大家看到了，书业原来是这么赚钱的一门生意。斗转星移，按照市场的发展规律它变到了现在的模样，这并不可怕。美国、日本也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我们已经筑起中国书业之金字塔的牢固基座，它的未来能否辉煌？展望前程，书业的零售会不会出现“国美”，馆配会不会出现“携程”？通达之桥只能是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除了创新，别无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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