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 ·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 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很多，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一直想当他的诸葛亮)，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阅读杜诗，总是被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深深的感染着，被作品中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深厚洋溢的人道主义深深震撼。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王安石、陆游、苏轼、文天祥等对杜甫诗中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真正能做到结合个人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写出一首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现实写照的诗人，使他们成为无愧于祖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诗人。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中国文学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诗人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杜甫（公元712--770），唐朝著名诗人，汉族，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杜拾遗等自号少陵野老，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大李杜”，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隐逸思想表现出来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触景生情，在生活中，一些幽僻之景，会触动他，使他产生归隐之情。 ——在天宝之末，安禄山未乱之前，杜甫写了《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乃贵家园林，侯王别墅多在于此，是行乐之胜地。诗人写道“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石角钩衣破，藤梢刺眼新”。对此韦曲春景，诗人动了归隐之怀：“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在第二首里，诗人写了韦曲诸胜景：“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表达自己羡慕村居幽事。“好鸟不归山，言鸟犹知恋，引起下截意。”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在诗的下半截，诗人慨叹城市尘缘。诗末，诗人说“谁能与公子，薄暮欲俱还。” ——在天宝十三载，诗人未授官时，写过一首《渼陂西南台》，诗里首叙渼陂美景：“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佛识鲛人，空濛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对此渼陂美景，诗人顿生栖身物外之思：“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知归俗所忌，取适世莫并。身退岂待官，老年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诗人要具扁舟逐清景，这与太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同调。自京赴奉先之后，诗人写了一首《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中“微则竹树花草，变则烟雾风雨，仙境则沧州玄圃，州邑则赤县蒲城，山则天姥，水则潇湘，人则鱼释子，物则猿猱船，妙则鬼神，怪则湘灵，无所不备。”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诗人对此画中美景而思托身外：“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 ——在乾元元年写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里，诗人见画中“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因此诗人“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 “诗人因松下老人而动商山之兴，盖世乱而思高隐” 同上。另外，还有许多因触景而顿生高蹈远引、栖身物外的隐逸思想。如：乾元元年写的《崔氏东山草堂》、（《秦州杂诗》其十三、十四、十五）、在去成都路上写的《石柜阁》、在广德二年自梓州往阆州写的《玉台观二首》、在大历二年的夔州时写的《覃山人隐居》等等。在这些诗里，或曰“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十四）；或曰“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石柜阁》）；或曰“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樵”（《玉台观二首》）。 ——第二，是世事艰难，久未授官，或在贬官、弃官之时。 ——在天宝十一载，诗人困守长安，献赋不遇，心情极为复杂，写了《曲江三章五句》。这三章中，有悲叹、伤其不遇：“游子空嗟垂二毛”；有达观、放歌自遣：“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亦有归隐之志：“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在天宝十三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时，往见诸官，诗人写《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里诗人认为，朝廷与他似乎隔霄汉，因此想念山林。想自己多年来，漂泊如一叶浮萍，累及儿女忍饥挨饿，不禁于日暮途穷之时潸然泪下。于是，诗人想到“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想到了遁世隐迹。 ——天宝十四载，诗人在率府时写了《去矣行》。诗人“宁为鹰之飏，不为燕之附，以野性旷荡，不屑觍颜侯门也”。(同上)所以，诗人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表示要餐玉蓝田，也就是说要托之以遁世。 ——至德十二载三月甲戌时，诗人写了《喜晴》。这时正是干戈横放，龙蛇相斗，安史之乱未平，而农事多荒芜。诗人对此乱世，思古人之高蹈：“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叹自己避世已迟：“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最后诗人表示决意远去，故不作空嗟：“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 ——大历五年，诗人漂泊耒阳时作的《回棹》诗里诗人因谋生之故频频作客远游，深愧自己不能安身立命。表示要托迹襄阳：“几杖将衰齿，茅茨寄短椽。灌园曾取适，游寺可终焉。遂性同渔父，成名异鲁连。” ——杜甫一生奔波漂泊，像这种情况很多，因此，这种流露隐逸之思的诗也就很多。比如，乾元二年秋，在秦州时写的《遣兴》、《遣兴五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广德二年秋在阆州时写的《过严氏溪放哥》，大历元年在夔州时写的《西阁二首》、《园官送菜并序》等等。这些诗里，或曰“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芝草”（《遣兴三首》其三）；曰“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遣兴五首》其二）；或曰“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秦州杂诗》其二十）；或曰“诗尽人间兴，蒹须入海求”；或曰“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州”（《西阁二首》）；或曰“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园官送菜并序》）。这些诗句无非都是表示自己欲隐栖遁迹而已。 ——第三，是在与朋友交往，尤其是与逸士高人交往时的酬赠之作中经常流露出隐逸思想。 ——天宝三载，诗人与李白在东都交游时写的两首与李白有关的诗，一是《赠李白》，另一首是《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在《赠李白》里，诗人自叙自己厌恶都市：“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并表示自己避世引年无术：“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最后表示欲与李白遂偕隐初志：“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在后一首里，写与李白“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而寻后所见的是“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诗人对此而思物外之游：“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在未献赋之前，诗人写过一首《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人自叙不遇，漂泊沉沦，无复遭际：“飘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并表示自己唯有学嵇中散、愚公玩世而隐迹，从此归老旧乡：“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天宝十三载，诗人写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中，诗人先叙逸人之居，记玄都坛幽僻之景，后称羡其抱道高栖，超于尘俗：“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置身福地何萧爽。”诗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大历二年，诗人将往潭州时写了《别董颋》。诗人素有欲居襄阳故园之志，所以因董颋适邓而想到：“当念著皂帽，采薇青云端。”就是说，自己也将取道汉阳，登岘首，皂帽采薇，为终隐之计。 ———杜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类诗。像天宝中在京师作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天宝七年作的《奉寄河南韦尹人》，天宝十三载作的《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送裴二虬尉永嘉》等诗中，诗人或曰“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奉寄河南韦尹人》）；或曰“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或曰“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送裴二虬尉永嘉》）。 ———第四，是居址比较固定，生活比较安定，心情比较舒畅时也易表现出隐逸思想来。这种情况主要在卜居成都和暂居夔峡的时候出现得较多些。 ——上元二年春天，诗人卜居成都浣花溪，草堂已落成。此时的杜甫，远离烟尘之外。他写了《为农》，流露出诗人要在此卜居为农并要终于这“锦里烟尘外”的想法。诗人一年几飘荡之后，于此方得暂定。诗人喜爱这烟尘不到的幽僻之地，以之为仙隐：“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诗人竟以不得丹砂为惭。 ——在上元二年夏诗人写的《江村》中，诗人俨然一个与世无求的隐士。他所看到的是“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诗人已是物我两忘：“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诗人“匍匐多年，到此始得少休” 同上。此时的诗人觉得只要有人供米填饱肚子，身外更有何求？ —_——上元二年秋写的《朝雨》中，诗人早起，见江云乱眼，雨势骤来，而鸳燕避雨。诗人想起黄绮、巢由，并庆幸有草堂樽酒托身，远离尘世。 ——大历二年东屯时作的《晚》： ——杖藜寻巷晚，炙背近墙暄。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 ——仇兆鳌评析此诗说：“僻则与世无关，尊则自得其趣。朝问府主，耕学山农，见野人不豫国事矣。末言与物偕息，写出优游自在之意。” 同上 ——大历二年冬作的《写怀二首》的前一首中诗人写道：“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朝班及暮齿，日给还脱粟。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诗人叙客夔之况，表示自己随遇而安，无意于安排，但顺其幽居之兴。接着诗人写道：“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流露出任运自然，不与人情竞曲直之意。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隐逸思想有如下特点： ——首先，终其一生，杜甫的隐逸之思是不绝如缕的。虽然不同时期表现得不一样，有时强烈些，有时淡薄些，但从未断绝。按照萧涤非的划分，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读书游历时期中，有《题张氏隐居二首》、《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等诗；在第二时期，即困守长安时期，有《冬日有怀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渼陂西南台》等诗；在第三个时期，即陷安史叛军、为官时期，有《喜晴》、《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赠阮隐居》、《秦州杂诗二十首》、《苦竹》《左还山后寄三首》、《寄李十二白》、《石柜阁》等诗；在最后一期，即漂泊西南时期，有《为农》、《早起》、《朝雨》、《严氏溪放歌》、《寄常征君》、《覃山人隐居》、《耳聋》、《别董颋》、《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幽人》、《回棹》等诗。这些诗中，都有隐逸思想流露。 ——其次，虽然在杜甫一生中，隐逸思想不绝如缕，但在杜甫的思想中从未占主导地位。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从未消极过，更没有颓废过。他既没有像王维那样“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叹白发》)，也没有真正的“山栖谷饮，高居深视” (《与魏居士书》)。他的一生是“奉儒守官” (《进<雕赋>表》)的一生。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他“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 ) 他“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铁堂峡》)，他“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 (《散愁二首》其二)他“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 (《坐愁》)，他“徒怀贡公喜，飒飒鬓毛苍” 《承沈东八丈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面对这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感到极端的屈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感到愤愤不平：“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同上)；他感到万分悲痛：“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他感到非常孤独：“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但是，诗人“达则兼济天下”，他任拾遗时上疏救房琯，自己却落得个比房琯还重的惩罚。他穷也未独善其身，他“窃比稷与契”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关注国事。对平叛的皇帝、将士提出意味深长的警告：“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杖过崆峒。” (《洗兵马》) ——最后，杜甫全集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多首诗，但没有一首诗表示要把隐逸当作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他不像卢藏用、孟浩然、李白那样，将隐逸作为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从而最终达到入仕的目的。据《大唐新语·隐逸》记载：“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冀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士，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这一成语就出自这里。他更不像李白，未见召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隐’”(《唐才子传》)。一旦唐玄宗召他入宫，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孟浩然四十岁以前在家乡襄阳隐居，亦是以退为进，以隐取仕。不仅如此，杜诗中也没有表示自己“吏隐”的思想。杜诗中只有两处提到“吏隐”和“隐吏”：“吏隐逢梅福、游山忆谢公” (《送裴二虬尉永嘉》)、“隐吏适性情”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都是写别人，并未表示要自己做“隐吏”。他没学比他年长的大诗人王维那样“半官半隐”，身在朝廷而心存山野。也不像后来的白居易“中隐”。完全退隐山林是不容易的，对王维来说就是这样：“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扣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不忍，而终身惭乎！” (《与魏居士书》)于是他“半官半隐”，觉得无不适意。而白居易把“半官半隐”发展为“中隐”，这样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稳定而可观的生活来源。身在仕途而不问政治，远离流俗而不遁迹山林，既能全身避害而又可免除山林的寂寞。然而，杜甫不是这样的。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王定国诗集叙》)。陈俊卿说：“杜子美诗人之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 （《 qiong 溪诗话序》）这就是杜甫伟大之处。 ——因此，通观杜诗全集，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诗中的确存在着隐逸思想。这无损于杜甫的伟大。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我们无须为尊者讳。陈贻焮《杜甫评传》认为杜甫说的是牢骚话。萧涤非的《杜诗选注》也叫我们不要把杜甫当作自了汉（《秦州杂诗》其二十注释）。如果杜甫只偶尔说过几次这样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认为是牢骚话，但说多了就是其隐逸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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