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

发布时间：2010-11-21 17:58:3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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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

一．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乡土特征

现代小说的自然描写有着鲜明的乡土特征。鲁迅、魏金枝，废名，师陀，沈从文与叶紫，沙矴与艾芜、端木蕻良和萧红笔下的自然描写都与特定的乡土连接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乡土特征除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风物的描绘以外，最典型的表现在现代作家在自然风物中所寄寓的乡土情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乡土情感占据重要的地位，紧密地联系着作家的乡土经验、记忆与潜意识。而现代小说乡土情感的出现，取代了乡土散文和乡土诗在表达乡土情感中的独尊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现代小说自然描写寄托作家的乡土情感表现为深沉的苦恋；理想的讴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三种典型的形态。

以深沉的苦恋型的自然书写表达乡土情感主要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来自东北的作家群体是真正失去乡土的，他们的作品洋溢着东北旷野、河流，草原、山林的辽阔而悲郁的气息，充满韧性的力和不屈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充满对故土的苦恋。他们的作品常常以地名为题，几乎成为乡土情感的标记，《万宝山》、《松花江上》、《鴜鹭湖的忧郁》、《科尔沁旗草原》、《呼兰河传》、……，即或不以地名为题，很多也和自然有关，《八月的乡村》，《大地的海》、《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北望园的春天》、《开不败的花朵》、《樱花》、《早春》……。国仇家恨溢满心胸，外在的失去转化为内在的苦恋，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很少有一个作家群的乡土情感象东北作家群一样深沉悲愤。以对故土风物的赞美，以自然的美淡化对人事的厌恶感并表达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并进而缓解内心压抑和难言的哀愁苦闷是现代作家迫不得已的苦衷。在热情日渐消淡，生命意志与外部恶劣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作家心灵中那种对自然、宁静的童年的记忆开始作为一种对社会客体的反差对象不断涌现。自然描写在深切的慨叹中暗示出社会生活在心灵上刻下的创伤，表现出作者对自然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作家在自然中找到了理想的寄托，在这种寄托中，社会的阴影被淡化了。鲁迅的《社戏》对月下水乡风光的书写如此，而沈从文和废名的小说显然是此中代表。废名的小说追求真善美的意境，废名小说表达对乡土的眷恋。《柚子》在物事人非的怅惘之中写故乡外祖母处的小河、山坡、杜鹃花、沙滩、绿草，《竹林的故事》写竹林，春水，河流等等凸现的是一个主人公多情的叙述，对乡土风物人情的追恋。总体上而言，沈从文与废名小说的自然话语是一种纯，一种美，一种理想的书写，一种对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求，自然描写和故土意义更多打上了回归自然，回归家园和回归自由的精神意义。

自然描写表达现代作家的乡土情感还有一种复杂的形态，这就是面对故土，自然风物的描写表现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堪回首的忧郁而难言的心态。鲁迅的《故乡》、《风波》、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萧红的《生死场》，师陀的《果园城记》中的自然话语均有如此特色。《风波》中自然景物描写的农家乐，自然、平静、恬适与其后的辫子风波形成了对衬，《示众》中暑天人们的疲惫、慵懒与无精打采，萧红的《火烧云》，牛马羊在天空的大展览只是为了慰藉只能靠自欺来生存下去的人们，无不表达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种理想的心灵净土消失和破灭的心态。在乡土小说里面，芦焚的小说着力以自然描写呈现“荒野意象”，《里门拾记》中颓坍了的围墙，附着绿沫的水池，崎岖的泥路，像燃烧着的箭猪般颤抖着、无味，寂寞的，厌厌然爬行的太阳，《果园城记》中的尘土、大野，胡草、荒原以及铺满野草的小径，与荒村、废宅，弃园，破庙一起点缀和渲染了乡土的荒凉与萧瑟。异乡之于他，没有可寻求的东西，故乡之于他，是一片曾经充满诗意而现在却无限荒凉的原野，飘泊的灵魂无所归依。正如朱光潜所说“他所丢开的充满着忧喜记忆的旧世界，不能无留恋，因为它具有牧歌风味的幽闲，同时也不能无憎恨，因为它流播着封建式的罪孽”，这种矛盾纠缠的心理让人“不敢说它已失望，可是它也并不像怀着怎样的希望”。[1]因此，这类小说的自然描写，往往打上强烈的文化批判的色彩。

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对乡土情感的负载与寄托，和自然与乡土的同构相关。作为“非人为地存在或发展着的一切物质”，自然的平和安详反衬着现实空间的剑拔弩张，它的清静幽雅映衬着文明世界的污浊混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与乡土紧密联系在一起；与都市的远离自然相反，乡村似乎天然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保持着原始性的质朴自然风貌，而自然在乡村优美宁静的氛围中也被体现得尤其完美透彻。在情感意义上，乡土是温柔的避风港湾，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思乡情；自然则是生命的归属地。自然包容乡土，而作为特定乡土构成部分的自然，却又是乡土的一种铺展和延伸。

当然更为重要，现代小说中乡土风物或乡土自然描写的出现，和现代作家的精神之旅以及现代作家乡土意识的产生有重要的意义关联。现代知识分子疏离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但又陷入人与社会的巨大冲突，因此，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不容漠视的飘零心态，游子心态。伴随现代知识分子的飘零心态，游子心态，通过小说表达地域色彩和作家的本土化追求也便成为一种内心的自觉。现代小说中的自然描写的地域特色和情感色彩有力地实现了这种愿望和需求。中国现代小说的自然描写的乡土特质和现代作家乡土意识的产生直接相关。乡土意识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区别于古典小说的重要特征。地方性和乡土意识潜隐地影响着作者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又不可避免地外现于地方事物的描写与表现上，这使得中国现代小说的自然话语，具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本土化追求，是一种乡土性的典型确证。而正是现代乡土小说不同的地域与文化诉求，这其间包括风景描写的参与，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重要的地域文化现象。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除了语言运用的因素以外，重要的便是风土人情的描摹。“‘风土人情’的构成无非是‘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合成而已”，而“就‘风土人情’的三个重要组成因素而言，20世纪中优秀的乡土小说都将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至于创作的首要位置”。[2]乡土风物、独特的地理与风景描写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群体的生命活动使中国现代小说真正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中国现代小说对地方性与本土化的追求，其间典型的表现在自然风物的描绘上，也来自于对现代文学个性主义的追求。环境对人的思想和意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非常个性化的。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旧梦》中表达的正是此种观念。“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欢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感到这种区别……我们不必一定在材料下有明显的乡土色彩，只要不钻入哪一派的篱笆里去，任其自然长发，便会到恰好的地步，成为有个性的著作”， “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对故乡挥之不去的追忆与乡愁，也是一种家国观念的双重追求。故乡的风物不仅是故乡的表征也进而成为国家、民族的表征，充满强烈的历史意识，游子返乡的母题，游子眼中的风物，无不表达了对家国的忧思。游子从自身的流离飘荡中，在时间与空间的反衬与对比中，进而反映中国社会的苦难与悲凉。某种意义上，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忠于乡土的，勿宁说是忠于某一时代境域中的中国的。因此，现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寻求，本身是一种身份寻求、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观照，伴随着对历史的观照、人生的体认以及时代的变迁和世事沧桑，它典型的表现出一种失乐园的文化心态。

二．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生命意识

中国人理解的生命不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被动物。中国的生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个有生命意义的本体；中国的文学批评充满生命的意识，贯穿人的全部神韵和气息。“中国人写诗讲究生命意识的流贯，中国人感受世界，讲究人和天地万象的生命境界的相通”,“这不论从我们的哲学思考上，还是神话思维上，都有充分的根据”。[4]本质上言，自然话语的生命意识在于自然万物与人的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形成了异质同构关系。一方面，自然界的万物本身具有强烈的生命特征和生命气息，自然具有强烈鲜明的节奏，自然的节奏就是自然的生命。日出日没，晨曦夕昏，寒暑交错，春秋代序是时间的节奏，而潮涨潮落，山脉起伏、丘壑纵横则是自然空间变化的节奏。自然界的节奏变化多奇，生气灌注，时间的流逝，天气的变化，整个自然风景都在不停的运动着，在自然的变动中主体感受着生命的韵律。当然，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命情怀与生命意识的生气灌注激活物象所蕴含的生命情趣，从而使自身的生命意识得到显著彰显。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忧患意识、文化生命意识灌注于自然景物中，形成了一个充满生命意识的世界。

自然描写的生命意识，在现代小说中，一方面通过对人格化的自然实现，一方面通过本色的自然表现。现代小说中的自然，往往打上人物情感的印记，充满情感的色调和生命意识。郑伯奇说郁达夫的小说“自然的景色，与心境的变化，浑然一致”。而郭沫若则公然宣称“20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艺术家赋予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代”。一方面作家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角色，一方面又极力以人物的心灵去感知自然，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对话关系，这既使人物的生命获得超越与深化，又使自然更加趋于人格化。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爱欲与自然构成人物生命的两极，每当主人公的爱欲得不到实现时，他就会转向大自然，面对大自然独语，把大自然当作朋友，母亲或情人。正是在这种移情中，大自然的生命力被发掘了，他召唤着人物回到自然之中，恢复被现代物质文明扰乱的神明秩序。因而，一株小草，一阵紫罗兰气息的微风，以及那长空，那流水，都使作品中的主人公如痴如醉。郁达夫小说的性环境描写，如《沉沦》中的熏风，绿起来的草色，明丽的皎日，《迟桂花》中朦胧的月色，晃动的树影，碧湖薄雾，以及浓郁得让人心醉，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 桂花香，具有最为强烈的生命气息。大自然一方面触发着人性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又促使情欲的净化和提升。而像沈从文的作品，《雨后》、《三三》、《夫妇》以及《旅店》、《萧萧》、《边城》中，大自然的光和色，景和物、纯和美，“冲淡了肉的气息而提升了灵的因素，展示了‘乡下人’健康而淳朴的人性”，写出了人物纯真的生命与自然的浑然统一，共鸣与交响，生命的气息和情欲的净化在对自然的描绘中水乳交融。《雨后》渲染了一个自然性爱的环境氛围，《夫妇》中的不知名的野花，《旅店》中郊外大自然所散发的生命的气息都使主人公的生命意识觉醒，焕发生命的激情，原始性的自然景物与人的生命的自然性融为一体，纯朴与自然，率真与热烈，构成了一个生命意识的空间。特别是《边城》，那深翠逼人的竹子与透明的溪水，与善良，纯朴而又潜藏着顽强原始的生命力的边城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生命的节律，生命的神性，大自然成为了人类生命的托付和皈依。

而另一方面在诸如艾芜、端木蕻良、路翎等一批作家中，自然话语的生命意识通过本色的自然表现。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是本色的，时而温柔低语，时而粗暴狂乱，自然界不再听从人物精神情感的指挥，而极力显现宇宙自然本身的粗糙面貌和原始强力，具有撼人的野气，生命意识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张狂的色彩，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角色性。端木蕻良笔下辽阔而苍凉的黑土地成为人物坚韧生命的象征。而艾芜笔下的荒山峻岭、激流勇涛则给予他的流浪汉们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在与自然的较量与比拼中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深化和张扬。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像端木一样关注自然的作家，他的作品以“自然”作为重要的主题，这一点从他的作品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科尔沁旗草原》，《大江》，《大地的海》，《鴜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等。而艾芜的小说“在人迹罕至的茂朴而疏野的自然中，寻找与都市生活迥然异趣的‘原始美’”。这种自然“苍茫萧森，仪态万端，带有不可侮辱的尊严感”，“在这种萧森万象之中，似乎不是人赋予自然以勃勃生机，而是无比富有的自然赐予人以充沛的生命力”。路翎笔下的自然话语充满丰富的生命意识，这是为人所熟知的，短篇小说《谷》，在暴风雨中，面对自然的宣誓和对自然生命的想象，作家借象征意义的自然宣泄人的意志和生命力的宽阔。而《蜗牛》中的乡村贫苦女人秀姑在突然遭受到丈夫黄述泰的毒打时，作者对秀姑幻觉中感知的自然描绘足可称为现代小说经典，语言上陌生化的运用，色彩斑斓，视觉与通感，使情绪的迷离恍惚，一种反抗与压抑的生命色彩。正如唐湜说：“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一种年轻的或原始的单纯的深厚的生命力”。“有一种燃烧的生命力量指引您们向最高的人生境界一步步上升”。[5]

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中的生命意识，以及自然描写对现代文学生命意识的表现有相反的两个层次，一是生命的活力，常用的自然意象往往是春天的景致，黎明与朝阳，绿色芳草，澎湃的河流等，前述艾芜、路翎、端木蕻良以及郁达夫的小说更有此种特色。二是生命的衰竭，常用的意象则是枯枝黄叶，残花败柳，黄昏夕照等，更多带有衰朽死亡的气息，如鲁迅的《药》，萧红的《生死场》、师陀的《果园城记》中的自然描写。萧红《小城三月》中的自然描写则采用反衬的手法，春天来了，一切生机盎然，但迎娶翠姨的马车没有来，自然描写极力抒写生命的力，而翠姨的生命已经枯萎。最独特的仍是沈从文的小说，正如前述，沈从文小说的自然描写贯穿对生命的礼赞，但沈从文小说的自然描写同样关注生命的腐朽与衰亡，生命力的张扬与生命力的孱弱与退化同是沈从文话语的中心，而后者似乎更带有现实的针对意义。换言之，沈从文小说的自然描写贯穿对生命的礼赞与悲悯，人事的无常和世事的无奈的叹息。沈从文对现代文明金钱万能导致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扭曲以及随之而至的生命力的衰退和热情的丧失进行深度思索，沈从文总是试图在自然描写中表达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偶然，或者说把生命的无奈和世事的无常置于自然的环境来展现。比如在《八骏图》中，沈从文主要关注的是这群“近于被阉割过的仕宦”急需作为自然人生象征的海来治疗，“他取的是性爱的角度，却涉及到中国文化生命力萎缩这一广泛的文化现象”。[6]《边城》中大量优美的风物描写，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与人类的情事抒写达到了和谐的一致。它为恋爱者的翠翠与傩送提供了古朴原始的生存场景，同时自然风物与情爱进行的节奏形成一种诗化的比兴或隐语，表达了一种朴素纯美的生命理想，然而翠翠父母以及天保的死又都是一种水葬，祖父伴随白塔坍塌，死于青山绿水，又暗示了一种自然的永恒和无常的悖论。

总之，自然描写是现代作家表达丰富复杂而多样的生命意识的文化符号和载体，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生命意识揭橥了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历史演进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生命形态的回望与关注。

三．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人性观照

文学作品中自然的描绘与人性的表达有浑融的联系，这在中国诗词文学批评和中国美学史上都有精彩的论述。而在小说层面上，明代的批评家李卓吾已主张“顺其性而不拂其能”，“以自然之为美”，现代作家对自然描写与人性表达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实际上个体领略外在自然的优美奥妙即同时可体会到自然所带来的开怀释放的感觉，所以郁达夫说现代人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了自然，同时他也就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然，也就发现了人性。[7]

“爱的哲学”和“人类爱”是现代小说发现自然的普遍基础和前提。 “爱的哲学”是五四时代作家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普遍基础，“人类爱”则是五四作家“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理想。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瞿世英认为，旧的社会制度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生活了，应该用“新的社会哲学”来建立一种个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这种新的哲学就是“一个‘爱’字……这种爱是无阶级的，无界限的，人我相同的”，“有了爱，才有宇宙，才有生物，才有进化，才有创新”，只有从“爱的微光里”，才能看见没有民族、国家、阶级差别的“将来社会的影子”，[8]郑振铎也认为，现代的人类弥漫着“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心理，因此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大社会”，就只有“提倡爱的教育”。而文学创作应该表现这种人类相爱的“理想生活，或是人间上达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9]但文学怎样表现这种最高尚的人性理想呢？郁达夫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淡，使人格净化”的。[10]郁达夫、沈从文、王统照，许地山、冰心都各有运用自然话语表达人性的独特途径。冰心是较早在小说中以自然话语这一重要方式表达人性理想的作家。《最后的安息》、《超人》、《寂寞》、《月光》、《爱的实现》等小说的自然话语都体现了宽容博大的爱的人性理想。大自然具有永恒无边的美，“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任何生命只要“经过几番宇宙的爱化”，就会获得新生。她劝谕青年要到“神幻优美的‘自然直感’中”，去弥补社会人生的贫乏无聊。[11]最典型的当然是《超人》，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 “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看了三夜的月以后，夜色依旧沉寂，月儿稀缺，何彬至人无梦的睡着，而一篮鲜花使何彬不禁痛哭了，花终于唤起了他的爱，“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我要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的两端，摘下满天的星儿来盛在弦月的圆凹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吗？它的香气，就是悔罪的人呼吁的言辞。”小说中的“月光”，“星”，“花”“微风”都承担了救助人生的意义。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致力于讴歌“爱”与自然人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愿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12]一般而言，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作品探索了原始自由、蒙昧自在和自主自为三种生命形态，而这三种生命形态正体现着沈从文作品所表现的三种不同的人性形式。沈从文的人性不是一种线性的进化追求而是一种环状结构，由自然始而向自然复归，充满对自然的思考、倾心与膜拜。《旅店》中的山间小店，过往客人疲劳不堪，他们有着病态的生活和病态的心理，“这世界变了，女人不好好的年轻时唱歌喝酒，到来做饭店主人”。他们忙于赚钱生活，原始人性正在消失，都“不济”了。而黎明时分星光下山峒中自然人的生活使黑猫女店主想起平日不曾想起的男女事，心里起了不端方的欲望，窗外野性的呼唤使她的原始人性得以复苏，与象征文明病的大鼻子商人进行了野外的交合，企图在野外回到自然去。《夫妇》中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一个花香鸟语的自然环境中萌发了人性的欲望，却险些被一些野蛮风俗的乡民活埋；《渔》则写两个兄弟，在梦幻的世界中，哥哥愿意回到野蛮仇杀的现象世界中，而弟弟却因为对一束象征爱情的野花的想象而进入一个梦象的世界。在《雨后》中，充满野性的四狗与灿烂盛开着的鲜花让具有都市文化特征的阿姐在野性、气力与温柔中成为了一个自然人，象花一样自由地随着季节开放。而《边城》、《柏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菜园》、以及《龙珠》、《月下小景》等同样是这样一些值得思索的艺术化文本，体现了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巨大深意所在。总之，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小说世界展现了现代社会人性与道德理性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和现代人性交往的深刻紧张。正是自然，赋予了沈从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立意义，它是沈从文小说最根本的特质。

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孙犁，其笔下的自然话语也具有相当强烈的人性色彩。在孙犁的《荷花淀》，《嘱托》等小说中，战士、敌人、与自然界的白洋淀水乡风光建立起特定的时空关系。白洋淀的湖水、芦苇荡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作品的第二主人公，正是这种风物的描写确定了小说的基调，或者说小说的生命力。战士们的小船在荷花淀的湖面上，在芦苇中，在嬉笑和打闹，在稀稀疏疏的枪声中穿梭，战斗已经结束了。白洋淀的风光是极其美的，“芦花飘飞苇叶黄”，“一片银白的世界”，但对敌人来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对战士们来说，那是一个合作的伙伴与情侣，敌人在这样美的自然中覆灭，是美的、理想的人性对丑恶凶残的人性的胜利。生命力长久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往往是与对战争的诗意处理分不开的，孙犁诗意般的表现自然与战斗的生活，当然表现的是对理想生活、理想人性的呼唤。实际上，这构成孙犁小说最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以上，我们从乡土特征、人性观照和生命意识等角度比较简约地讨论了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文化品格和文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的自然话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而更为重要，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变迁层面观照，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丰富的文化意义显然有更多值得言说的意味。纵观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补史之阙”是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发展的主脉，从魏晋南北朝直至晚清现代小说观的发生，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主要在小说的本体观与功用实践品格上争论不休，自然描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古典小说虽有象《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样写景较为出色的小说，但古典小说的自然话语格局狭小，往往服务于叙事的修辞学意义，雷同而缺少变化。有些看似精彩的景物描写实际和文本结合不甚紧密，往往成为通俗文学作者炫耀才学的方式。而随着小说在中国文学之最上乘地位的确立，以及西方翻译文学和文学理论深入广泛的介绍，五四初期的中国小说研究相比晚清时代，已从简单的功用与实践品格中超越出来，关注到小说话语的具体技巧，对小说自然描写的关注就是其中之一。六逸、郭沫若、瞿世英、郁达夫、老舍以及赵景深等现代作家都精辟地谈到了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关系问题，以自然描写表达现代小说的文化品格就成为现代小说最为成功的表现方式之一。因此，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现象，现代小说自然描写文化品格的呈现正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和文学语境双重变异的结果。中国现代小说丰富的文化品格和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以及现代小说体式的转型与变革有深刻的文化与文学关联，它来自一种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语境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呈现方式之一。

[1] 朱光潜：《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

[2]丁帆等：《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

[3]周作人：《旧梦》，《自己的园地》，上海北新书局，1928，第151页。《地方与文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第15页。

[4]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

[5]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文艺复兴》第4卷第2期，1947年11月1日。

[6]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教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7]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

[8]瞿世英：《耶稣基督的爱与社会改造》，《燕大季刊》第1卷第3号，1920年9月。《柏格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爱》，《燕大季刊》第1卷3号，19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