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

 《诗三百》，其中十五国风就占了近一半以上的篇章，而这一百六十篇中，情诗共有六十多篇，超过了“国风”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在《诗经》当中，成就最大、最具艺术价值的，就是这些“谈情说爱”的诗歌了。孔子说“思无邪”，可见孔子本人并不十分反对恋爱，这跟后世的学究们，终究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诗经》里的作者，因为是民歌，所以大都已湮没不可考究。唯一一篇有确切作者的，就是《鄘风•载驰》，它的作者叫许穆夫人，原是卫国的公主，嫁到了许国。后来卫国被灭，许穆夫人想去奔丧，又打算出谋向大国求援，却遭到许国贵族的反对和责难。许穆夫人写下这篇诗歌，既表达了自己的忧愁与愤慨，又当面痛骂许国大夫的幼稚和愚妄（“众稚且狂”），言辞不可谓不激烈。我想，许穆夫人大概就是一个高贵冷傲且又文采斐然的贵族女子吧。除去《鄘风•载驰》，六十多篇情诗（也包括别的类型的一些诗歌）中，以女子口吻写下的又占了相当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诗作的主人，或许都是一个个极富才情的女子也说不定呢。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歌颂爱情是永不凋谢的主题。“无郎无姐不成歌”，这情形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有关爱情的诗篇在《诗经》中占有突出地位，约占十五国风160首的三分之一。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15《国风》中《郑风》《卫风》的爱情诗最有名。朱熹认为是“淫奔之诗”，是从封建理学角度说的。从人性角度说，这些诗都是很纯真的爱情诗。这些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虽然同属爱情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表现。

    下面我们就赏析《诗经》中的部分爱情诗篇。

周南·关雎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一章四句是总述，写小伙子“在河之州”由关雎之声而引起对漂亮苗条的姑娘的爱慕之情。“睢鸠”预示着男女爱情的和谐专一。第二章八句写求爱、思恋过程，“君子”想追求“淑女”，但却“求之不得”，陷入了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苦恋情形。第三章八句主要是写抒情主人公的幻觉，仿佛和那个姑娘结成了情侣，共同享受着和谐、欢乐的婚后生活。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言切而意婉。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直往直来，坦率而大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是生命欲望和人性本能的自然显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关雎》的作者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全诗以追求和思念为主旋律，展示了一个男子的痴情，中和平正中含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代表了《诗经》的总体风格。

    诗中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以物喻人，借景抒情，描绘生动传神，感情真挚动人，以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了人们对于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愿望，不愧为《诗经》开卷、列居首位的佳作。

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诗义会通》)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讯、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象，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自，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女子缠绵的爱恋之情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心理描写手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本诗已开其先。所以钱钟书指出：“《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

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子衿》写的是女子等待男子，表现女子等待男子的焦急心情。《采葛》写的是男子等待女子，表现男子期盼着与女子见面的焦急心情。女子采摘去了，“采葛”、“采萧”、“采艾”，男子渴望与女子见面，一天没有见面就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通常人们认为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年。但在原诗中，“三秋”不是指“三年”。全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里有一个感情的渐进过程：三个月……三个季度……三年。“三秋”是指三个季度。

   《诗经》中所谓国风，今天读起来古意盎然，余香满口，当年也是流行民间俗得不能再俗的曲调，是原生态。隔了几千年，说的却是相似的事实：只要心上人不在身旁，就觉得时间格外漫长，好像所有的季节都从身边流走，没有任何赏心乐事，直等得花儿都谢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的篇章，充满了和谐、明媚、秀雅、甜蜜的情致。投：投赠，赠送。青年男女之间互赠信物，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求爱方式。现在有些民族仍有此习俗。木瓜：植物名，果实椭圆。琼：赤玉，又是美玉的通称。琚：佩玉名。“琼琚”和下二章的“琼瑶”、“琼玖”都是泛指佩玉而言。好：爱。木桃：就是桃子，下章的“木李”也就是李子，为了和上章“木瓜”一律，所以加上“木”字。瑶：美石，也就是次等的玉。

    不管是女子，还是男子，平凡的一草一木，在情人的眼中都会变成无价的珍宝，那是爱情的象征，无比深厚的恋情也由此显现出来。你送给我木瓜，我送给你佩玉，并不是简单的回报，而是表示要永远地相亲相爱！有人说，《木瓜》的作者是一只大木瓜。人家给的只是木瓜，他或她就拿玉来回报了。《红楼梦》里愚钝的邢夫人也知道：“金子还得拿金子来换。”可是，人家不是以物易物，要的是一颗心——“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是回报的意思，是表示我诚心诚意地和你谈恋爱，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相信，《诗经》时代的男女是很纯真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功利和自私，这是应该反省的。

    现代人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不仅仅指爱情，还引申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长”的意思。
      

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产生了误解，小伙子对她冷淡了，于是姑娘唱起了这首歌。那个小帅哥，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的原因，使我饭都想吃了，气都气饱了。那个小帅哥，不和我一起吃饭了。因为他的缘故，使我觉都睡不安。恋爱过程是男女双方不同思想、性格、感情在逐渐了解中取得和谐一致的过程。因此，即使没有环境的阻碍，中间也不免有所矛盾。也许偶尔因为一句话也会闹个小别扭，赌气不再和对方说话。这毕竟是很不愉快的，内心的真正情感和口头上表现的态度并不协调，因此常常是当对方不在面前时道出自己的真实心情。这种情形也许有些可笑，但确实存在。《狡童》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情形。谈恋爱是很闹心的事，谈得好的时候，春风得意，甜蜜幸福；谈不好的时候，饭吃不下，觉睡不安，心里非常痛苦。这首诗就是女子此时此刻强烈情感的内心道白，爱怨交加，真实可信。

召南·摽有梅

   摽（biào）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dài）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jì）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当梅子还很多的时候，既女子年龄还小不着急婚嫁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挑个吉祥日子向她求爱。当梅子不多、即女子岁数已大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当天就向她求爱。梅子快落完了，青春快要消逝了，有心来求的小伙子啊，就不要再耽误啦，马上开口吧。“求我庶士”，不妨读为“我求庶士”。很妙的是女子感情的变化，越来越急切——这里描写的少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男子追求，她们就会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向男子主动求爱：“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是怎样的女子啊! 她渴望爱情，就坦率地表白，就主动、大胆地追求。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主动追求是出自于内心爱的萌动，她们把自己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小伙子们快来采撷。这种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顺乎人性自然地发展着，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无需遮遮掩掩。“召南：摽有梅”正是写出了年龄较大的姑娘对爱情的迫切追求。     

    《毛诗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男女及时”四字，已申明诗旨；后数语乃经师附会，应当略去。《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明白了先民的这一婚恋习俗，对这首情急大胆的求爱诗，就不难理解了。陈奂则对此篇巧妙的兴比之意作了简明的阐释：“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诗毛氏传疏》)。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一个“急”字，抓住了本篇的情感基调，也揭示了全诗的旋律节奏。从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心态看，“急”就急在青春流逝而夫婿无觅。
    从诗篇的艺术结构看，“急”就急在三章复唱而一步紧逼一步。重章复唱，是《诗经》基本结构。但从诗意的表达看，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即重章之易辞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木瓜》首章 “报我以琼琚”、次章“报我以琼瑶”、末章“报我以琼玖”，即为语虽异而情相类的重章之易辞申意。《摽有梅》则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三章重唱，却一层紧逼一层，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情急意迫的心理过程。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敦促的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真情毕露，迫不及待了，闻声如见人。
    珍惜青春，渴望爱情，是中国诗歌的母题之一。《摽有梅》作为春思求爱诗之祖，其原型意义在于建构了一种抒情模式：以花木盛衰比青春流逝，由感慨青春易逝而追求婚恋及时。从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到中唐杜秋娘的《金缕曲》“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从《牡丹亭》中杜丽娘感慨“良辰美景奈何天”，到《红楼梦》里林黛玉叹惜“花谢花飞飞满天”；以至闻捷《吐鲁蕃情歌》中的“苹果树下”和“葡萄成熟了”这两首名作，可以说，无不是这一原型模式的艺术变奏。然而，《摽有梅》作为先民的首唱之作，却更为质朴而清新，明朗而深情。

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描述一位女子婉拒情人越墙前来幽会的诗。她的内心是爱他的，但又担心被家长和他人发觉而受到指责和迫害，因此发出了对心爱男子的规劝。全诗以女子内心独白式的口吻写成，但由于女主人公的抒情，联系着自家住处的里园墙树展开，并用了向对方呼告、劝慰的口吻，使诗境带有了絮絮对语的独特韵致。全诗语真情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不是我不爱你，人言可畏。难怪这世上，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却是别的人。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它主要描述了新娘的美貌，同时祝愿她给家族带来好运与幸福。全诗内容虽然简单，但层层递进，先写桃花的花来形容新娘的美貌，再写桃花的果实来比喻新娘婚后生子，最后写桃花的叶子来比喻新娘福荫后代。这首诗艺术上的特点是描述生动并充满喜庆气氛。恰当的比喻也是本诗的特点。后世形容女人“艳若桃花”，应是从这里来的。

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这首诗也是写爱情的。一个小伙子在众多如云的姑娘中间，不爱那花枝招展的贵族少女，也不爱慕那衣锦豪华的姑娘，只有那“缟衣綦巾”、装饰朴素的姑娘一直占据着他的心。这位男子对待爱情是非常专一的。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表现了他的真挚、坚贞、忠诚的恋爱观。这与那些“花心”男人形成鲜明对照。有些人吃着碗里的，看着碗外面的，四处用情，到处采花。　
    如果问我是否相信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我当然相信。但我更相信世上有“取第花丛懒回顾”的感情。爱情贵在专一。《情史》上记载，有个公子遇到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歌伎，爱得神魂颠倒，旁人表示不解，他说，美丽的眼睛有一只就够了，自从遇到她之后，我看世上的女人都像多了一只眼睛。多么让人荡气回肠--“这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

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女子戏谑情人的诗。大意说：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涉过溱水洧水，到我这里来；你要是不把我放在心上，还有别人呢。你这个糊涂虫里的糊涂虫呀！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轻快活泼的一个小片段，千载之下，却仿佛还可以看见那女孩子的如花笑靥，仿佛还可以听见她银铃一样的笑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如果喜欢我，就赶快趟过这条河；如果你不喜欢我，难道没有其它的人（来爱我）？此情此景，那人还不赶快“褰裳涉溱”？于是女孩子得意地说：“痴人啊痴人，你真是个痴人。”——恋爱中的人，当然是痴人。《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郑风·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这是一首风雨怀人的名作。在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早晨，这位苦苦怀人的女子，“既见君子”之时，那种喜出望外之情，真可谓溢于言表。终于可把那相思得上下翻腾的心境平静下来，什么忧愁啊、烦恼啊，霎时间忘得干干净净。怀着深深的爱恋苦苦等待和思念心上人的出现，这种过程是多么痛苦而沉闷的，但对爱情的幻想给人灵魂唯一的支撑。有了幻想，再苦再难的现实都可以去面对，在其中坚持下去。其实，岂止是恋爱，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是如此。因此当彼此遇见的那一刻，仿佛世界毁灭也再无所谓。只愿那一刻时间可以停留，就这样一直相望，任风吹雨打天昏地暗，也破坏不了漫长等待后心中的甜蜜幸福。这首诗相信最后一句应该不少人有印象，特别是喜欢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朋友一定还记得书中有一幕：程瑛姑娘救了受重伤的杨过，却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当杨过醒来时，看见程瑛在一大堆纸上写满了一句话：“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表达自己遇上心上人又苦于无法开口的少女情怀。
    应该说，《诗经》中的这类爱情诗，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这种淳朴、自然、浪漫的平等爱情，是汉以后爱情诗的矫揉造作所不能比拟的。

卫风·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诗写一个妇人思念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她想象丈夫执殳前躯，气概英武，颇有一些骄傲之感，但别后刻骨的相思却是够受的。在她寂寞无聊的生活里，那相思不但丢不开，甚至倒成为她宁愿不丢开的东西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位，社会的动荡，直接波及家庭。一旦遇到战争，首先遭到破坏的乃是美好和平的家庭生活。有时是去抵抗入侵的异族，有时是去镇压各地的叛乱，不管怎样都要抽男的去当兵，留在家中的妻子，日夜惦念着行役的丈夫。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在诗经中有不少出色反映这类情感的作品。《卫风·伯兮》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形象地写出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深深思念。
    诗一开篇，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我们译作“大哥”)，口气中带着亲切感。——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这位丈夫为什么是值得骄傲的呢？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幹《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能够安心吗？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本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本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本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关于本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是一篇夫妇的对话。第一章说：鸡叫了。夫说：天将亮未亮。妻说：你起来看看天吧，启明星那么亮。夫说：那我要去射凫雁了。第二章妻说：射得凫雁我为你制肴下酒。愿我俩能白头偕老。你弹琴我鼓瑟，生活多美好。第三章夫说：知道你是真关心我，送你杂佩报答你的爱。知道你对我很体贴，送你杂佩表达谢意。知道你是真爱我，送你杂佩告诉你你我心思是一样的。看到这样的诗句会觉得很幸福，就像张爱玲曾经说过，世界如此之大，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夫妻吧。诗三百浩瀚的篇章里，也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幸福的夫妻吧。打猎、饮酒、弹琴作乐……好像是武侠小说里归隐的神仙眷属，没有分离、猜疑、彷徨、怨怼，只是一种安静而踏实的厮守。这对青年夫妇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诚笃而热烈的感情，令人羡慕，令人赞叹。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爱情诗篇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它通过描写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生动地展示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在鲜明的特质中闪烁着中华民族性格的光芒，辉映着中国民俗和璀璨烂漫的社会风貌。

 后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于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于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道者。”

   如《九歌》中最著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儒家的几位著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于“以美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于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而是用于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后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473d4651ed9ad51f01df24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