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齐桓公死于管仲的人才政策

为什么说齐桓公死于管仲的人才政策

2013年11月05日09:45 来源：法人

　　为什么说齐桓公死于管仲的人才政策注重选拔人才、善用人才固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才战略内容，

　　但如果忽视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

　　这样的人才政策终究成为无源之水——齐桓公的惨死结局正是这一见解的注脚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期，齐桓公无疑是极富传奇色彩得人物，且多半是英武豪迈、睥睨群伦的：早年，他的兄长——齐襄公荒淫无道，乱杀无辜，他只好带着鲍叔等人，投奔卫国的亲戚——他母亲的娘家人；后来齐国人杀了襄公，他多亏鲍叔出谋策划，方才抢得先机，战胜其他兄弟，回国当了国君；再后来他内修政治，发展生产，外讨强敌，号令诸侯，几十年间，唰拉拉地就开创了一代霸业，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第一位称雄各国的霸主！

　　当然，这一切离不开管仲等人的有力辅佐。管仲字夷吾，他本是齐桓公即位前的仇人。当年齐桓公与他的弟弟公子纠争夺王位，管仲是公子纠的心腹，为阻止齐桓公回国即位，他管仲竟然在桓公回国的路上设下埋伏，还一箭射去，差点要了桓公的命！好在桓公大人有大量，他听了鲍叔对管仲的举荐后，知道管仲智慧超人，有经天纬地之才，便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做了齐国的宰相。事实证明，桓公此举是英明的。此后，他有如神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且还“尊王攘夷”，抗击了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犯，简直就成了那个时代呼风唤雨、拯民于水火的救星，难怪孔子赞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世对管仲的称颂更有神化倾向，就连智谋盖世的诸葛亮年青时也只是“自比管仲、乐毅(燕国著名军事家)”，遑论他人？到如今，人们对管仲的膜拜依然有增无减，他不仅是被视为纵横国际舞台的伟大的政治家，更是被看作为中国经济管理学的开山鼻祖。

　　然而，有一件史实却是后人无法回避的：齐桓公虽然大半辈子英明绝伦，晚年却是凄惶悲惨的：管仲死后，几个小人乘桓公生病之际相与作乱，他们矫传王令，堵塞宫门，围筑高墙，断绝了王宫与外界的联系，让桓公在无饮无食中饥渴而死!而桓公膝下的五个儿子又为了抢夺王权而忙于内斗，无暇顾及死去的父王，致使桓公死后停尸床上六十七天，尸蛆爬出宫门之外，也一直下葬不得!这就是我上文说桓公一生“多半是——而不是全部——英武豪迈、睥睨群伦”的道理。只是后人可能很少注意到，造成齐桓公惨死的直接原因，却是与管仲生前人才政策的失当大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管仲人才政策的做法就会明白。

　　敢于起用新人却忽视培育新人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互争雄长，争夺人才便必然成为其中的一则重要选项，因为谁拥有了人才，谁便占据了谋略高地，谁就得到了治国能臣和统军领袖，谁便握有致胜的先机。以管仲的韬略智慧，他当然明白人才对于齐国霸业的意义，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多次提到“树人”的重要。

　　按照冯天瑜先生在他的《中华文化史》一书中的说法，《管子》一书的编写，是“有稷下学者参与其事”的。稷下学宫是始创于齐桓公在位时的一所公办私学，历桓、威、宣、缗、襄等五代，约存在一百五十余年，这里的学者参加了《管子》一书的编撰，表明《管子》应编成于管仲离世后不久，基本反映着管仲的思想。

　　在《管子·权修》中，管仲多次谈到人才培养的不易，指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后来他又将这一观点归结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经典说法。此外，他还在《权修》中说过“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之类的话，以示人才对事业的重要意义。

　　然而在人才培养的具体活动中，或是由于当时战争倥偬，一切皆围绕着“富国强兵”的中心任务而展开，以致无暇顾及兴校育人工作；或是对学校办学支持不够等原因，反正当时齐国的办学情况史无明载，并不突出。

　　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巫史掌握着文化教育大权，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享有受教育的特权，但春秋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中，官学当然也还存在，但“私学”悄然兴起确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管仲治理下的齐国，除了稷下学宫这一主要用来吸引外来学者的学校外，其余国内的育人情况并无值得可以圈点的地方。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了管仲在齐国实施的各项兴国举措，说他“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又说他“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就是只字未提他兴校育人的事，而与之同时期的郑国宰相子产却以“不毁乡校”出名。

　　此外，在《吕氏春秋》、《国语》等著作中，也都谈到了管仲在政治、经济、礼法上的诸多措施，但于教育方面却未留下只言片语。这是史家的疏忽，还是齐国的实情使然呢？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有一点是不容置辩的，那就是齐桓公的晚年，朝中后继乏人，这一情况起码可以说明，齐国的人才教育是并没有什么显著成效的。

　　重用贤人却轻视贤人梯队

　　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管仲辅佐他四十一年，君臣生死几同短长，然而在这长达四十余年的治国生涯中，齐国朝中大臣中并没有出现多少新面孔。

　　据《管子·小匡》记载，管仲为相三个月时，曾向桓公举荐过五个人：一是隰朋。管仲认为他“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于是推荐他当“大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二是宁戚。管仲认为他能“尽土地之利”，使齐国“增产粮食，增加人口”， 于是推荐他当“大司田”(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三是王子城父。管仲认为他能“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于是推荐他为“大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四是宾胥无。管仲认为宾胥无善于“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杀无辜的人，不搞冤假错案，于是推荐他当“大司理”(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五是鲍叔牙。管仲认为鲍叔牙不计生死，不图富贵，敢于犯颜直谏，于是推荐他当“大谏”(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

　　当然，这些人后来是得到任用的。但四十年后，当管仲病入膏肓，桓公要他举荐能挑大梁的人才时，他口中念念不忘的差不多也还是这几个人：“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闻”。“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

　　当桓公说“假如您不幸去世了，谁能接任你的位子”时，管仲分析道：“鲍叔牙为人直率，但不能将国家交给他；宾胥无为人善良，也不能将国家交给他；宁戚办事精明能干，但却不能让国家充分地繁衍生息；孙在之能说会道，却不能以诚信取人。我看啦，还是隰朋合适。”

　　结果，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以隰朋为相，但此时的隰朋也已垂垂老矣，十个月不到，他便追随管仲，入了黄泉。桓公无奈，只得以更为年长的鲍叔牙为相，可是不久，八十多岁的鲍叔牙也驾鹤西归，桓公手下再无可用之才，小人便乘机作乱，张狂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管仲相齐的四十多年间，齐国国家的领导中枢始终是由老臣掌控着的，并无多少新晋后辈选拔进来；二是管仲是知人的，而且知人甚深、甚透，但他并没有在此期间下大力气去识才、选才、用才，致使后来老臣满朝，人才断档；三是管仲荐人是被动的，是在临死前，桓公主动追问下才谈到干部的“接班” 问题的，可见他对齐国未来的宏图大业是缺乏深远考虑的，甚至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不负责任的。

　　召徕士人却不敢委以重任

　　西周以后，周天子权力旁落，原有的宗法制度也渐趋瓦解，许多原来依附于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的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士”，开始纷纷流落到诸侯各国，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有文化，有技艺，一些领袖人物还有着不凡的治国抱负和才能。他们奔走各国，游说各国的国君和权要，或宣传政治理想，或传授学术主张，或推销才华技能，忙得不亦乐乎，而处在纷争中的诸侯各国也需要得到“士”的帮助，以实现强国争霸的目的，为此，各国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延揽“士”人，以为我用。

　　管仲当然是明这一形势的，他建议齐桓公在国都稷门外设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稷下学宫。

　　在稷下学宫，“士”的生活优渥，“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士”的言论十分自由，“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孟子·公孙丑下》)；“士”的主张也各美其美， 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均在这里得到宣讲。

　　但是事物的发展似乎就止步于此，这些有着济世安邦胸襟，同时深怀政治见识的“士”人，在齐国并没有得到多少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无官守，无言责”(《孟子·公孙丑下》)。一句话，他们只是一群口若悬河、心怀理想的善辩之士，在齐国只不过干着坐而论道的事而已。相比较于后来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殃、李斯，魏国任用李悝，楚国任用吴起这些“外来人”变法而言，齐国对那些外来“士”的使用显然是不够的。

　　是管仲能力太强，始终对这些才人辩士的行政才能不放心，还是他对这些“外来人”的忠诚度不信任？这还真值得历史学家们去探究一番。

　　清除小人却未能做到彻底

　　齐桓公晚年在成就霸业后是很有些贪图享受、乐意奉承的，因而他的身边也自然活跃着一群投其所好的小人：善烹饪的易牙、自阉入宫的太监竖刁、懂得朝中礼仪的公子开方等就是最为得宠的三位。

　　这三个人的品行想必管仲是早就看在心里的，因而当他病重，桓公去探视，谈了要重用这三人的想法时，管仲是极力反对的。他说：“易牙为取悦于你，将他的儿子蒸了献给你吃，这于人情不合。一个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你呢？竖刁知道你怕宫里出现秽闻，于是自阉其势，入宫服侍你，这也于人情不合。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能够爱你呢？开方是卫国的公子，他舍弃了太子的地位，跑来跟随你十五年，而且从没有回国探亲过，这自然大有深意，他是想从齐国这里得到他在卫国不能得到的更多的利益，这几个人千万用不得啊!”

　　桓公见管仲讲得十分诚恳有理，便当即表示会疏远他们，而且在管仲死后也真的冷落了那几个人，还将他们全都逐出了王宫。但习惯了那几个人服侍的桓公，一旦离开了他们，又感到十分的不便了：没有了易牙，他觉得宫中做的菜吃不进口；没有了竖刁，他觉得宫中秩序乱了套；没有了开方，他感到朝中失了礼仪，特别是隰朋、鲍叔牙这两位老臣相继去世后，他更是感到朝中无人，于是不顾管仲的遗言，又将那三人召了回来，终于酿成了后来那三人作乱、自己饿死宫中的悲剧。

　　据说当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堵了宫门、筑了围墙，断了宫内外的一切联系后，有位妇人翻墙来到了齐桓公的身边。齐桓公一见那妇人，急切地可怜兮兮地说道：“我饿得很，想吃的”。那妇人说：“我没办法带吃的进来”。 齐桓公又说：“我喝得很，想喝的”。那妇人说：“我没办法带喝的进来”。不明就里的齐桓公一头雾水，有气无力地说：“为什么呀？”当那妇人把易牙等人的恶行告诉他后，悲愤不已的齐桓公滴出几滴浊泪，喃喃地说道：“唉!圣人(指管仲)所预见的，这么快就兑现了啊？!假如他地下有知，我有什么脸去见他呢？”说罢掩面而泣，不多时即气绝身亡。

　　应该说，桓公自省，似是在痛责自己没有听信管仲的话而自食其果，终至身受小人之害的，但就旁观者而言，在这件事上，难道管仲就没有过失吗？易牙等人进宫不止一天两天，一年半载，开方在朝中就待了十五年，管仲对他们的为人品行、行事意图应该说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可知人明理的他以前奏明、提醒过桓公没有呢？为何直至临死才吐露心机？

　　管仲是一位轻重曲直拿捏得十分慎重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深得齐桓公的信任，与齐桓公之间亲密无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他的这一政治智慧。在与齐桓公的交往中，管仲是有许多利害考量的，尽管桓公对他言听计从，但他是深明伴君的忌讳的，所以，当桓公深信易牙等人时，他知而不言，隐而不发。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有担当、负责任的政治家，弥留之际，面对易牙等人极有可能危害国家时，了无顾忌的他再也不可能闭口不言，任由国家坏在那几个小人手里了，于是就有了他后来的这番肺腑之言。

　　不过回头反思，孔子真不愧是知人论世的千秋伟人，他对管仲可谓知之甚深：一方面他赞扬管仲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尊王攘夷”对中原民族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对管仲的对失，特别是人才政策上的过失也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据刘向的《说苑》记载：一次孔子与子贡谈论“往之贤者”，孔子连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而不言“齐有管仲，郑有子产”。子贡大惑不解，孔子反问道：是“进贤为贤”，还是“用力为贤”？子贡说：“当然是"进贤为贤"了”。孔子说：“对呀，我听说鲍叔荐过管仲，子皮荐过子产，未曾听说管仲、子产荐过什么人”。

　　本文的这番论说，是不是可以作为孔老夫子这段话的注解呢？张军湖北经济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民国学人散说》、《民国那些大师》等学术专著；另创作有《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大陆版、台湾版）、《血战大武汉》、《陈诚：1940-1943》（大陆版、台湾版）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2011年3月在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雄关漫道》中担任评说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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