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 王安忆与蚌埠

难以忘却的记忆——王安忆与蚌埠

寇国庆 倪相群

（蚌埠学院 安徽蚌埠 233000 ）

摘要：王安忆对旧上海的书写难免有着在历史档案中寻找材料而进行的虚构与想象，而在对少年知青插队偏远荒僻的蚌埠进行书写的一系列小说则充满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王安忆对早年贫瘠乡村生活带着个人痛感的认识，显然更为丰富生动和具体，也成为她对当下上海多样社会体悟的基础。早年记忆成为她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并因此形成其独特的创作观。

关键词：王安忆；蚌埠；记忆；精神资源；创作观

Th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ang anyi and Bengbu

Kou guoqing Yuan yuan

（Bengbu college Anhui Bengbu 233000 ）

Abstract: Wang anyi imagined the old Shanghai with the historical archives,but in the novels on Bengbu she has unforgettable memories of trauma about young intellectuals. The understanding of early poor rural life with personal pain is more vivid and specific,also is basis the diversity of Shanghai society in her fictions.So early memories became her spiritual resources and her unique creative concept.

Keywords: Wang anyi; Bengbu; memories; spiritual resources; creative concept

寇国庆：（1970—）男，安徽凤阳人，安徽蚌埠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论。

倪相群：（1968—）女，安徽蚌埠人，蚌埠学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在王安忆1999年发表的《寻找上海》文章中，旧日的海上传奇只是尘封在时间的档案里：“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最能够代表王安忆对旧上海繁华梦寻找的《长恨歌》对往日上海的想象虽然华丽，却有距离感：“对这城市的感性被隔离在故纸堆以外，于是，便彻底地丧失了认识。”显然这里描绘的上海只是王安忆小说的布景。“可在那里面，看见的是时尚，也不是上海。再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街面上不再有那样丰富的有表情的脸相，它变得单一。而且，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而这些毛边和技节，却是最先触及我们的感官的东西，于是，再要寻找上海，就只能到概念里去找了。”[1]对于在49年的上海度过童年的王安忆来说，旧日里的上海如同传说，从不曾真正把握过。另一方面，对于上海，王安忆首先是一个外来移民。童年不愉快的上海生活经历，等到她1978年重新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回忆。童年，这个城市给她的疏远感，使得孤独成了王安忆的一种基本生存情境。从童年、青年到成人，年龄层次不同，具体阅历相异，但孤独却一如既往，这也是她对上海特有的感觉。其实，在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在上海发育出来的海派文学里面的都市文化意识、 焦虑的情绪体验、漂泊感、忧郁感，都市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出急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危机意识，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游魂。在这样的孤独感作用下，真实的生活陌生了，看似亲切的一些描述，突然变得支离破碎与陌生疏离。

而另外一些记忆却随着时间的远去，日益清晰起来。

王安忆从16岁那年在安徽插队落户，深感命运的变化无常，从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到贫穷荒僻的内陆乡村，命运的陡峭起伏变化作为创伤记忆刻骨铭心，内化为充分的情感材料来用于写作。王安忆自认为写作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实的风格让她无法跳出经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她不同意一些评论家提出的“跳出经验进行创作”的理论，对她来“经验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叙述过程中的美感，而美感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越感性越好”。 [2]作为知青，在蚌埠怀远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使她的很多的作品中的人物的有着共同经历。《本次列车终点站》、《米尼》、《桃之夭夭》、《岗上的世纪》中都有大量相似的关于农村生活，以及知识青年返城的描述。

虽被海外学人王德威称为“海派传人”的王安忆对上海有着较多的描述，淮河边的一座小城，被世人称为“小上海”的蚌埠，在王安忆的笔下，同样得到了有力的书写。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王安忆发表的以淮河沿岸、蚌埠左近的地方为小说命名的有：《大刘庄》（与王安忆下放插队的地方同名，中篇小说，发表于《小说界》1985年第1期）、《小鲍庄》（中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岗上的世纪》（中篇小说，发表于《钟山》1989年第1期）、《蚌埠》（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1997年第10期）、《临淮关》[3]（中篇小说《临淮关》发表于《上海文学》2004年第7期）。在这些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蚌埠地域的意象，以及《隐居的时代》（短篇小说，发表于《收获》1998年第5期）、《51/52次列车》（乌鲁木齐至上海，途径蚌埠的火车）（《北京文学·原创版》2004年第7期）中的大刘庄与蚌埠。

五十年代生人的王安忆，童年与少年时代正赶上中国社会极具变动的六七十年代，社会的不幸反而成为日后作为作家的创作资源，相对于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物质丰富而言，地处内陆的插队的蚌埠郊县怀远就是荒寒之地，当地的贫穷让下放知青感到震惊，而在她插队的最近的小城蚌埠就成了这些被命运放逐的少年的心灵的慰籍：

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成群结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是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我们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再能回去那里，从此也只能是那里的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唯一的维系。所以，在这一刻里，四周的知青们，便像战乱中的难民一样，直奔向铁路而来。（《蚌埠》

事隔多年以后，王安忆在一系列的创作中在在地提及。

小说《蚌埠》写到蚌埠喧闹的渡口和嘈杂的火车站，还有干净的“人民浴池”、整齐的街道……蚌埠在王安忆眼中都显得阴郁，但是在阴郁的表面之下，是一种温和的、整洁的、安宁的感觉。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描写的上海潮湿、混暗的弄堂，也多多少少有蚌埠市的影子。尽管，她和蚌埠也只是萍水相逢，可是日常蚌埠保存的是她太多纯真少女的秘密。在有着土生土长的时人看来，王安忆插队村子和蚌埠其它村落没有任何区别。村口栽了很多白杨树，每家每户都是一个院子，院子里种几棵果树，院子外垒的是牛槽，牛槽旁边就是很大的粪池……炊烟也不是煤烧出来的，而是玉米秸、花生秧作为燃料的。一到黄昏，牛叫、羊叫，一派热闹。母亲在热闹声中，站在门旁喊着孩子回家吃饭。这副场景，王安忆也会铭记多年。诗人曾说，脚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当年的蚌埠，也是王安忆的故乡。[4]时间似乎停滞的农村生活也许可以使王安忆脱离喧嚣的都市把视线转向内心，这可以使她对世事与人情更加敏感，这在小说《临淮关》中有更加明晰的表现。小杜的家境和出身并不算好，但却有着姣好的相貌和敏感自尊的心性。作者细致入微地讲述了她的琐碎而酸涩的生活，略显乏味与平淡却深入生活的深层。小地方的姑娘，样貌身材姣好，又有心计，敏感而自尊。出生普通工人家庭，嫁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又能够不失尊严地让周围的所有人满意。小说写小杜的城府和城府后面的脆弱。小说中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回到自己的娘家，她父亲生病了，她在淮河边上，听到淮河对面捶衣服的声音，河水茫茫。

2005年，王安忆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集，结集成册的这本小说集定名为《稻香楼》，而稻香楼是省城最高级的宾馆，毛主席曾经住过。曾在蚌埠五河插过队的王安忆，蚌埠、临淮关等安徽地名都在这部小说集中成为美好青春的意象，稻香二字，可以为她难以忘却的记忆做个注脚。

程光炜曾经谈到《蚌埠》的风格是“节制”，是那种汪曾祺式的“减法”的写作，并举例：“往来于蚌埠的船上，午饭供应的是面条和面包。面条是一角二分一碗，面包八分一个。面包自然是稀罕物，面条因是机压面，便也稀罕了”。在小说中“知青命运”被隐于文本之后，从而也得以“淡化”；《天仙配》的语言可能又夹杂着王安忆式的“啰嗦”，但那“都有特殊事件，堪为真正的故事”，且与“特殊的结构”形成默契，“实是包含了一种对偶然与命运的深透的看法”的叙述特点，却分明又是汪曾祺的——或说也是漫长而悠久的中国传统小说的；《遗民》几乎是生活的“原生态”的，小说作者的“世故”，真像她批评汪曾祺的，似乎到了“天真的地步”；而《轮渡上》则有了一点《受戒》或《大淖纪事》的气味，朦胧的人生状态，与浑然的天空和水声混在一起，那大概就是有意味的东西，“被不显山不露水地带出”的意思了……写到这里，程光炜会突然产生疑问，为什么是同一个作家，在写上海和蚌埠时却采取了繁简不一的手法。她写上海时，那笔法是张爱玲那种繁复和纠缠的，还有许多难耐的啰嗦和绕口；而当她一旦回到“蚌埠”的简单中，那份简洁的风格就出现了，表现出了与汪曾祺的某种亲近。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这种“选择”？或是这种城乡的差异，是否就是作家前后不一的理由？他说老实话，在研究王安忆的“文本”时，我遇到了一个难以面对的难题。[5]对于这个疑问，是否可以从其青少年从繁华的都市一落跌至贫瘠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插队生活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谈起呢。在对这一段记忆的书写中一切模糊的记忆都在她的作品里得到了复苏。有时可能就是一句话，就会使你看到那岁月里抹不去的影子。对海上繁华梦的书写，以前是张爱玲，现在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很多作品好象一直都在描绘着上海的芸芸众生，而她的知青文学也同样是潜伏在记忆海面下的冰山，同样是不思量，自难忘。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安忆这代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她自然拥有与张爱玲一样尖锐和纠葛的历史意识。她小说的某些技法、想象和语言，可能来自文学知识的启发，但她对当下上海多样社会的体悟，对农民生活带着个人痛感的认识，却不能说不比这些知识更为丰富生动和具体。（如《文工团》、《蚌埠》、《轮渡上》、《姊妹们》、《大刘庄》、《米尼》等）由此或者可以这样觉察：她为什么辗转不安于上海的繁花似锦和命运无常，而要返身回叙蚌埠乡下的简朴、艰难，一遍遍地重嚼那难堪的个人记忆？或者痛感于乡下风景的寂寥，而要重返上海淮海路的奢华？她的写作为什么总徘徊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不愿意固定在一个观察的视点？[6]这些疑问，是否也印证她对现实与历史的独特的个人看法。“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7]王安忆在意的是时代风云的底色和历史变故的根基。他人看重的是主流历史的凝重宏大，她看重的是民间市井生活的细密韧劲。在她看来，日常生活是历朝历代，光阴如梭，岁月荏苒都要流逝的过程。每一个时代更替都蕴含在这日复一日的寻常生计中，每一次历史转折都是平常人情浮沉的折射。在历史转换的喧嚣中，忙碌的人们很难停下片刻来反省自我的生存，而只有日常生活空间的存在才避免了他们脱离人性的常态与温情。“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8]王安忆所书写的芸芸众生的精打细算，小悲小欢的生活史，其背后潜藏着一种对包括早年插队的乡村在内的底层阶层生命力顽强的感动与赞叹。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寻找上海[M]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 王安忆：王安忆：我是个小说女工，江南时报[N]2005年6月22日。

[3] 临淮关为安徽凤阳县淮河沿岸重镇，为王安忆下放的怀远县下游。凤阳县是怀远县临县。

[4] 丁纯：那么王安忆的蚌埠，江南时报[N]，2004年5月14日。

[5][6]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J]2007年3期。

[7] 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J]1995年第7期。

[8] 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人民日报[N]2000年10月11日。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2e7b85c02d276a201292eb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