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

发布时间:2019-10-12   来源:范文大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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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论文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给予更高的重视。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实践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则受到了越来越多教师工作者的重视,实践教学的应用,对独立学院教学改革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概念及重要性

  1.1 “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概念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是指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及任务,围绕该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时代发展状况以及学生的思维、思想特征进行考虑,将教学基础定为课堂,在教师的组织领导下,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其在思想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并且应保证该活动的目标、计划以及实施均已得到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在各种教学模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思政水平以及分析判断能力的提高。所以,实践教学的实施可有效促进预期教学目的的实现,促进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使学生通过实践寻找问题,并且对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效果。

  1.2 “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在该课程的理论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能够有效实现学生事物分析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了解社会的条件。“形势与政策”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应切实遵循教育及实践的规律,坚持采用科学的理论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所以,教师必须全面坚持马列主义进行实践教育的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以创建条件为目的,促进学生在社会实践及考察中的参与,使其对国际形势具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对我国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方针具有较好的把握,从而能够树立自身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采用灌输式的情况不在少数,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这一方面较为缺乏。现阶段高校学生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阶段,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十分重要。如果缺乏足够的社会实践,学生的性格与品质将难以得到提升,不能正确看待当前的形势与政策。大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容易遭受外来非主流文化的冲击。因此,教师必须切实做好大学生价值观方面的指导,促进其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这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学生与社会相联系,向学生进行科学理论的传授。所以,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教育的实施,也要促进实践教学的补充与完善,从而促进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同时提高其服务社会的意识与水平。

  2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2.1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就目前的教育体系而言,由于独立学院的性质及地位比较特殊,导致其教学处境比较困难。因为独立学院办学的独立性特征,经费主要由学校自主筹备,所以和其他政府支撑的院校相比,在经费方面存在较大的限制。并且,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是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知识的应用,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方面的教学缺乏重视,在教学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严重缺乏资金的投入。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资金投入被削减,使课程教学逐渐趋于形式,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   类似于其他高校,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缺乏丰富的教学形式,在传授的理论方面也比较落后,造成课程教学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教育部门对高校实践教学具有更高的要求,并且为实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逐渐向实践教学转型。

  2.2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首要问题是缺乏活动资金的投入。由于思政教学经费较为缺乏,在目前情况下,实践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各方面费用就无法得到保障。其造成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的减少,甚至在一个学期之内只有一次活动,教育作用遭到限制的情况显而易见。再者,教师与学生的安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学生实践教学在外寻找知识与经验的过程中,其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较为严峻,教师人数有限,而相比于教师学生人数明显更多,并且大部分教师缺乏履行安全责任的意愿及能力。最后,学生社会实践的时间受限。由于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其校外社会实践将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产生影响,难以在时间上得到有效协调。

  3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实施的策略

  结合目前“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应对实践教学的模式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提升,主要有以下有效策略:

  3.1 教师通过社会实践开展实践教学

  该教学模式要求教师需要对国内及国际的重大新闻进行关注,加强资料的收集与获取,进行调查研究选题的设计,给予学生选择的权利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题目。教师结合选题,对班级成员进行分组,将各小组根据选题的不同组建研究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进行实践方案的制定,在教师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小组在开展实践研究前,教师需要针对学生的方案提供必要的指导,使学生实践资料获取的途径以及实践报告的写作要求等得到明确。如此一来,可提高教师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把握,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有目的性与组织性。

  3.2 促进学校第二课堂、志愿活动以及专业实训的结合

  学校第二课堂是指,“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的实施由学校学工部以及宣传部门组织,将学校作为第二课堂,明确实践教学工作的各项分工。宣传部门的责任是制定各学期第二课堂的主题,并且进行实践教学选题的设计。学工部负责结合宣传部制定的选题组织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活动的设计不仅要能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也要能够较好地体现社会的热点话题,使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目的得以实现。例如独立学院的主旨是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以选取“人生目标的制定与实现”等,关于社会话题“可持续发展观”等。在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学工部应就思政教育活动形式的选择与教师展开探讨,促进学生爱国及民族精神的树立。

  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各专业均需具备一定的实践教学内容,而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主要是由学工部或者教务处进行。相关科目的实践教学为“形势与政策”科目的实践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采取“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与其他课程的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施效率。例如,在生化专业的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可以进行相关环保问题的适当增加,使学生对该科目的价值具有更多的了解。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可采用志愿活动的形式进行。就独立学院而言,其志愿活动的开展主要是由学工部以及团委组织。志愿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服务,要使课程的特征及要求得到较好的体现,并且应注意与学生专业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在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这样一来,在使教学范围得以拓展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通过该项活动的开展,可使学生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及作用具有更多的了解,对学生尽快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感恩节开展孝敬退役老军人的活动,使学生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总之,上述方式的有效应用,对学生实践教学中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 加强新媒体的引进,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引入,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创新与建设。由于独立学院在校外社会实践方面的限制,可以通过新媒介的引入,促进“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学校应充分利用网络所具有的及时性、开放性以及资源共享性优势,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理论教学进行良好的补充。学校可通过例如校园广播、微博以及电视台等各种媒介的利用,提高实践教学的影响力。例如可以就大学生就业问题制定相关网站,就学生关心的话题开展实践教学,可取得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3.4 加强与学生组织的合作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通过与学生组织的合作,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主要因为学生组织也是学生的一部分,其对学生的性格特征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具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与学生会、团委以及党支部等学生组织合作开展实践教学,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与这些学生组织合作,加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校园活动的开展,包括主题晚会、演讲、讲座、环保服装设计大赛、知识竞赛等形式,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对学生实施“形势与政策”的有效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4 结语

  总之,独立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教师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改进与创新,才能有效提高“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效果。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今后人生的发展均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形势与政策论文

  南海海域是台湾向南联系出入的必经之地,在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台海两岸的特殊局势,“台湾欠缺总体国家安全规划的刺激因素”,南海问题始终未能成为其安全政策的重点。

  90 年代以后,由于受制于岛内政局的影响,其南海政策几经起落,始终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台当局南海政策重新回到了 1994 年的政策立场上来,随着南海争端形势的日渐复杂,寻求海峡两岸合作成为维护主权的迫切需求。因此,系统梳理台湾南海政策的演变,分析影响其南海政策的内外因素,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一、两蒋时期台湾南海政策

  从 1949 年蒋介石败退台湾至 1988 年蒋经国病逝,台湾虽然一直对大陆采取敌对政策,但在领土意识上双方却是一致的。这一意识在南海问题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败退台湾后的最初阶段,“反攻大陆”一直是蒋介石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对于南海争端,台湾当局虽有心维护其主权,但口头声明多于行动。20 世纪70 年代后,随着台湾方面国际地位的每况愈下,其政策重心开始转移至岛内经济发展和如何保障不被大陆侵蚀,对于南海问题相较于此前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如 1956 年 8 月 22 日,当一支越南海军登陆南沙群岛,并升起越南国旗时,台湾当局立即严令驻南越外交代表对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提出严正抗议,重申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同年 9 月,台“外交部”负责人叶公超公开声明: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我政府曾以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而提出抗议,虽然越方未予接受,但我对南沙主权,自不因而遭受任何影响……中国政府将仍循外交途径,于必要时向越方重申我国立场。”

  从这些表态可以看出,此时的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基本上仍停留在“重申立场”或者“表达抗议”,却鲜有具体行动。

  不过,两蒋时期台湾方面对于南海的主权意识却从未淡化。从 1949 到 1988 年,台湾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向民众展示对南海主权的态度。如: 从 50 年代后期,蒋经国主导的“救国团”每年都会专门组织青年参加“暑假战斗训练营南沙访问队”,由台海军载往南海地区体验生活以此来表示对南海主权的宣示; 1966 年,台湾方面再次派军舰在南子礁、北子礁、中业岛等岛屿立碑以宣主权; 1974 年 2 月,当越南、菲律宾等国先后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时,台“外交部门”多次提出抗议及照会声明,重申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立场。由此可见,当时两岸尽管尖锐对立,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无二致,形成了政治对峙大背景下在南海问题上的默契。

  二、李登辉时期的南海政策

  李登辉执政初期,由于立足未稳,基本上延续并发展了蒋经国的政策,依然强调台湾拥有南海主权,并为显示主权存在而作出了一些努力。这也是台湾南海政策形成的关键阶段,台湾的《南海政策纲领》及相关决策、执行机构也基本肇始于此。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为应对“由于南海群岛资源开发而引起之军事、经济及外交之相关问题”,并为加强对南海地区主权维护和海域的管理与开发,台湾方面于 1992 年 8 月成立“南海小组”。1993 年初,台湾行政部门又公布《南海政策纲领》,确立了“坚决维护南海主权、加强南海开发管理、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五大目标。同年 5 月与次年 10 月,台湾相关行政部门又先后制定通过了《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分办表》与《南海问题讨论会结论分办表》,并通过有关部门付诸实际行动。1995 年“美济礁事件”后,南海地区的主权争端随之升温,台湾方面为此曾多次重申自己在南海的主权要求,“主张以协商方式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并于 5 月批准成立“南海突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台当局的这些言行,显示其有关决策仍然保持了两蒋时期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强化了相关措施。

  然而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李登辉“台独”思想逐渐暴露; 同时,为了拓展其对外空间,当局开始推行所谓“南向政策”,企图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基础上,实现对外政治关系的突破。在这一背景下,在面对南海争端时,台湾方面也不再强调主权问题,甚至在 1998 年通过《“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时,删除了此前草案中关于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为其“历史性水域”的条文; “2000 年 1 月 15日,台‘立法院’更通过《海岸巡防法》,将驻守南沙、东沙的人员由海军陆战队改换成了‘海巡署’的警察,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终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转变”。

  总的来看,李登辉执政时期是台湾南海政策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执政前,一方面强调主权在我,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逐渐放弃了之前的积极态度,对南海区域国家侵占南海诸岛进行真正的妥协退让,并以南海争端为借口,借此将南海争端国际化,进而从中捞取政治利益。这种自相矛盾的种种做法,仔细分析其内在因素,就会发现李登辉实施的这些政策都和其“台独”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三、陈水扁时期的南海政策

  2000 年民进党执政后,一方面迫于大陆及岛内大多数民众对“台独”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法理台独”,另一方面却在各个领域推行“渐进式台独”。此时,其南海政策也因各种因素影响一直摇摆不定、态度模糊。

  实际上,民进党内部长期以来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一直存在争议。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派别声称,南海问题涉及到周边国家主权争议,应该交由国际社会采取国际合作的模式共同开发南海; 务实派则主张在太平岛兴建机场,增派部队驻守,同时将“南海小组”层级提升至“总统府”主导。陈水扁上台后,在南海问题采取了消极立场,致国民党时期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几近名存实亡。

  但随着南海局势的发展和多国势力的介入,陈水扁当局认为可以借机发挥,在国际上营造“台独”的政治氛围,寻求支持力量,企图将“台湾”作为单独一方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对话与谈判。在此情况下,陈水扁当局逐步提升对南海问题的重视程度,强调南海是台湾固有的“领土”,但其重点却放在了南海资源的保护,主权维护则退居次要地位。2008 年2 月,陈水扁再次登上太平岛并发表《南沙倡议》,试图借参与南海多边合作来确立台湾的“主权国家”身份,以此借南海问题达成其使国际社会间接承认“台独”的政治目的。

  总之,陈水扁当局的南海政策从执政当初的逐渐放弃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南海路线到后期的有所重视,是在不断摇摆中反复的。在南海争端过程中,陈水扁当局则并未将南海主权问题放在首位,而是服从于自己“法理台独”、“渐进式台独”的需要。这种摇摆不定、自相矛盾的南海政策的形成,是和陈水扁“台独”政治理念及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一来由于南海毕竟关乎台湾的“主权”,为了迎合选民的需要,陈水扁当局需要作出关于维护南海的“主权”表达; 二是出于其一贯的“反中”思维,对于大陆与他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民进党当局往往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在南海问题上也不例外; 三是企图借参与国际争端问题来拓展“国际空间”,通过参与南海多边对话与谈判,来凸显其所谓的“台独地位”。正是在这些考量下,陈水扁当局才在南海争端中逐渐转向强势。

  四、马英九执政后台湾的南海政策

  2008 年马英九上台以后,为应对岛内政治局势的紧张态势,当局在内外政策上都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与大陆关系不断缓和的基础上,台湾当局南海问题的立场逐渐转回到 1994 年的政策轨道上来,态度也日趋积极,并不断重申其对南海的“主权”与共同开发的立场,对近几年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一系列涉及挑衅行为,台湾当局“外务部门”也都提出了严重抗议。

  实际上,早在 2008 年竞选期间,马英九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海洋政策,主张台湾应该以“蓝色革命、海洋兴国”作为政策目标,跳出“重陆轻海”的传统地缘定位和锁国思想,积极面对海洋,同时重申台湾对于南海、东海的固有领域与传统渔场之主权和权益,确认“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之原则,持续与经济海域重叠国家进行渔权谈判。这一政策的总体思路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马英九表示必须以更积极的作为,确保台湾在相关海域的利益。同时促使相关国家在触及“南海主权”争议时,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影响力,由此马英九进一步提出了包括设立“海洋部”、确立“海洋兴国”战略目标等一系列主张。马英九的主张是对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南海政策的修正,使得台湾的南海政策基本上重新回到了1993 年《南海政策纲领》规定的原则上来,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事实表明,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在面临诸多国际和岛内政治局势考验时,其南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实施。如 2009 年初,针对菲律宾、马来西亚一系列在南海地区侵犯中国主权挑起事端的行为,台湾方面多次表示抗议并重申这些岛屿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呼吁有关国家应依据相关国际法规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与精神,搁置争议,通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区域争端。再从目前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来看,一方面它重新确认了 1993 年《南海政策纲领》的原则和精神,另一方面又根据台湾政局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反映出台湾当局对当前内外环境的适应与规划”。

  此外,马英九当局的南海政策还有一个显着特征,即更加务实。在政治上坚持“主权”要求之时,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更强调合作意识; 既积极推进与大陆的共同开发与合作,同时也大力呼吁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资源共享。可以说,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其“主权”意识突显,但在实际运作中又注重层次性,强调维护台湾的“经济主权”,至于“政治主权”则认为可以暂时搁置。

  五、台湾南海政策未来走向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

  ( 一) 台湾南海政策的未来趋势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也就日显尴尬,如何在此情势下攫取最大政治资本,将会一直是台湾当政者最关心的议题。

  为自身谋求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不打破现有势力格局,台湾当局便通过推动南海地区有关国家的共同开发与多边合作的弹性处理方法扩大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活动空间和参与度,尽可能避免其坚持主权原则与加强各方合作的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拓展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马英九及未来台湾当局依然可能延续现有政策,即在政治方面一方面坚持维护主权,另一方面在操作层面则会采取模糊政策或者说更灵活的处理方针,采取合作、开放态度,拉拢南海周边邻国,以间接的经济合作代替在政治上的利益争端,以稳定南海局势,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 二) 两岸合作的可能性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及南海海域自然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的加大,南海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化与多样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小动作日渐频繁,一些国际势力也加强了对南海的渗透,这些因素都将成为两岸共同面对的严峻问题。在此基础上,两岸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力度,扩大合作范围和方式,就成为维护领土主权与权益、解决争端的共同必要选择。

  与此同时,两岸本身也存在诸多进行合作的可行性因素。其一,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台湾当局转变了其原有的政治走向,与大陆方面重建了“一个中国”共识,尽管目前双方在到底谁才是南海主权的真正代表者问题上尚存分歧,但建立在民族、国家意义上和体现共同文化基因与传统印记的“一个中国”概念,无疑可以很好地成为两岸南海合作共同的利益诉求。其二,两岸的南海政策与立场具有相似性,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在主权主张上,两岸都坚持对争端地区岛屿拥有毋庸置疑的所有权,同时对相关海域具有管辖权; 在具体政策运作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想法提出后,大陆官方于 1990 年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反对在有关官方或非官方的对话中列入主权议题,而台湾方面于1992 年5 月也明确表示要“以国际共同开发方式,充分运用南海资源,至于主权问题,则可避而不谈”。其后的《南海政策纲领》同样也是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支持合作、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其三,两岸有共同维护南海权益的历史先例。1988年,中越海军冲突之时,就曾得到过台湾驻太平岛守军的援助,这一经历为两岸可能的南海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不仅如此,大陆和台湾对各自所管辖的南海有关岛屿从未表示过异议,在其他南海周边国家侵犯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时,双方也共同地严加谴责和抗议。由上可见,两岸在南海问题上是存在合作的可行性的。但是,岛内“台独”势力和国际因素( 特别是美国因素) 在台湾政策走向中有着重大影响力,两岸的合作需要两岸执政力量在民族根本利益上抛弃自有成见,通力配合,搁置争议。笔者认为,未来合作道路并不平坦,但相信在民族大义面前一切皆有解决之路,相信南海争端能最终化解,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必能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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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dyhzdl.cn/xuexi/70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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