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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防控疫情、战胜疫情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战、全力求胜的大战。能否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次抗击疫情作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部署，既表明了这场斗争的严峻形势，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决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和科学决策。
抗击疫情的艰巨性。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一些感染者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可谓“看不见的敌人”，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可谓“看不见的战线”;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可聚集性扩散，防控疫情可谓“无边界战场”;目前对于治愈新冠肺炎仍没有特效药。这些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战斗者，无论是在前线奋战还是在后方保障，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居家的群众也要积极配合相关防控措施，凝心聚力，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打好一场人民战争。这些因素也决定了疫情防控不是单靠卫生健康部门、疾病防控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就能完成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武汉到全国、从党政机关到社区乡村，都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组织一场总体战。这些因素还决定了疫情防控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展开一场阻击战。
抗击疫情的复杂性。这次疫情防控处于疫情传播与春节春运的重合期，感染人群与未感染人群接触机会多，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范围的工作难度大;既要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又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加快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研发，同时做好防控和科研各项工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疑似病例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物资供求矛盾较为突出，不仅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而且救治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同时，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形势复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只有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面统筹布局、层层压实责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才能战胜疫情。
抗击疫情的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防控的全方位性要求我们把握打赢制胜的全域性，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风险，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这次疫情防控是大战，也是大考。应对大考，赢得大战，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研判准确，各项工作部署及时，采取举措有效，打赢制胜的战略方案不断优化。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综合运用、系统发力，一定能打赢这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硬仗。
第二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时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发展时期，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应进行创新和改革。课程要进行包括线上教学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师要真正适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程的教学模式出现质的飞跃。
[关键词]新时期;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
[基金项目]2019年长沙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课题“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简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高校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从矛盾辩证法来讲，课程受到的挑战中也包含着机遇，紧抓机遇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成效。在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线上教学，并且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进该课程教学模式质的飞跃。概言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要紧抓全面进行线上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
二、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大力推进该门课程改革的契机
原来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之所以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许多任课教师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观念不够，对该门课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够，有个别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时期，使得部分原来在现实课堂中照着PPT讲课的教师面临着新的线上教学环境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在线上教学，如果对授课内容不事先熟知并进行自如地讲解，就会出现一堂课难以讲授下去的尴尬场景，即使是口才较好的老师，也要对教学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线上课堂中侃侃而谈。此类课堂教学，与网络主播的情况类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学浅，观众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从而使主播难以“混”下去。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三、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线上课堂将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教授给学生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四、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通过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五、通过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六、结语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第三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四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今年的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至封城、下至封村，大家都被迫宅在家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疫情严重的地区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匮乏;经济受挫，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受损巨大;许多人有家不能回，或者宅在家里出不来……疫情的背后，引发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呵护自然。
我看过一幅漫画，一块木板置于一座山峰的峰头上，木板的两端分别是一只熊和一个带枪的猎人，左边的熊露出了锋利的牙齿，举起了熊爪，想要攻击猎人。而右边的猎人正拿着猎枪瞄准了熊，看似胜券在握。
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谁受伤害，另一方都将失去平衡从而掉入万丈深渊，双方只有都相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局。这种平衡，也是人与自然应该追求的平衡。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 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第五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关于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深化改革发展，进行依法治国。首先从社会文明建设着手，开展了依法治国、文明治国，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进而讲述了依法治国和改革发展的实践与历史，在法治与改革的双重作用下成就我们的中国梦。
【关键词】依法治国;改革;制度文明
一、围绕深化改革，开展法制强国的道路
1.首先抓住制度文明建设。
创建制度文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建设。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家现代化体系的治理能力也要不断的提高，也从各方面彰显我国了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我国对制度文明的执行力以及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同时，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反映了制度文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制度文明程度不仅影响着国内的发展水平，同时对于国际规则制度、参与度以及在国际上的信服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套完整的文明制度是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延续的基础。并且抑制了社会中一些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抑制性的持续会形成一种共识，从而使社会主义文明有一个质的飞越。
2.法治―文明治国的一种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体现于国家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主要方式。该制度是一套集实施、监督以及保障为一体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以及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换而言之，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对国家法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的完善，全面推广社会主义文明制度势在必行。对于目前各国法治现状而言，国家法治核心主要有以下几点：国家法律的平等性、强制性以及法律至上等。总的来说，法治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治的国家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也无从谈起。
二、依法治国与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历史
1.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为了促进法制理论的创新，应该吸取中国法律文化的精华。为了加强法治道德底线，应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因而，发展具有中华特色、符合中华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制理论，务必要认真整理历史上的解决方案和法制关系的教训。从而，更深刻的解析全面强化改革和全面促进依法治国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指导。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隶土地制。地主阶层随着经济势力和政治壮大，要求改革政治，废除奴隶主特权，创造地主阶级的治理秩序。商鞍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发动了两次变法。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把改革的成果经过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能够借助法律所拥有的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以宪法的确认，为改革保驾护航;以先行法律的方式，经过授权法律和立法的及时立改废释，发挥法律的引领和推动功能，以宪法促进改革，完成改革计划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经过严格的执法与公正的司法，明确违法与合法的边缘，避免改革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用依法治国的思维与方法进行改革。
在全面强化改革背景下，必须加倍重视维持依法“变法”和依法改革。在改革进程中，须依法有据，更要高度重视利用法制方式和法制思维，完成法制对改革的推动、保障、和引领功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的条件是将法治精神连接上认识、处理、分析问题的过程，是以法律道德规范为标准的逻辑化理性思考方式。法制思维比较重于强调职业化思维的方式，为法律所掌握运用。和法治思维对立的是人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天敌，人治思维是强调人和权力的用意，忽略法的作用，导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甚至以权废法。习惯人治思维，缺少法治思维，这样导致法治尊严和权威不复存在，导致人们信小不信大、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即损害人民利益，也破坏社会秩序，还可能损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三、改革与法制相辅相成
全面深化强调改革的整体性、全局性，要求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的运转。必须从基础上促进法制建设的进度，加快法制社会的完善。全面强化经济改革对完善经济法制的提议。随着经济改革的完成，经济法治建设必然进入新的阶段，迈上新的台阶。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对推进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推动依法执政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党的领导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全过程。
总之，从首要问题开始，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加快社会发展，全力推动依法治国，用法治的手段来推动社会改革的成果、创新与深化。依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全力发展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保证社会改革的措施与法律法规的调整同步进行，再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从而使得全民奔小康，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邸乘光. “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演进、基本内涵与重要功能[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6(01).
[2] 吴贵春.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和体现人民主体地位[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3] 张明. “三位一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4] 王建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学习关于“三农”工作讲话精神的体会[J]. 农村财政与财务. 2014(05).
第六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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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2020年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重要一年，疫情的爆发激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国家也为我们做了许多安心的行为。也彰显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政党优势。
2020“爱你爱你”从大家钟爱的谐音就可以看出对今年有很大的期许和憧憬，有人说，21世纪的10年代已成过去，20年代的大门向我们打开;
也有人说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幸福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否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们国家爆发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原本迎接春节热闹非凡的市街因为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变得冷清，说其人迹罕至也不为过。就算在傍晚也没有了悠闲散步的人，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带着口罩的环卫工人扫把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和广播中循环播放的注意事项。在家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能在家长时间休息而欢呼雀跃。反之，每天打开手机看新闻，看着飙升的各种不利数据而忧心忡忡，也担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这是继03年非典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的大型疫情灾难。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通过飞沫转播，潜伏期在14天左右，这些都加剧疫情在我国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个月就从一个省至一个国。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大国，临危不惧是我们遇到事情的解决态度，这次的抗疫中，我们同样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是什么?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当然，除了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必不可少的积极乐观的态度。
1.制度优势 非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些遥远，但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从恐惧不安到镇定放心，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做的一切。在抗击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网友们录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上，还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内人在视频下方评论自己为身为是中国人，是河南人儿骄傲。而省外的同胞们纷纷投出羡慕的眼光，并暗示自己的地区政府多对河南政府进行学习。这些小小的调侃和互动看出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内部，将任何工作做到实处，做实事、做正事。
都说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防控结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首先，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公共医疗部门，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2.政党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带领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带领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雄姿，功不可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一声令下让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停止交通运输，控制了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
14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
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
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在中共中央的号召次下，举国上下数以亿计的群众响应号召，配合国家和党做好疫情防控，串门，不聚集，居家隔离。同时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勇敢的协助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车站和机场、从山村到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万众一心、团结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群众放在首位，形成了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抗疫格局。将联防联控、人员调动、物资筹集、人民生活保障、财政金融保障做到极致。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国的政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要条件。
3.文化优势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悠长的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医学方面也为我们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异药配方。比较著名的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黄帝内经》等等。而在疫情期间，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结果拯救了上千万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吴又可，他是我们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医者。因为他对自己猜想的坚持，排除异己，奋勇研究，破解了缠绕在军营中的恶疾。在当时，他的药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这次疫情中，中医学者依照他的配方并进行改进研究出了针对这次疫情的奇方，许多患者从鬼门关拉回。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发展了五千多年，各领域上的伟人也不计其数，他们虽与我们未身处同一时代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的发展祝我们繁荣。
3.中华民族在面临灾难时的积极态度 从疫情开始爆发到现在接近平稳，其中饱含了中华民族人民的乐观态度。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看来，积极乐观的民族运气也不会太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他们总会说中国很乐观、热情。在长期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乐观对待一件事情比悲观对待它的结果会更好。所以，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乐观生活。
在疫情期间，网络上总有人上传医院中的各种情况。在视频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悲伤的表情，每个人都是笑容高挂，从病人到医护人员。病房中也没有压抑的气氛，有学生趴在病床上一笔一划认真写作业;
也有人在健身锻炼身体，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复，早日出院;
还有人在窗前吟诗作赋……在病房外，医护人员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将自己的信仰写在防护服上，激励自己。这些行为，是我们民族积极态度的代表。
第八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九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