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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时间:2021-07-15 14:19 范文大全
  新文化运动(theNewCulture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下是本站分享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摘要]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思潮涌现,出现了很多思想和主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就不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阵地,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成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李大钊与其他的思潮进行了论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与胡适的论战。那么,在五四后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是如何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李大钊;论战

  [作者简介]赵荣文(1991-),女,汉族,黑龙江省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D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031(2018)01-0023-02

  一、产生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还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并没有普遍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经过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在21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人士或者留学生发起的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当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以及先进的人士开始在中国探索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研究西方的资本主义,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民主政治,倡导科学,尤其是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这样的举动是强烈地反对封建阶级的统治。而他们的这种要求最早体现在文化和思想上。而此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混淆视听,鱼龙混杂。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各种派别的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像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抵抗主义等,当时人们还很难辨别真伪。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进程,而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现专制独裁。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思想文化界的复古派举起了“信鬼神、尊孔教”的大旗,把孔子作为封建主义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的神。当时人们纷纷组织并建立了“孔道会”、“孔教会”,曾被辛亥革命打击了的封建文化思想再一次“复活”过来。

  二、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贡献

  在这样的一个国内外思想众多而且复杂的环境下,李大钊又是如何做到选择马克思主义,然后进行宣传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了。

  (一)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始转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壮大并且在觉悟上有了很大提高。苏联宣布无条件地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并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直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样的条件下,李大钊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呢?

  首先,在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开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分为三个部分: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其次他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离开了特有的历史观,去思考他的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而阶级竞争正好就像一条线,把这三部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最早的学习并宣传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李大钊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部分,同时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史观的理解。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有两个重要的点:一是说“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在这里,李大钊详细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最后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李大钊曾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结为经济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为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历史上一切宗教的、政治斗争,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因此“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在当今看来似乎是很平常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才刚刚传入中国,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没有翻译过來,并且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想还没来得及鉴别与研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李大钊的一些著作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人们的觉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内部战线也开始分裂,由原来宣传的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运动,一部分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了。1919年胡适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被迫离京的机会,在《每周评论》的第31期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文章。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极力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叫喊着高谈主义不但没有什么用,而且偏上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同年8月,李大钊专门寄给胡适一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批驳了胡适的观点。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主要讲了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李大钊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说明了“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直击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反马观点,反对解决中国问题不实事求是而是虚伪的看问题。李大钊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么要想解决一些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不和社会上多数人发生关系,那么问题是不会被解决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相互作用的,并不相悖。

  第二个问题,李大钊还指出:“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多半带些招牌的性质,这也就难免招假冒牌的危险。正因为有了假冒牌的人,所以我们就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也反映出在早期李大钊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与困难。

  第三个问题,李大钊针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言论,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对待一些反动势力的言论不理睬,反倒认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睬这些,研究问题还来不及呢!这也是当时李大钊的态度。

  第四个问题,李大钊认为,“bolshevism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这就表明像我们这种……的国家来说,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的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而经济构造是它们的基础,只要经济组织一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除了遇到了最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困难,在这时期还存在很多的“主义”,像基尔特社会主义,又称行会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再比如,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复、黄凌霜。“五四”前,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五四”前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难以识别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使后者一度占据了优势。对此李大钊都有过回应。

  三、评价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它不仅促使人们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李大钊作为学者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传播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最早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出来的小册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遍又一遍的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明确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救星”,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与坚持的精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像李大钊一样的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大批先进知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李大钊也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锋模范。

  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将革命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47.

  [2]王令金.論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东方论坛,2011.

  [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495-538.

  [4]李大钊文集(上、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秦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李大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120-237.

  [6]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

  [7]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

  [8]尊重历史事实,合理评价胡适——“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学术月刊,1995(11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鼓励青年到农村去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从书斋走向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