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是中国货币当局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的管理和调节货币与信用的政策。它同样由最终目标、政策工具、操作指标、中介目标等因素构成。中国的货币政策，随中国的政策与发展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第一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新冠疫情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发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冠疫情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应对非常规疫情，需要非常规货币政策
根据经济学的定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纷纷祭出货币政策大招，美国更是推出了高达2.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一时之间，货币政策似乎成了万能的解药。
货币政策之所以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国家推崇政府有限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其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和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通常会更快通过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化体現出来，也更容易获得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一般而言，大众往往会过高估计看得见听得着的政策效果，而对于决策者来说，这种认知偏差显然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当然，从国际视角来看，货币政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汇率政策也是全球金融博弈的核心。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手段，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给全球资本流动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也格外引人瞩目。
事实上，在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只会带来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框架内，假设短期内价格具有黏性，货币需求保持不变，货币供给增加就会带来利率下降，从而增加投资需求。同时，利率下降还会带来货币贬值，从而增加出口需求。此外，货币供给增加还会带来信贷规模和资产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投资需求。因此，经典西方经济学中的常规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需求刺激工具，用来避免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下滑。
最新的研究发现了更多的货币政策作用渠道。例如，货币政策会改变体系内的债券数量，从而影响金融体系内的抵押品数量和银行拆借规模，带来信贷规模的变化，进而影响实体经济；
另外有研究发现，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会改变体系内支付流动性和信贷流动性的比例，从而影响社会消费和投资的偏好；
还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周期性的变动带来了信贷抵押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信贷规模和信贷风险的周期性变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
在实践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比理论可能更加复杂，尤其是各国之间的货币博弈，远非教科书中的理论可以描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通过周期性的货币政策引导资本流动，成为其资本获利的重要手段，而各国的货币政策则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金融危机中，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一类是货币危机，属于政府信用危机，这种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显然是无效的；
另一类是金融机构危机，一般由私人部门信用危机引发，这种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对于改善部分信用出现问题的私人部门的信用状况以及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用处不大，但是，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可以帮助部分信用状况没有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一定程度上防止风险的传染。金融危机时，非常规货币操作往往更有效。比如，次贷危机时，美联储购买了资产抵押证券，防止其价格过度下跌带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以控制金融危机的传染。
新冠疫情对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担心病毒传染，自动或者被动的人员流动限制带来需求下降，尤其是服务行业的需求下降更多；
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限制使得许多劳动者可能无法复工或者被迫在家办公，许多产品的生产中断或者产能受到限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还带来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全球产业链的阻断也妨碍了企业的生产。同时，交通阻隔导致部分国内外物流中断，也会妨碍供需平衡。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会蔓延到金融体系。不管是企业还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恶化，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银行贷款坏账增多，股票价格下跌，这都可能恶化企业投融资环境，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负向反馈机制，带来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因此，新冠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属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动，而且供需两端、国内国外都有影响。作为需求调节工具的总量型常规货币政策，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巨大外生冲击带来的实体经济局部失衡问题，精准的非常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疫情期间的中国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为辅；
二是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以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主，回购/逆回购和对金融机构贷款等为辅；
三是货币政策目标多元，经济增长、房地产调控、普惠金融、股票市场、汇率稳定、资本流动等都是关注的目标。
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是中介指标选择上的差异。当然，二者无法完全分割，往往数量型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名义利率或者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反之亦然。比如，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时，银行可以贷出更多资金，同时，由于存款的使用率更高，银行的贷款平均资金成本也会下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面向所有相关金融机构，而以中期借贷便利（MLF）为主的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和操作期限更短的回购/拟回购操作的流动性获取，则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的选择。
同时，我国信贷市场的供需规模并非利率主导。从信贷供给的角度来看，信贷限额控制是央行经常使用的稳定货币供给的工具，这种数量型控制手段会使得银行的信贷供给脱离了利率因素的影响。从信贷需求的角度来看，由于金融体系内过剩的流动性会带来对市场利率不敏感的投机需求，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入了投机性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而正常的对利率敏感的投资需求反而无法得到满足。同时，比较容易获得政府信用支撑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信贷，降低了其贷款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
新冠疫情给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复杂影响，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央行采取了多种货币政策手段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包括：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和逆回购释放整体流动性以维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和股票市场稳定；
通过定向降准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长期资金，主要目标支持普惠金融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融资成本；
设立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并通过财政贴息进一步降低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融资成本；
开展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换入商业银行发行的永续债，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以增强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
并未跟随美联储降息，而是保持了利率的平稳，维护资本账户的稳定；
下调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推动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银行的贷款意愿，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未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
央行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多样化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支持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稳定资本流动。随着疫情进一步在全球蔓延，国内经济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增强，需要我们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
增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激励。疫情给许多企业带来了经营上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尽管相关的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手段增强其贷款动力，然而并未从真正意义上解决银行激励问题，银行惜贷问题可能无法真正解决，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很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更为安全的大企业。
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输入型病例的增加、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给疫情的控制增加了不确定性，也给相关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来说，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风险很大。因此，给风险比较敏感的银行提供放贷激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需要把中小企业贷款可能的风险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担，比如成立专门的疫情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通过财政为这些贷款提供担保；
央行也可以接受这些银行贷款作为抵押，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并放弃部分的风险追索权，甚至直接购买这些风险较高的贷款。这些举措都可以减轻银行的风险和损失负担，从而增加银行的激励。当然，银行必须承担部分的风险，以保证其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进行有效筛选和管理。对于一些受到国外疫情影响的进出口企业，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可能还需要配套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帮助他们寻找出路，渡过难关。
通过企业对弱势家庭进行扶助。许多企业通过裁员或者减薪来维持企业的生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大幅下降，一些依靠佣金服务行业雇员收入也会大幅下降，比如出租车司机、房地产销售人员等。尽管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无法长期支撑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局面，从而带来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并影响消费需求的稳定。金融机构可以专门为一些行业的薪酬支付提供贷款，确保相关行业的雇员收入得到一定保障，而央行则可以通过接受这类贷款作为抵押，间接为企业薪酬支付提供流动性。
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尽管货币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财政政策可能是缓解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关键。一般来说，单纯的货币政策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的力量甚至会加剧失衡，而通过税收、补贴、担保等财政手段，可以更为精准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手段，救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家庭，同时实施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而货币政策需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比如通过购买国债或地方债，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流动性，通过定向货币投放，为救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提供流动性等等。
优化国际资本的流动。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庞大的量化宽松计划，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出现了巨大的波动。除了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之外，我国的货幣政策还要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动态，并积极参与优化国际资本流动。
当前，美元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提供者，面对疫情冲击，美国国内会出现流动性不足，美元资本会加速回流美国，从而引发全球流动性缺失，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带来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世界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流动性和安全资产供给体系。
中国的金融机构可以为海外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贸易融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缓解由于疫情带来的全球流动性缺失问题；
中国也可以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操作，为全球提供理想的安全资产。央行可以积极参与缓解全球货币体系的流动性缺失问题，为部分给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
同时，积极拓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为海外资本提供安全的人民币资产。
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会受限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人才储备、金融机构业务、文化差异以及其他软性基础设施的约束，然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新冠疫情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为应对这一冲击，各国央行紧急行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无限量化宽松、负利率在内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在这些央行中，我国央行行动迅速，政策精准，坚持短期逆周期调节与长期跨周期引导，既精准施策平抑短期波动，又果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货币环境；坚持推进改革创新，推出多项直达工具，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坚持战略性全局思维，在保障总量适度中，保持后续应对冲击的政策空间充裕，谋求长短与内外多重均衡。总体来看，我国央行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有力助推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使我国经济率先步入复苏。更重要的是，相比各国央行，我国货币政策仍处于正常操作空间，政策工具多，回旋余地大，应对能力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调控之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经济社会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运用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大取向，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政策协同，可能是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具体要求。
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的成功之处
（一）针对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特点精准施策。货币政策属于总量需求管理政策。相较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时滞长，且衰退时期扩张效果不明显。针对这一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过度动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而是根据疫情防控阶段性要求和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结构化政策精准引导，先后围绕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等推出了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在疫情防控初期，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停摆，政策重点放在金融支持抗疫保供上，政策要求是精准、高效。首个精准直达政策工具——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剑指抗疫关键环节和核心领域，实行名单制管理，强化跟踪监督，要求金融机构快速授信、快速放贷。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明确提出，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
（二）围绕实体经济痛点精准引导。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采用全面量化宽松应对疫情冲击的做法不同，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过程中，人民银行始终注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痛点、难点，分类施策、精准引导。针对疫情暴发之际的市场恐慌，强化预期引导，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春节开市后提供了1.7万亿元的短期流动性，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维护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平稳运行。针对抗疫保供阶段的资金需求和融资难题，强化窗口指导，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出台专项政策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金融支持。在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1至4月，全国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和12%，均较上年末有较大提高。针对疫情影响较深的中小微企业这一痛点，与财税、监管政策协同发力，引导金融机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有还款困难的企业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用。前3季度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围绕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重点环节，综合使用窗口指导、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引导加大对制造业、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支持，前3季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6362亿元，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8408亿元。
（三）创新结构性直达工具，疏通传导渠道。结构性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创新。在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结构调整方面，我国很早就开始了相关探索和实践。从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的早期实践，到支农、支小、抵押补充贷款、扶贫再贷款等定向再贷款支持特定领域发展，以及近年来普遍使用的定向降准增加“三农”、小微融资支持等，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推动提升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19年我国普惠小微贷款增加2.1万亿元，是上年的1.7倍，同比增长26.4%。与以往历次应对危机的响应不同，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在应对本轮疫情冲击时，人民银行注重赋予传统工具新的功能，更加注重创设并运用结构性工具，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梗阻。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大量使用舆情沟通开展预期引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媒体见面会频次明显增多，与市场沟通和解读的深度明显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逐步将预期引导从前瞻性指引功能发展为结构引导功能，通过舆情沟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关键和核心领域以及疫情影响较深领域的金融支持。疫情暴发之际，迅速创设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精准直达疫情防控领域方方面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于稳定，根据复工复产阶段性特点，又推出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以及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相比，这些创新直达工具指向精准，作用直接，政策时滞更短，应对突发冲击的效果更优。今年6至10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111万户、9010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展期；3至10月，全国1至5级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1.15万亿元。
（四）留有余地，始终把握主动权。在保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必要托举时，今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总体稳健。从纵向看，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宽松力度远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力度，2008年底开始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至2010年底，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达到19.7%；从横向看，本轮应对疫情冲击中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空前，美国9月末广义货币增速达到了创纪录的24.1%，10月、11月进一步升高至24.2%、25.1%，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印度、巴西、埃及、土耳其等国的M2增速也高于我国。在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后，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中率先从非常时期的短期刺激政策中回归正常化。7月份以来，我国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处于休眠状态，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保持稳定，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配合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需要开展，保持净投放与净回笼交替态势；货币信贷也从逆周期发力中回归正常，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速达到13.2%的高位后逐步回落，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6月末回落0.4个百分点。
遭受此次疫情冲击时，受制于未正常化的货币政策，主要经济体普遍进入接近零利率和负利率区间，货币政策工具“弹药库”再次遭受巨大消耗，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不利冲击的政策储备明显不足。相比之下，我国在应对本轮冲击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逆风而行”的空间。一是当前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空间充裕。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为6%至11%，高于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接近零的准备金水平，存贷款基准利率、各项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处于合理区间，高于发达经济体。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本轮应对冲击中推出的规模有限，同时又创设了多项精准直达工具。三是宏观审慎政策储备充足。当前，全球50 余个国家（地区）采用了降低监管标准、放松资本要求以及市场干预等方面的宏观审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而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并未如欧美那样出现剧烈动荡，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总体稳定在疫情前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标准上，截至目前动用的宏观审慎政策有限。
（五）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相结合，寻求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低利率政策往往刺激的是房地产部门或股票市场，宽松政策叠加超低利率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过剩的流动性大量涌入金融市场和资产市场，美国股市与房地产价格上涨超前于经济形势，出现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本轮应对疫情冲击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发达经济体出现了类似的表象，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疫情冲击后，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暴跌至-32.9%，但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在遭遇短暂下跌后出现强劲反弹，8月底美股和房价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认识到货币宽松、超低利率往往导致市场主体出现过度风险承担、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应对本轮疫情冲击方面，人民银行既注重实施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精准滴灌，促进实体经济加快恢复，又坚持使用宏观审慎政策跨周期调节，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环境，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把握好房地产调控的“度”，既防止过度刺激、埋下资产泡沫隐患，也避免过度抑制拖累实体经济。疫情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健，1至10月全国房价同比上涨5.79%，涨幅同比回落1.44个百分点。初步测算，11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2个百分点；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二线、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六）用改革和市场化的思维推进货币政策实施。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可控性增强。克服疫情期间的特殊困难，在新发放贷款已基本参考LPR定价的基础上，3月份如期启动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8月末，随着存量和增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基本完成，利率工具的传导效率大为提升，政策利率、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联动性增强。今年以来，一年期、五年期以上LPR分别累计下行0.3个、0.15个百分点，与MLF操作利率走势一致；一般贷款利率和各类型企业贷款利率全面回落，9月份，一般贷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5.31%、4.63%，同比分别回落0.65个、0.61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与LPR走势一致且回落幅度大于LPR下降幅度。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调节外部均衡的能力增强。今年以来，在经济基本面和市场预期作用下，人民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波动幅度有所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由贬转升的走势。在平抑市场波动方面，坚持用市场化方式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及时启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零；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方面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同时设置银行业金融机构初始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为零；将金融机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这些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使用符合市场形势变化和政策预期导向需要，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韧性增强，出口形势良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本外币利差处于合适区间，人民币资产表现出较强韧性。
当前值得关注的地方
总体来看，我国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显著，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保持在可控范围，并逐步转好。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通胀温和，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定，金融逆周期发力。但是，也应该看到，下一步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内外环境仍错综复杂。从外部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在上升期，地缘政治风险仍在，国际环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内部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经济运行仍处于潜在水平之下，市场主体信心仍未完全修复。主要为：
（一）货币政策覆盖面与社会期待不完全匹配。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全面冲击，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社会关注度高，公众期待大。但是，由于特定原因，疫情中推出的货币政策覆盖面离社会期待还有差距，政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激发。从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看，对央行评级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的要求约束了再贷款再贴现的使用范围。从创新直达工具惠及的市场主体看，8月、9月和10月份，全国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到期贷款本金办理延期的总体延期率分别为49.2%、58.3%和59.7%；10月末，全国央行评级1至5级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7799亿元，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比例仅为15.3%。从政策涵盖的金融机构看，河南省三季度央行评级结果符合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使用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仅为28.6%，三季度宏观审慎评估结果具备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使用资格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为99%，但实际使用的机构占比仅为51.6%。
（二）作为总量管理的货币政策与发挥结构性精准引导功能诉求之间的矛盾。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侧重为财政政策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在结构引导方面主要借助财政政策发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仍较为突出，小微企业、科创类企业、绿色转型经济、乡村振兴建设、制造业等薄弱环节领域的融资获得性仍然不强。如何使货币政策在发挥好总量管理功能的同时，更多地发挥好结构引导功能，有效破解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的融资瓶颈，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东中西部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掣肘。此次疫情对各地造成的冲击以及冲击后的经济金融复苏进程也呈现明显地区差异。江浙等沿海经济韧性强、恢复快，金融活动率先复苏，而一些经济基础薄弱、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区域，经济金融活动复苏较慢。从货币政策看，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属于统一的总量调控工具，准备金和再贷款再贴现虽然近年来逐步发挥了一定的结构引导功能，但主要是面向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特定金融机构的引导，在区域层面并无空间差异。金融活动客观上需要与经济活动相匹配，统一货币总量调控原则如何针对区域性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发力仍有待探索。
（四）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与保市场主体金融支持要求之间的冲突。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加剧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财务压力与流动性压力。当前改善小微企业生产生存环境，最大限度保市场主体，仍需金融政策特别关注和呵护。然而，随着疫情专项支持政策收官以及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受到制约。存款利率存在刚性，对贷款利率下降构成约束，近一年来，全国金融机构活期存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一直保持在0.32%，定期存款利率波动中上行，9月份定期存款发生额加权平均利率为2.38%，同比提高0.04个百分点。加之经济下行，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机构风险覆盖成本提高。因此，如何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还需要综合治理。
（五）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审慎目标冲突的协调。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表明，稳定政策往往造成经济不稳定，货币政策追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努力可能与宏观审慎目标冲突。此次应对疫情冲击中，全球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不可避免埋下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隐患，即便是结构性精准直达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带来“跑冒滴漏”问题。部分小微企业可能由于预期悲观、生产经营暂时停滞，使用优惠利率贷款流向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套利，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后疫情时代需特别关注疫情时期的刺激政策对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
（六）新发展格局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内外部平衡要求。明年我国将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步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同于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扩内需经济刺激政策，是更高水平的扩内需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高级化，是国内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优化和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需要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支撑，也对货币政策统筹内外均衡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消费链中的国际分工格局将调整和重建，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将调整优化。在国内大循环方面，投资尤其是新基建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内循环中需求端的着力点，制造业、文化、科技、绿色经济、乡村振兴是内循环中供给端的着力点。货币政策如何完成从目标到工具以及传导机制的与时俱进，更大限度激发货币政策效能，平衡好改革、发展、稳定以及长短期、内外部的多重均衡，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货币政策必须直面并破解的命题。
相关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所面对的新情况，下一步应围绕和服务于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突出问题，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货币政策持续应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这两大宏观经济问题挑战的能力；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以政策确定性引导预期、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尽快向潜在水平恢复，长期将经济增长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附近；强化面向“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注重政策协同配合，以政策协同进一步激发货币政策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方面：
（一）适度放宽特殊时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条件，通过扩大政策覆盖面提升政策效果。在遭受重大冲击时，对于央行评级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暂时或一次性不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完善担保、提高使用成本（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的前提下，允许法人金融机构申请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在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工具方面，对落实货币政策到位且对央行资金需求旺盛的金融机构，在提供高质量抵质押品的情况下，可将央行评级要求由1至5级降至1至7级。
（二）进一步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提高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能力。过去一段时期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围绕脱贫攻坚以及民营小微企业发力。下一步，货币政策应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确定的重点领域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设立制造业专项再贷款、数字经济再贷款，助力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随着脱贫攻坚目标完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尽快实现扶贫再贷款与乡村建设再贷款的衔接，助力乡村振兴；加强对扩内需、双循环以及文化科技、绿色转型经济和军民融合发展问题的研究，前瞻性地做好政策储备，适时推出相关领域专项再贷款政策。
（三）探索实施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助力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准备金政策方面，东中西部可区别对待，给予中西部较低的准备金要求。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方面，给予中西部更优惠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并适度提高中西部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在货币信贷调控方面，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差异和经济企稳复苏差异，对前期恢复较快较好且出现或可能出现经济趋热、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倾向的，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适当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对经济恢复缓慢且今年以来贷款仍同比少增的，允许在一定阶段内继续保持贷款同比多增，以支持区域经济逐步恢复的过程。
（四）加快推出配合积极有为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激发政策协同效能。今年应对疫情冲击中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预计明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仍将保持一定的财政稳增长力度。下一步，需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共同抓住投资这个关键变量，以“稳投资”实现稳预期、稳增长，引导经济快速恢复至潜在产出水平附近。货币政策要优化金融机构参与财政发力的政策环境，除综合运用多项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创造平稳、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外，还可考虑推出新基建专项再贷款，支持政府公共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新基建专项再贷款可参照抵押补充贷款管理模式，实施利率优惠、专项管理，可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先行先试，在此基础上推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
（五）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风险敏感性、政策敏感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引导存贷款利率下行，尤其是通过引导存款利率下行去扩大贷款利率下行空间。进一步推进信用环境建设，降低风险溢价成本，为融资成本下降提供条件。做好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纳入金融机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的实施工作，强化监测评估考核，提升商业银行自主科学定价能力，切实将政策利率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继续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市场化双向浮动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自动修复外部失衡，增强内外部平衡的能力。
（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内外部风险。近期美联储修改货币政策目标事实上赋予了更大的宽松政策权力，未来美国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宽松的可能。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背景下，外部资金大幅进入空间增大，汇率管理难度上升，未来需密切关注外部资金流入情况，做好资金流向甄别。提前做好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应对安排，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抑制投机资本跨境流动，增加外部资本参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黏性。密切关注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风险，加强对股市、债市、汇市、房市的监测评估，保持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做好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评估和央行评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新冠疫情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三位专家深入研讨。
经济运行有良好支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我国已连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多项政策措施。这些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负面冲击，使就业、企业营运和个人日常生活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体性需求收缩，特别是对于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影响很明显、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给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春节过后复工出现困难。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确定性和分担风险，对冲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强经费保障、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进一步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对冲了疫情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支撑。
刘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些政策在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企业流动性的相对充足；一系列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财政政策也陆续推出。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稳就业，帮助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门第一时间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金融30条”支持防疫举措；货币政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财政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等实施补助补贴或税收优惠，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对维护疫情下的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安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对当前促进经济加快恢复起到支持作用。
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我国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应该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制定宏观政策？
刘俏：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停摆”，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变化的形势下，面对危机应该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当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相比经济总量和增速，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等。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约束，以更大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刘尚希：除了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进入到全球经济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长期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速会产生较大冲击，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常态，回到正轨。但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有了充分准备，大变局中的风险就变成了战略机遇。
温彬：制定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需要，出台实施合适的调控政策。同时，也要关注境外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要增加宏观政策弹性，强化逆周期调节，做好充分应对准备，防范各种风险冲击。
推更多减税降费举措
近期，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中央已明确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长远来看，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支压力，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对支出项目重新“排队”。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该砍掉的项目坚决砍掉，该保障的项目要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出市场化改革举措，把财政资源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方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应该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作出及时、动态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变化，不断巩固、修正、调整。同治病用药一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应当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过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我国80%以上就业岗位，消费在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稳就业和促消费上，着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减税降费方面推出更多举措。我国增值税改革基本上已经到位，未来还可以下调企业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微企业投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通过对个人收入所得税进一步调整，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温彬：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对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适度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尽早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资金对“新基建”、补短板支持力度，促进基建投资发挥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应精准施策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温彬：“灵活适度”的要求延续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我国经济发展中两难、多难问题增多，因而货币政策要兼顾多重目标。比如，当前就要重点在抗击疫情、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寻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显著，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降准降息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鉴于目前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压降点差空间有限，且企业和居民部门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频繁变动，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下行产生显著效果。
此外，要引导我国国债收益率稳中有降，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我国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一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有不畅之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切忌大水漫灌，应该强调精准施策，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同时，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国外央行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商业票据，稳定企业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协同配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发力？
刘俏：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关注两个与基建相关且有很大空间的投资领域。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形成统一大市场，并将更多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风险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应对公共风险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些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整个国家治理，需要各个部门协作配合。因此，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不应该“单兵作战”，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组合、协调机制。此外，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政策效果上来评价、考核和监督部门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监督。比如，针对企业融资，财政要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可通过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考虑。大量中小微企业是就业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就是保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冲击，避免由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为招工提供帮助。
温彬：宏观政策要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来自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加快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例如，要针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就业、产业、金融、财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通道，确保复工复产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要继续用好财政对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方式，发挥政策合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统筹推进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工作，金融、财政、监管等方面都要给予配套支持。
政策还要更加统筹兼顾。就业问题关乎居民生计、关乎社会安定，必须强化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广受关注。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生存下来，保障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