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信仰
小城澳门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徜徉在澳门街头，你可能会不经意地，在高楼大厦的间隙中发现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庙宇，而不远的旁边却耸立着一间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请不要惊奇，这就是澳门特色，几百年来东西方的相互溶合，宗教的宽容精神，造就了这种和谐融洽和多元文化。在中国，最富有西洋景观的地方，东北有哈尔滨，随处可见俄罗斯的痕迹；上海的租界区、庐山上的牯岭镇、青岛的八大关、厦门的鼓浪屿、广州的沙面，还有香港就不用说了。而澳门小城，却是中国最具欧洲特色的地方，这里华洋混杂，成为其旅游业招徕的一面旗帜。澳门地方虽小，但自古以来却是西洋文化入侵中国大陆的跳板。
澳门不像中国大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因此，那些几百年的庙宇全部都能完好地保留至今。有些庙虽然被火烧过，但灾后都会得到重修，成为我们今天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澳门今天只有四十多万人口，但庙宇之多，神灵之多，教堂之多，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
外来文化入侵中国，主要有两次，每次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第二次是明朝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和天主教传入。不止在中国，纵观当时的亚洲，欧洲人的到来，为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葡萄牙人参与贸易全球化的航海活动，开辟了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也将天主教带到了两个国家。日本后来还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爆发了天主教徒叛乱事件，而受迫害的日本教徒则大量逃往澳门避难。因此，今天我们在大三巴遗址的死难者名单中能找到大批日本人的名字。 第一个踏足澳门的葡萄牙人奥维士于1513年到达澳门。当时葡萄牙已经吞并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王国，开辟了从里斯本到亚洲的航线。早期到达中国的那些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名声狼藉的。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他们的贸易活动难以开展，他们于是在广东和福建沿海霸占中国的地方，甚至勾结当地的海盗，干了很多走私掳掠的勾当。明朝政府为此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军事扫荡，开始是广东东莞县屯门岛和新会县西草湾之战，后来是朱纨率领官兵扫荡其殖民据点——浙江的双屿港，直至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去，葡萄牙人因此损失惨重。
现实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改变其侵略手法。于是，被打败的葡萄牙人又陆续回到了广东沿海，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老实一点，掠夺之心有所收敛，采取正常贸易和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的方法，混进了澳门，其后上岸居住。上帝与财神同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总是与传教活动一起进行的。为从思想上统治中国人民，葡萄牙当局于1555年派出名叫巴莱刀的天主教教士到澳门传教，澳门从此就变成了传教士的大本营和亚洲的天主教中心，受耶稣会派遣，先后有五百多位传教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澳门，他们宣传教义，主持红白喜事，发展教徒，传播文化，逐渐修建起圣母望德教堂、圣安多尼堂、老楞佐堂，利用这三座澳门最早的教堂极力做好事，乐善好施，发展教徒，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当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良莠不齐，有的借传教为名，充当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帮凶，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知道，法国就是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而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而一部分却是真正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信念来传播福音和西方文化的。 在这些传教士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是最早随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德•罗耀拉的号召和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最先到达印度和日本传教，吸收了大批的教徒。耶稣会的传教士发现，日本的许多文化传统来自中国，两国的文化渊源源远流长，要征服日本必须先征服中国。1552年8月他抵达离澳门不远的台山上川岛，这次旅程是以偷渡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进入内地，最大的愿望是进京觐见明朝的皇帝，宣布他的传道使命，但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海边通往内陆的每条道路都有警卫把守。他后来在岛上染病，因得不到药物治疗和食物于12月3日逝世。虽
然没有实现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愿望，但作为传教先锋，他一直受到天主教徒的极大尊敬，后人在路环的海边建了一座圣方济各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
针对中国人重视婚姻大事的特点，葡萄牙人1556年修起了圣安多尼教堂，供奉天主教的“婚姻主保”之神，与中国的花前月下的婚姻之神职责相同，澳门华人非常乐意前往，将此教堂称为“花王堂”，耶稣教徒则把它叫做澳门第一所“天王之屋”。 圣母望德堂是澳门最早供华人使用的教堂，贾内罗辅理主教1568年以此堂为基础创建了仁慈堂，成为一所慈善机构，专门赈灾济民，给流落到澳门的难民发放粮食，澳门难民蜂拥而至，将其称为“支粮庙”。 贾内罗辅理主教尝到了甜头，又以望德堂为基础，修建起贫民医院，还在望德堂后面开设了一所麻风病院，人们就把望德堂称为“麻风庙”。无可否认，天主教通过慈善活动赢得了大批的信徒，抵消了中国人的抵触心理，是它的成功之道。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中国社会自古至今对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关爱不足，天主教的慈善事业为贫穷阶层带来人世间爱的希望，也让他们找到心灵上的寄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澳门未被日寇占领，大批难民涌来避难，使澳门人口达到空前的高峰，慈善机构不堪重负，但是教会还是竭尽所能，安置难民，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葡萄牙人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是十分抵制的。中国官员曾多次颁令禁止澳门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也多次拒绝葡萄牙人进入内地传教的要求。一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1556年到中国传教，遭到驱逐。在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初期，在澳门就曾发生香山县知县张大猷试图拆毁青洲教堂事件，因受到葡人以武力对峙而未果，后其继任蔡善继终于将教堂成功拆除。中国各地反传教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皇帝因为教会未经批准就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教区而大为不满，担心影响到其统治。在中国的土地上，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教案不断发生，中国人将反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在西洋宗教上，最终引发清末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因此，利玛窦神父当初在广东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也是困难重重，他因此不得不修改教义，将天主教本土化，改穿和尚服装，后来又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国人敬祖尊孔的儒家传统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