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黾”字上古音归部说

“黾”字上古音归部说

麦　耘

§1 “黾”字在上古音中当归何部，一直众说纷纭。陈复华、何九盈先生(1987)对这个问题讨论最为详细，现在把该书谈“黾”声的段落撮要钞录在下面 (方括号中的按语是笔者所加)：

“蝇”声各家都归蒸部。“黾”声的归部有四派意见：严可均归真类；段玉裁、朱骏声归阳部（段称第十部，朱称壮部），江有诰归耕部；王力《汉语史稿》归阳部,《汉语音韵》改归蒸部,“蝇”声不复存在，可能是“黾”声与“蝇”声合而为一了。

“黾”在《广韵》有三个读音：一见于耕韵系(耿)，武幸切。再见于仙韵系(獮)，弥兖切，注:“黾池，县名，在河南府。俗作黾。”[按：有误，实为“俗作渑”] 三见于真韵系 (轸)，武尽切。注:“黾池县，在河南府”。同小韵有“渑”，注:“上同，又音绳。”

联系意义来考察。《说文》:“黾，鼃黾也。”《广韵》耿韵注:“黾，蛙属”。按“鼃”即“蛙”字，可见耿韵的“黾”是本义，其读音也最早。至于“黾池”的“黾”与“黾鼃”的“黾”，音义都不同，应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词。人们为字形所蒙蔽，对二者语音的区别也就模糊了。下面把从“黾”得声的字分两组排列：

黾1（蛙）：鄳（一作黾）鼆

黾2（黾池）：蝇绳譝澠

鄳，邑名。《汉书·地理志》苏林曰：音盲，师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字亦作黾。《战国策·楚策四》:“填黾塞之内”。旧注:“黾、鄳”字同，谟萌反。[按：此出自吴师道补鲍彪注。其反切上下字双声，不伦]“鄳”的异文又作盟阝。段玉裁说：盟阝者鄳之变。“盲、萌、盟阝”都是阳部字。

黾2:《汉书·地理志》:“师古曰：黾，音莫践反，又音莫忍反”。与《广韵》一致，大概就是严可均归真部的根据。但“黾”又读作“绳”,“绳”在上古归蒸部，其他如“渑、譝、蝇”也归蒸部。《左传·昭公二十年》[按：当系昭公十二年]“渑陵兴”为韵。《诗·周南·螽斯》二章“薨绳”为韵。

“黾1”归阳部是对的。“黾2”当归蒸部。段玉裁说:“故蝇以黾会意，不以黾形声，绳为蝇省声，故同在古音第六部(蒸)，黾则古音读如芒，在第十部(阳)”。他看不见有个“黾２”。“黾池”作为地名，应当在先秦就有了，而且读音一定与“黾１”不同，这才能解释“绳、蝇、渑”等的声符与“黾１”无关而与“黾２”一致，也才能解释“黾”字在中古有三个切音的由来。陆志韦先生似乎也未注意“黾1”与“黾2”的区别，把“武尽切”与“武幸切”的关系作为真部跟耕部通转的例证 [按：见陆志韦（1947）第十二章一丙]，是不妥当的。

“武幸切”也值得讨论。段玉裁、朱骏声都作“莫杏切”。“幸”耕部字,“杏”阳部字，这两个反切所反映的时代是不一样的。“莫幸切”[按：应是“武幸切”?] 是中古音,“莫杏切”是上古音，这里有个旁证:《广韵》梗韵“猛”小韵作“莫幸切”，而《切三》同一小韵作“莫杏反”。王念孙《广雅疏证》指出：“黾与蜢同声，故蝦蟆之转声为胡蜢”，这说明《广韵》的“莫幸切”是由“莫杏反”改过来的，由此可以推知:“黾”声之作“武幸切”，也是后来改的。（368-370页）

§2 这段话有几个问题：

第一，《广韵》把《切韵》的“莫杏反”改成“莫幸切”，是把梗、耿两韵混淆了。这是《广韵》的疏失，然而从中也确可以看到语音的变化，就是从编撰《切韵》时的中古前期到重修《广韵》时的中古后期这几百年间，二等重韵合并了。这是中古时期内部的变化，与上古到中古的变化毫无关系。至于由此而推断“武幸切”也是经过这样的变化，就更缺乏根据。段、朱把“黾”字注为“莫杏切”大约是沿袭大徐本的朱翱音，后者出自五代，反映的显然也是中古后期梗、耿两韵相混的变化，而不可能是表现上古音。

第二，苏林是三国魏人，颜师古是唐人，吴师道是元人，所注音均不足据以论上古音。而“鄳”异体作“盟阝”，现见最早的例子好像是出于《三国志·魏书》，那么也难以用作论据。王念孙注《广雅》，谓《释鱼》中训“蝦蟆”的“胡蜢”之“蜢”(阳部字) 与“黾”通，很有道理，但《广雅》亦出三国魏，为时较晚，同样不能证明上古的情况 (《尔雅》没有这一条)。

第三，把“黾”声这样分成两个系列，也并未能说明“黾”字中古何以有三个音。陈、何两先生实际上是把“黾、渑”的“武尽切”和“弥兖切”两个音完全撇开，而迂回着取“渑”的“又音绳”来立论。按《广韵》蒸韵“食陵切”下有“渑”，注:“水名，在齐。《左传》云:‘有酒如渑’。又泯、缅二音。”所引《左传》即陈、何先生所引韵文，原文是:“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杜预注:“渑水出齐国临淄县北，入时水。”《释文》:“渑音绳。”作为齐国河流名的“渑”在上古归蒸部自无疑问，但跟河南府的“黾（渑）池”没有关系，后者只读“武尽切”或“弥兖切”，而无“绳”音。“黾池”之“黾”俗作“渑”，跟齐水名“渑”仅仅是字形偶然相同罢了。《广韵》的又音，常常只是根据字形而言，不一定是同义又读，此例即是。如此,“‘绳、蝇、渑’等的声符与‘黾２’一致”之说就失去根基了。另外，读“绳”音的“渑”与读“武尽切”或“弥兖切”的“渑”无论声母、韵母差别都很大，如认为是同义又读，其中也有需要说明的地方。

第四,“黾2”作为地名用字 (实际上“黾池”最初是水名)，是假借的用法。我们知道，上古有不少地名没有专门的用字，而假借同音字来表示。如果其读音与训蛙属的“黾1”完全不同，为什么要借这个字形来写？假借不同音的字来表示地名，不是非常奇怪吗？这也许是两位先生的观点中的要害问题。

§3 尽管有以上问题，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这就是：不受字形的约束，从意义角度来把此字分成不同的词，再看它们各对应什么音。本文准备循这一思路，对这个问题再作深入的分析。

首先是“黾”字在上古究竟有多少种读音。笔者看到3种，比陈、何先生所分的多出一种：

黾甲：後代读“武幸切”者。此相当于陈、何先生的“黾1”。

黾乙：後代读“武尽切”或“弥兖切”者。依严可均，此两音上推古音在真部。中古分化为两音，不区别意义。以下只作一音看待。“黾甲”和“黾乙”声母都是明母。

黾丙：“绳渑（齐水名）”等字所从得声者。如以“蝇”字为形声字，亦以此为声。于上古属蒸部。“绳”中古为船母,“蝇”中古为喻四，则“黾丙”上古声母为舌音，且为浊音。此相当于陈、何先生的“黾2”，但不包括“黾池”之“黾”。

再来看“黾”在上古有多少种意义，可以分为多少个词。根据对“黾”字和从“黾”的字的分析，可以排出如下几类：

黾a：蛙之属,“鼃鼀鼁酋黽奚黽句黽”等字从之。

黾b：昆虫之属,“鼅鼄”等字从之。如不把“蝇”视为一般的形声字，则亦从此。

黾c：龟之属,“黿鼈鼂鼇”等字从之。“鼉”亦两栖爬行动物，可附此。

既然所指的动物不同，最初在字形上也应该是不同的。甲骨文中的龟形有两种，较多的一种是侧视形，当后来的“龟”字，一种较少见的是俯视形，当“黾c”。《说文》“龟”字下附古文，是俯视形，实为“黾c”。就甲骨文而言,“黾c”的字形跟其他的“黾”不会相混。

甲骨文中“黾”字多见，为一四足动物，一般都视为“黾a”()。除了从“黾c”的“鼉”字外，甲骨文中没有其他从“黾”的字。金文有“鼄”字，所从“黾”为一长足昆虫。

此外,“黾”还有假借的用法，择其常见者列于下()：

黾d：“黾池”之“黾”。字又作“渑”，但与齐水名“渑”、楚地名“渑”均非一事。

黾e：“黾勉”之“黾”。字又作“僶”。

黾f：“黾隘”之“黾”。此为战国时楚国的著名险隘。有不同的名称、写法，见下文。

§4 现在来谈哪个意义对哪个语音。

首先,“黾a”古音读“黾甲”，没有疑问。“黾f”也读“黾甲”。这个音归何部，下文再讨论。

其次,“黾d”和“黾e”都对应“黾乙”，在真部()。凡假借字音来表达无本字的词，原不应该有独立的读音，所以这个音一定是跟别一个音有关系。由于“黾乙”跟“黾甲”声母相同，可以假设“黾乙”原本读与“黾甲”同音。

再次,“黾c”跟“龟”在意义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那么在读音上，也可以假定“黾c”跟“龟”字相同，是则属上古之部，声母为见母，跟上面列出的“黾”字的读音都没有关系。

最后是“黾b”的读法。关键可能在“蝇”字上。这个字意义上在“黾b”系列，读音上则在“黾丙”系列。这暗示“黾b”是跟“黾丙”相联系的。如此，则“蝇”字中的“黾”既是形旁，又是声旁。

其实汉字中这类情况不少见。如“蛇”字中的“它”、“腰”字中的“要”、“鑑”字中的“监”、“溢”字中的“益”、“云”字中的“云”、“熟”字中的“孰”等等。旧说文家有“声兼义”之说，缺乏文字演变的观念。这些字应解释为是在原来的初文基础上累增形旁而造成的一种特殊的形声字。如“它”原象蛇形,“孰”原会烹食意,“虫”和“火”是后来累增上去的，所造成的形声字，反使初文变成形式上的声旁了。这类形声字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声旁既反映其读音，又跟意义有关（如果排除词义演变的因素，应该是跟这个形声字意义完全一样）。现在假定“蝇”也属这类字，就是说“黾b”初象蝇虻形，后来累增“虫”旁。这样就可以解释“绳、渑 (齐水名)”等字是取“蝇”之初文为声旁，原来纠缠不清的地方都容易理通了。

§5 下面来看“黾甲”是何部音。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归“黾”字于第十部 (见该书十三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归“黾”声于壮部，然而实际上都并没有加以证明。可能他们根据的是“鄳”字异体作“盟阝”这一点。前面已说过，这不能作为证据。

倒是段玉裁举了个反对他自己的例证。在《说文》六下“鄳”字之下，段注指出《战国策》、《史记》的“黾塞”、“鄳隘”等即《左传·定公四年》的“冥阨”，说:“黾字古音读如忙，与冥字为阳庚之转，冣近。”按《战国策·楚策四》有“黾塞”,《史记·楚世家》作“鄳塞”,《春申君列传》称“黾隘之塞”,《苏秦列传》作“鄳阸”,《魏世家》则作“冥阸之塞”,《淮南子·墬形训》九塞之一有“渑阨”(),《吕氏春秋·有始览》九塞之一则为“冥阸”，都就是《左传·定公四年》的“冥阨”，亦即《墨子·非攻中》的“冥隘”，其地在今河南省信阳县境。这个问题在当今历史地理学界已是共识。从这个例证看,“黾”应是跟耕部“冥”字通的 (段氏归“冥”于十一部即耕部)。

江有诰《音学十书·谐声表》把“黾”声归耕部，没有提出证据，大约仅仅根据中古耕韵系在上古归于耕部这一点。上面这个例子对江氏之说有利。笔者还提一个证据:《周礼·秋官·蝈氏》“掌去鼃黾”，郑玄注:“黾，耿黾也。”按“耿黾”是叠韵连绵词，跟“黾”是单言与重言的关系。在单音节词的前后加一个同声母或同韵母的音节而形成双声或叠韵连绵词，这种构词法在古汉语中不少见，如“黾勉”之于“勉”、“慇懃”之于“懃”之类。“耿”字是耕部字，那么“黾”字也一定是耕部字。诚然，郑玄（127-200）比苏林（2世纪末）和《广雅》的作者张揖（3世纪初）只早几十年，但联系前面那条证据，还是可以相信“黾”字归耕部更合适。

如此，对“鼆”字的构成应重新审视。《说文》:“鼆，冥也。从冥，黾声。”看来这字的形旁也是兼作声旁，很可能的情况是以“冥”字为基础累增声旁“黾”，造成新的形声字，跟“冥”是同族字。这种现象在古文字中多见，如在牙齿的象形上加“止”声而成“齿”字、在“晶”字下加“生”声而成“曐 (星)”字、在房舍内有玉和贝的会意字中累增“缶”声而成“宝”等等。这与前面提到的累增形旁造成形声字的情况是对称的。()

§6 还可以从“黾乙”的角度来看“黾甲”。如前所假设,“黾d”和“黾e”的“黾乙”一音是从“黾甲”假借来的,“黾乙”属真部，如果“黾甲”是阳部，相去就稍远，如果“黾甲”是耕部，就相当接近。古音学家都认为真、耕两部元音相同 (尽管各家所拟不完全一致)，区别的只是真部为-n尾、耕部为- 尾。可见订“黾甲”为耕部较妥。

这里就要涉及陆志韦先生（1947）的观点了。他认为“黾”字的不同音切反映上古真、耕部通转，是正确的。这两部通转比较多，如何解释这现象，陆先生有点举棋不定，最后说:“大体上不妨拟成当时方言的 -n，后来变成《切韵》的 -ŋ。”(197页)

笔者认为耕部字确实有一部分是从真部变来的。例如“令”声字后代读 -ŋ尾，而《诗》韵“零苓命”等押真部,“领”押耕部，而“令”字出入于两部，显然是从真部到耕部的过渡中。其他例子可参看陆先生书。对这种变化是否需要看成局限于方言，也可以商榷。“令”声字押入真部的，就有大、小雅里的篇章，而大、小雅照理是不该用方言的。

“黾”字在真、耕两部的分布可以看成是上述现象的一个部分。现在假定“黾”也曾有 -n变 -ŋ的过程，也就是说，假设它原本是真部字。此字假借为地名用字，就是“黾池”，又假借用于“黾勉”一词中。作为蛙名的“黾”这个词的读音后来变入耕部，而在“黾池”和“黾勉”这两个词中仍保持读真部音。

为什么这两个词可以保留较古老的音？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一个是地名，地名常常是比较能保守旧音的；另一个是双声连绵词，韵母方面则是两个音节都带 -n尾，其中另一个音节“勉”读元部音，不发生 -n向 -ŋ的变化，所以影响“黾”也抗拒了变化。

那么“黾隘”也是地名，为何不读 -n呢？这要有另一种解释：这个地名本来就读耕部音，写作“冥”，到后来“黾”字从真部变入耕部，才开始用“黾”及从“黾”得声的字来表示。“鼆”字的出现也一定是在“黾”的 -n变 -ŋ之后。

如把“黾a”归耕部，而“黾d”和“黾e”是 -ŋ变 -n，当然也是可以的。但相比之下，上述假设更合理：一来是“黾勉”、“黾池”都是相当古老的词，且找得到解释它们保存古读的理由；二来这跟真部字向耕部转变的大势吻合。

§7 总结上文如下：

“黾a”(蛙属) 原是真部字，明母，即“黾乙”。字借为“黾d”(黾池) 和“黾e”(黾勉)。后来“黾”变为耕部字 (声母不变)，即“黾甲”。又借为“黾f”(黾隘)。

“黾b”可能是“蝇”的初文，与“黾a”本就不同一词，读音上也从来没有关系。这是蒸部字，声母是浊舌音，即“黾丙”。

至于“黾c”则为“龟”字的异体，与上述“黾”不相干，不赘。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f2bb6bc0b1c59eef8c7b4e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