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读后感

《父与子》读后感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它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狄的邀请，与1859年5月到他家的庄园度假，受到了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乡下，出身农家的巴扎罗夫平易近人，谈吐不凡，见解独到；他热衷于科学实验，富于否定精神。很快地他就得到了当地农民、家仆和孩子们的喜欢，但是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却对这个青年人跟反感，于是在他们之间经常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又经常涉及社会制度、人民、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在争论中，巴扎罗夫屡占上风。不久，在一个舞台上，巴扎罗夫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地主奥津佐娃，向她表白了爱情，但是遭到了奥津佐娃的拒绝。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导致了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一场决斗，在决斗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把巴威尔打伤。第二天，他便离开了阿尔卡狄的家，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在一次为邻村的伤害病死者做尸体解剖时，巴扎罗夫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而死。小说以巴扎罗夫的父母为儿子上坟的场景结束。

《父与子》的主题是描写父辈与子辈冲突。这一冲突在屠格涅夫笔下被着上了时代的色彩。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当然，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父辈中的人们态度各有不同，尼古拉表现得比较温和，希望能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但是却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信奉贵族自由主义，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由此，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诚然，巴扎罗夫从出身经历、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识都表现出平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这几方面跟基尔萨诺夫兄弟、特别是巴威尔巴威尔形成尖锐的对立。

基尔萨诺夫兄弟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当过将军，退休后在彼得堡加入了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加入的英国俱乐部，给两兄弟留下了一片有二千俄亩土地的领地。两兄弟十四岁以前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巴威尔进了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尼古拉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了领地的主任。然而巴扎罗夫却出身于平民家庭，祖父是教堂执事，“犁过地”，父亲曾在老基尔萨诺夫手下当过军医，老巴扎罗夫唯一值得自豪的事是给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和诗人茹科夫斯基摸过脉，唯一的理想是将来在儿子的传记中有这样几句话：“他是一个普通军医的儿子，不过他的父亲早就看出他是个什么人，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对他进行培养……”巴扎罗夫小时候跟着父母到处奔波，没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只是后来才通过努力进了大学。

然而，作为平民知识分子和“子”的代表的巴扎罗夫跟作为贵族的“父”的代表的巴威尔最根本的对立是思想观点的对立。巴威尔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宣称自己“具有自由思想和热爱进步”。较之一般的贵族，他的确具有进步的一面：他多少读过几本书；在参加选举时，还“偶尔用他那自由主义的狂言逗弄和吓唬那些旧式的地主”。他跟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是不同的，有人说他像莱蒙夫笔下的皮却林。总之，他是“凝乳”，而不是一般的牛奶。也就是说他是贵族中的精华。不过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只有贵族和贵族作风，人贵族作风是一种原则，宣称“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不道德的人或者空虚无聊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活着”。他特别推崇英国的贵族，认为“贵族把自由给了英国，并且支撑着英国”。他还把贵族的两种感情——个人的尊严和自尊心看承社会的的福利和社会的结构的稳固的基础，显而易见，巴威尔是贵族制度的一个忠实的维护者。然而巴扎罗夫却截然相反。他是儿歌“用批评的观点看待一切的人”。在跟巴威尔的几次交锋中，他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他不信仰任何原则，鄙视贵族作风，对作为贵族制度基础的村社以及上层建筑进行了嘲笑和抨击，并且在否定贵族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否定一切的主张和改造社会的任务，指出把社会改造好了，精神上的疾病自然可以得到医治。巴扎罗夫的到来，极大地震撼了基尔萨诺夫兄弟，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尼古拉不得不承认自己成了“落后分子”，贵族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巴威尔在跟巴扎罗夫的决斗中不仅大腿上挨了一枪，而且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承认，“巴扎罗夫职责我有贵族派头的话并没有错”，后来索性出国了。对于基尔萨诺夫兄弟来说，对于贵族制度来说，巴扎罗夫的确是个“类似普加乔夫”的人物。

当然，巴扎罗夫也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他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固然充满了革命精神，但无疑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他跟下层群众固然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毕竟跟他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他对奥津佐娃的爱情固然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但毕竟是不现实的；他对科学实验固然非常重视，但却在一次尸体解剖中疏忽大意，感染身亡。不过这些矛盾都可以从形象本身和作家本身找到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形象本身来说，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是一个“过渡的典型”，甚至是个“奇怪人物”，因此这一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从作家本身来说，屠格涅夫在政治上是个渐进主义者。尽管这部小说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但他并不赞成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民主制”。他认为自己的主人公“站在未来的门口”，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扎罗夫身上的矛盾是作家本身矛盾的反映。

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仍以不同凡响的艺术个性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2011年3月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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