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文化人的九种问题（一针见血）

鲁迅：中国文化人的九种问题（一针见血）

原标题：中国知识分子的九种问题

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论今：鲁迅先生所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自然是针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言论，放在今日，也有道理。文化自古以来是传承历史的工具，为文者必须有所担当。歌舞升平、文化爆发的如今，也许我们的文化缺少了那一时代的“血腥”，可是传承到我辈，文化的教育功能不能抛弃。警醒世人也许有点牵强，文化所宣扬的“真善美”却是我辈文化工作者应做的事。舶来的一些思想和文化或许在当今这个时代看似象花一朵，但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我们文化人应思考的问题。做为文化人，能把正确的思想和做人的道理留给世人就可以了，这应是目前中国文化的走向，于文化幕后操刀者知识分子来说，不言而喻了。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论今：“丑”，什么是丑，人长的磕碜就是丑。是这样的概念吗？为什么说别人丑，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一些奸臣、奴才、卖国贼都被文化人形容成丑？古代虽然没有照相机，只有手工绘画，我们怎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长的是“丑”的。宋朝的秦桧长的是丑吗？宋朝是文治天下，于皇帝来说不可能找个“丑”人做丞相，秦桧必有他自已的特长。翻阅史卷，秦桧四方大脸，五官端正，也没发现长的丑。所以这个“丑”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是有特定的，主子做事见不得光，扶助主子的具备文化人素质的助手也就一定也去作见不得光的事，这种文化人的一定是丑的，思想的丑，不代表他的外貌。即使这位文化人长的比当今的电影明星还好看，你也是“丑”，更是要让人世人唾弃。鲁迅先生还说了，你的主子牛时，你又反过来骂主子，这又成了两面三刀的人，即使有一天主子翻身了，也不会再邀请这种文化人当幕僚了。鲁迅先生写的这个丑意思很明了，做人不要见风使舵，更不要两面三刀。三、隐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

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

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

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

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论今：鲁迅笔下的“隐士”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太多了，五花八门，有名的出名的比比皆是。但从本质上来说，先生所说的文化隐士就是满腹诗文的知识能人，确切的说，能比常人多看几个频道（思想或者是见解），但对于什么怀才不遇的人，还要界定在如果我能上位我怎么怎么。。。。来说，象这类人应归类应是机会主义者。鲁迅先生对这样的人是鄙视的，不是你有才这个社会不用你，而是你有才能为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吗？你这个有才的人，给你上位，就天天抛开大众，想小众，天天想着上位后的安逸富足、花天酒地，这样的隐士谁会去用，谁又敢去用？你心平止水时，也许只对一个馒头为一天的期望，一步登天，地球也许是你家的后花园。但对于真正的为天下之事为已任的，先生也是尊敬的，为才所用，为天下之事求才也是先生之愿。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

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论今：君子和雅人有褒有贬，分开来议。什么是君子，这个概念不言而喻，为君子者，做事正派不做作，这才是君子。什么又是雅人呢？雅人其实就是不懂世间太多道理的人，正如说他不懂的事偏说别人不对，行事不雅，见人杀鸡，他说万物都有灵不雅也不能杀，见人喝酒，他说喝多乱性举止有伤风气，见人大碗喝茶就说得有茶道规矩，总之雅人就是你做的都不对，得按他说的做的为标准，这才是雅。这是假雅之人，也有真雅，高处不胜寒也是大有人在。举个例子，如今的相声和小品界，有人说姜昆的相声代表雅，郭德纲的相声代表俗，这里的雅和俗怎样去界定？姜昆的相声代表着传统科班，郭德纲的相声代表着大众娱乐，这雅和俗真没法界定。对于老百姓来说，相声只要能真正的歌颂真善美就可以了，能给受众代表快乐和教育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分得那么清？有点跑题，君子和雅人不是你天天吃大蒜的就不是君子和雅客了，而是你在融入这个社会中要充分的和社会融为一体，你不喜欢的习惯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别人，你认为自己是君子和雅人，请干点古人说的君子和雅人的事，别天天说别人不是君子雅人，自己就成君子和雅人了，老百姓眼里不揉沙子，能分清什么是君子和雅人，再不改，老百姓可真把你当成不君不雅的另类了！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

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

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论今：解答鲁迅这段落的意思，就是先生看不惯那些吃着锅里的还怕被别人发现自己偷吃的人。无论你干什么，都不要带有目地性来做事，先生当年对你是有感情的，出现问题了先生也是想着当年的感情，可是有些人总把这感情不当感情，所以才让先生言多了。其实我们在做事时，不要把感情夹杂其它东西就可以了，即使有，也要有所担当。人无论是在大事大非的环境，还是在必须确定立场的时候，先生告诉我们想做就做，要做就到彻底，别托泥带水，别做见风使舵的人。六、“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

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论今：人的思想要一致的，明朝王阳明的心经告诉我们要知行合一，什么叫知行合一？你的思想和你的做法是一致的就是知行合一，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元朝被明朝取缔，元朝后期的官僚天天奴役百姓，到了明朝这个时代还是这样做吗？即使装清官也得装几天吧！哈哈，说太多容易让人上纲上线，就此打住。例子不用举，思想要变，才会被社会而用，反之淘汰。人的思想要变，怎样变，并不是你打着什么什么旗帜思想就变了，要从内心改变，知行合一并不只是对人，对社会的执政也是一样。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

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论今：这个问题此时代满眼皆是。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文人如妓女，大意是文人从妓女那里找到灵感，又因为认识很多妓女让自己的作品发扬光大，于是作品从妓女口中广为流传。这种提法不敢苟同，但可以从中看出文人和妓女的关系。名妓传颂的文章大多都是出自文人之手，而其作品又从妓女口中广为流传，什么杜十娘、四大名妓，很多这样的故事。如今的伪文人很多，qq群、微信群都是他们的阵地，看着点赞沾沾自喜，写几句分行就是诗。也许现代的文学太简单了，简单到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一首另类文学大作，身份就变了，成文人了，呵呵，这可能吗？作品品是要经得起推敲的，做人也要经得起推敲，急功进利，早晚要让人识破，所以我们还得埋头做事，做实事和真事。文化不是获利的手段，不尊重文化，文化一定不会尊重你！社会更不会尊重你！八、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

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论今：京派与海派在如今也是一统中国文学天下的群体，代表着时代的方向。莫言就是从高密走出来，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的，就是这样的资深的人，也得到北京寻求发展。记得莫言当年获奖后说的一句话，奖金都不够买北京二环内60平米的房子。如果用金钱多少定成功来衡量莫大师一生文学贡献，这奖金真是少了点，但多少是“多”呢？“多”就是中国老百姓希望两派多出点像莫言这样的人，这才是国之幸事，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资、更是百姓为之感慨的事。九、大众的帮忙、帮闲

文人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论今：文化人要有所担当，帮忙不能帮闲，帮社会传承历史的忙，不帮假大空的闲。文化人不做失去歌颂真善美底线的助纣为逆的恶势力的帮手，要做警示世人的为师解惑人，也许这才是先生的想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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