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土湖南郴州苏仙桥晋简看《汉书·地理志》之史源
发布时间：2022-11-14 00:38:07 来源：文档文库
小
中
大
字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ＸＩＡ０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１．２０１４ ＮＯ．４ 第４期 从新出土湖南郴州苏仙桥晋简看《汉书・地理志》之史源 孔祥军 ’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２９） 摘要：班固《汉书・地理志》主体部分为疆域政区，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由于史源不 明，很多疑问长期困恼着研究者。传世文献中唯有《隋书・经籍志》记载班固取资天下计书以作 《地理志》，然而此说无据可征。２００３年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了一批西晋木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属于西晋惠帝时期“桂阳郡上计阶簿”的存档副本，简文中所包含的很多内容可与《地理志》相比 照，藉此可以证明班固《地理志》史源正是当时天下郡府所上计书。 关键词：汉书地理志；史源；苏仙桥晋简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７９０２（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２４—０５ 二十四部正史中，十六部有地理志，班固首创 清（地）［池］” Ｊ，按图指迹，或为“推表山川”，然只 《汉书・地理志》（下简称《汉志》），为历代学者所 推崇，清人谓“后世之言地理者，悉祖是书”…，现代 学者称其“不仅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并且 也是最好的一部”＿２ Ｊ。面对如此重要的一部历史地 理学经典文献，自清代以来至于当代，学者们倾注了 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 是偶尔用之，“采获旧闻”才是班固编撰疆域政区的 主要手法，但此说太过笼统，不明其“旧闻”所指。 细读有关班固年历行实的各种记载，也没有发现他 曾经如司马迁那样有远游四方的经历，则此“旧闻” 大抵是纸上得来，非亲历所获。现代学者谭其骧以 为班固只是博采西汉以前地理学家的著述汇为一 而依然留下了部分疑问有待探究，《汉志》史源问题 即为其一。 编 ｊ，此说颇为松散，未见依据。周振鹤则认为班 固曾任兰台令，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典籍和官方文 简单的说，《汉志》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卷首抄 献，造就写出《汉志》的基础…。此说较为客观，符 合历史实际，但是班固到底接触到什么官方文献，则 未见说明。比较明确地指出《汉志》史源的是清人 钱大昕，他说：“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 为断” 。钱氏认为班固是根据户口籍写定了《汉 志》所载一百零三郡国之名，这虽然仅仅只是钱氏 的推断，并无任何史料证明，但是却反映了其敏锐的 判断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今 天随着出土文献的公布，我们可以在实证的基础上 录《禹贡》和《职方》两篇，卷末改编了刘向的“地 分”和朱赣的“风俗”，史源明了；其中间部分，即《汉 志》的主体则描述了西汉某一断代的疆域政区情 况，史源不明，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究的问题。据 班固本人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 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 《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在此，班 固只是轻描淡写地交待了撰写《汉志》的过程，主要 办法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 《汉志》“右扶风郁夷县”下，班固小注云：“《诗》：周 对《汉志》史源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其结果与钱氏推 论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紧密联系。 道郁夷”，同郡“美阳县”下则注云：“《禹贡》岐山在 西北” ，这是“考迹《诗》、《书》”；“琅邪郡长广县” 下注云：“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日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０ 《汉志》主体为疆域政区部分，其中有大量重要 信息分系于郡国县邑之下，周振鹤将这些信息分为 六大类，分别是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魏晋南北朝政区研究”（项目号：ＩＯＢＺＳＯ１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孔祥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地理。 一２４—
地理、军事交通地理以及建置沿革 Ｊ，西汉一朝各 种资料汇集于一志，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班固处理 海量数据之才能。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问，班固到 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参阅了什么资料，而又有哪种资 料能包含如此丰富的信息呢？钱大昕所谓户口簿根 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信息，显然不是最终答案。 对此，《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中有一条记载， 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惜乎为世人所忽视，兹抄录 于下： 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 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 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 作《地理志》。 据此，班固是根据郡国“计书”而撰成《地理志》 的，所谓“计书”，即上计簿书，《宋书・百官志》载： “汉制：岁遣上计掾、吏各一人，条上郡国众事，谓之 阶簿，至今行之。”＿ｌ。。则汉代天下郡国每岁要派遣掾 吏向中央政府呈交地方簿书，这一制度滥觞于春秋 时期，至秦汉而渐为定制＿ｌ 。然而汉代郡国上计簿 书的具体内容是什幺，却无从得知，班固是否援此以 作志也无从考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湖南郴州市文物考 古队在郴州市苏仙桥建设工地发现汉代至宋元时期 古井十一口（编号Ｊ１—１１），在Ｊ４底部清理出三国吴 简１４０枚（含残简） １２ｌ，２００４年２月又于ＪｌＯ出土西 晋木简９０９枚（含残简）¨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湖南考 古辑刊》第八集刊发了《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 报告》（下简称《报告》）一文，披露了部分简文 １ 。 《报告》撰写者称这批晋简“内容为西晋桂阳郡郡府 文书档案”，如此说固然不错，但太过笼统，不够具 体。其中有两支晋简颇值得注意： １—６８ 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 计阶上书 ２—５７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诚惶 受此启发，笔者在反复阅读简文的基础上，认为 苏仙桥出土晋简有一部分应当是西晋桂阳郡郡府保 存的“上计阶簿”的存档副本＿１ ，其中包含了大量 重要信息，这便为我们窥探汉代“上计簿书”的具体 内容提供了重要参照。 在此，笔者拟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即将《汉 志》疆域政区中的各种信息与苏仙桥晋简简文相对 照，看看二者之间有没有同类相承的痕迹，以此来判 断《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否可靠。需要特别加 以说明的是，苏仙桥晋简是有关于西晋惠帝时期桂 阳郡上计簿书的内容，其与西汉天下郡国上计簿书 一定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汉晋制度颇多相承，由 已知而推及未知，亦不得已而为之也。 第一类：政区情况。 《汉志》主体所载政区由一百零三郡国和一千 五百八十七县邑道国构成，而苏仙桥晋简中有两只 形制别具一格，明显属于一类较为特殊的简文¨ ： １—１便令谈隆 治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在郡北 去郡 一百二十里北去江州一千四百八十里去京 城三千五百一十 里领员吏一百六十一人卒十三人 １—２晋宁令周系 治晋宁城周匝一里二百卅步高一丈五尺在 郡东去郡 一百卅里去江州一千七百卅里去京城三千 七百里领 员吏一百廿五人卒十二人 对照尹湾木牍《集簿》的格式：“县邑侯国卅八， 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ｎ ，这应当是郡国上计簿 书城邑内容的总起，其后，据晋简１—１、１—２是分县 详述各自的具体情况，可以推知相同形制的晋简应 该还有几支。据晋简２—６８“耒阳便晋宁临武南平 县氐五所”，所谓“氐”即“邸”，《汉书》卷四《文帝 纪》“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日：‘至邸而议 之”’颜师古注云：“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 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１ ，又《百官公卿表》 “郡邸长丞”颜师古注云：“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 也”ｌ１ ，据此，汉代天下诸郡及诸侯王国皆于京师有 邸，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笔者认为晋简２— ６８所谓“县氐”，正是诸县在郡治郴县县城内的办事 处，《晋书・地理志》桂阳郡领县六：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