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道隆：依法治国与执政党建设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邱道隆时事透视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关注点聚焦于“依法治国”这一主题，是中共历次四中全会的第一次。按照前两届的惯例，四中全会一般聚焦于中共自身的建设问题，例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四中全会聚焦于“依法治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首先，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而差异巨大的解读，并直接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宪政”之争。其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大餐，如何通过法治的确立来进一步推动和巩固，大家也在拭目以待。最后，十八大以来高强度的反腐败运动，也让人们对如何通过法治，从制度上遏制腐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虽然十八届四中全会不谈党的建设，但事实上却又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党的领导”成为一大热词。换句话说，依法治国的概念，依然延续了中共十五大的定义，即“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需要建设，建设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离开执政党，重大的改革和变化就无从谈起，因为执政党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有力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施加重大而全面影响的政治组织。因此，要完善中国的法治，首先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这也是依法治国与党的建设的内在联系。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将党对法治的领导制度化。中央政法委最初成立的目标，就是要推动“依法治国”；但是由于政法委的很多功能和机制、运作范围和权力边界，都没有得到制度化，最后成为官僚自利的工具，甚至成为社会“维稳”、干预司法公正的工具。
就推动依法治国而言，党的领导如何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制度化呢？首先，《决定》提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带头守法”。也就是说，党自身可以指导立法，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但是，一旦立法完成，党也必须接受已经立好的法律的约束，而不能逾越它。如果法律制定不当，党和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一样，也将接受法律不当所带来的恶果，而没有超脱于法律之外的自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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