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克威尔德抛出“中国贫油论”，并得到美孚在陕北采油的失败的佐证，而且这一理论还得到了西方许多地质学家的赞同和我国一些地质学家的附和的情况下，李四光根据自己提出的地质力学理论，在1928年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1934年他又在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一书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接着他分析了“唯海相地层生油论”的片面性，认为某一地层是否含有丰富油藏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地层还是海相地层，而在于当时是否具有生油的环境和条件；我国的几条著名地质构造带，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和广阔的储油远景；问题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勘查工作。于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一支浩浩荡荡的石油勘探大军，根据李四光的部署，在新中国大地上展开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他们把主要力量部署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第二沉降带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上，在那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石油大会战。1959年9月24日，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石油部在松辽盆地的松基3井钻至1380米时，人们期待已久的工业油终于喷涌而出，至此，我国东部找油获得历史性突破，此后建成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开发，使我国的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从此，中国不仅摘掉了“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最有力地证明。发现大庆油田之后，李四光指挥石油队伍南下，沿新华夏系沉降带向华北、江汉和北部湾推进，相继发现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华北油田、中原油田等几个大型油田。
我非常赞赏李四光的做法。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内的重工业发展大量的需要石油。而又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各种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石油禁运。这样的话使我们国家蹒跚起步的工业雪上加霜。如果没有李四光先生，也许我国的现在化建设就有可能推后几十年，甚至无从谈起，我们今天快速的经济发展及现在的幸福生活也将化为泡影。更甚，在石油禁运的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证，社会就可能不稳定，对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相当大的威胁。而在这中情况下，李四光的出现是历史性的，他不顾外国人“权威”，不顾问题的艰巨。自动的担起重担，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创新的提出了新理论，为新中国找到了油田，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宝贵的血液。正是有了李四光当年的壮举，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发展，有了我们幸福的生活。可以说，李四光，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石，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贫油论”的破产正是体现了过程论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即“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一成不变”。具体分析如下， 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家布莱克威尔德教授来中国做地质调查，回国后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第一次抛出“中国贫油论”。他们的理论是“唯海相地层生油论”，这种理论在某些地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这样在面对中国是否有油的问题就要对已有的理论进行发展。而美国人还是用那一套理论，没有发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自然就要得出错误的结论。李四光正是用了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提出新理论，找到了石油。
过程论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是上段中提到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一成不变”，而过程论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理论的深化，其具体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可持续发展”。即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也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发展，但是发展不能是一次性的，若是一次破坏性的发展，则在一次发展之后就会陷入停滞。而这样的发展是失败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则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一成不变”。它给我们的启示为“要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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