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路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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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路径抉择
作者：王彦明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12期
[摘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和丰富实践，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出了路径抉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路径
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之路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高举爱国图强的旗帜，奋起抗争，踏上救亡图存、改变国家命运的奋斗之路。但是，无论是爱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抗击列强侵略的顽强斗争，还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无论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高高举起的利刃屠刀之下，在封建顽固势力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反扑、残酷镇压之下，他们都未能彻底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禁锢和束缚。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其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的坦途。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与路径抉择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站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列，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需要引路的政党作出回答。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丧心病狂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面对封建势力顽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状态，面对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农民这一革命主体在这样的国度里开展革命，就必须对革命的路径作出抉择，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趋向胜利的道路。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过的道路，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加深认识并形成共识的。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代议制民主制度对封建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进击，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无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背景条件下而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举行的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推翻本国的反动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重点放在中心城市。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成功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一般论述，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寻求革命取得胜利，似乎就应该把通过中心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作为引导革命成功的必经之路了。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理论上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判断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因循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领导发动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以及北伐战争，虽然也曾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加之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遂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发动的一系列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也接连失败。
惨烈失败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惊醒，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爆发之前，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1]毛泽东也认为起义中“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2]这表明共产党人实际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思路的转向，为毛泽东在起义后期把革命队伍转移到农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按照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在攻取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后会攻长沙并夺取之。但起义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先后遭受很大损失。在此紧急情势下，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南下，选定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作为革命队伍的落脚点。在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取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作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等中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国共产党人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率领革命队伍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做法，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思考和判断。以秋收起义为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新型的革命发展道路，开始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探索，踏上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革命发展道路方向的认识之途。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3]他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形式、具体道路，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确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4]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领导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深刻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在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凶残进攻和严酷的形势，党内和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一度滋长蔓延，一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些疑虑和思想障碍困扰着红军，影响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举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新鲜经验，强调了建立与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并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疑问进行了明确的回答。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时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和红军及党内思想状况等形势，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于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5]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又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出报告，[6]这两篇文章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分析和论证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环境中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否定了照抄照搬的“城市中心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192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给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7]信中明确提出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同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应该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8]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正在逐步展开，思想认识在逐渐深化。
1930年1月，为了回应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对时局估量的右倾悲观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复信，回答他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此封复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的基础上，不但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倡导的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错误思想，而且批判了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所谓“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9]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10]“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1]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