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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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近期新上映的《我不是药神》收获了如潮好评，它也成了豆瓣网站这15年来第一部评分超过分的国产电影。凭借出众的口碑，《我不是药神》有望成为暑期档的第一大赢家。

　　很多人说《我不是药神》是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实际上，这是根据发生在我们中国的真实事件改编，即2014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我不是药神》是地道的中国故事。

　　电影中程勇的原型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于2002年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他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该药可以稳定病情、正常生活，其国内售价高达23500元一盒（即便药品有部分折扣，但价格依旧高昂），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且需终生服用。陆勇吃了两年的格列卫，花了万元。

　　不堪重负的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药效几乎相同，但一盒仅售4000元。他开始改用印度仿制药，并将印度仿制药推荐给了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

　　然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后来陆勇因售卖假药被捕，数百名深深感激陆勇的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我不是药神》以“陆勇案”为主体改编，它聚焦的是“陆勇案”中的情法理冲突。诚如前文所言，格列宁虽然是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救命药，但价格极其昂贵。有人算过一笔账，按每月服用一盒来推算，每名患者每年单是在这一种药物上就要花费至少28万元人民币。因此，许多病人根本治不起，只能等死。这个时候，药效几乎完全一样、但价格便宜得多的仿制药，就是穷困病人的“最好”选择。格列卫在印度是合法仿制的，这是因为印度政府执行了非常宽松的“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即只要是出于对产品的合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专利产品价格过高以致公众无力承担、保障公共健康和营养等目的，就可以不经过专利人同意，由政府授权制造仿制药。像印度格列卫每盒的价格约为1300元人民币，折算下来，年治疗费用约为15000元——这个价格，大部分病患家庭就能勉力承担了。

　　从情理角度看，生命至上，当进口抗癌药价格高企，而国外又存在廉价的仿制药时，是应该允许病人自主获得仿制药。但从法理角度看，仿制药的口子一开，不免真有“假药”涌入，不利于药品市场安全稳定；何况宽松的专利条款并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利于药品的研究和发展。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癌症死亡281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万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于癌症。“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不只是电影中的主人公，也包括观看电影的每一位观众，都会被带入情法理的冲突困境中。

　　医疗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焦虑之一了，当单薄的个体无力应对的困境，国家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仿制看似容易，但除了把“正版”研究透以外，从寻找合适替代物到临床试验，整个流程对研发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但中国的药企多而不强，研发能力、融资能力都上不去，再加上临床试验、药物审批等环节的重重梗阻，生产仿制药也是千辛万苦，消耗的成本很高，最终定价也就低不到哪里去。

　　虽然目前许多抗癌药有了国产仿制药，许多家庭也依旧用不起。电影中江湖大骗子张长林的一句话，道尽了中国人病不能医的辛酸和痛苦：“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许多家庭最怕的就是疾病，因为病不起，许多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需要病人自己承担，“因病返贫”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此，一片小小的救命药，折射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困境，也是我们社会面临的普遍困境。

　　值得欣慰的是，很多进展进正在发生——口抗癌药的关税降至零；我国的药物标准和审批制度也在不断更新完善；政府也常出面进行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向原产药企压低售价；越来越多的大病和用药在纳入医保范围……但在具体而微的真实困境面前，有时一点时间也拖延不得，政策的效用更容不得在执行中有过多损耗。时间就是生命，反应还可以更快，能做的还有还更多。

　　但愿一切会如电影中程勇最后所说的：“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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