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彩云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电子商务专业，20112507310029）
摘要：中美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本文将把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文化价值中的“权力距离”为基础理论，分析中美权力距离产生差异的原因，并结合中美家庭关系的差别来分析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权力距离和家庭关系之间的联系，来促进和谐家庭的构建和中美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中国；美国；权力；家庭关系
家庭，是我们生活历程中很重要的生活单位，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或制度能够完全取代家庭的功能。因此，如何维持家庭关系的和谐成为了促进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权力，是人类社会维持运作的必然手段。由于权力天生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权力在人群之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而且，每个人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现象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权力距离是不同的。由于中、美文化尝尝被认为是中西方文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因此，本文将结合中美文化背景，对中美高低权力距离和家庭关系的差异进行探索分析，旨在从一个新视角来研究中美权力距离和家庭关系之间的联系。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由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从组织传播学（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的角度，发展出来的一套广被应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之一。它是用来表示人们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有大小之分，它的大小可以用指数PDI（power distance index ）来表示。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研究，美国的权力距离相对比较小，属于权力距离国家，也就是说，与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人相比，美国人更难接受权力的不平等。虽然霍夫斯塔德没有对中国内地进行相应的研究，但我们可以从其对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高权力距离国家相对低权力距离国家，在平等上意识薄弱，但在等级观念和独裁意识较深。
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家庭关系依据主体为标准可以分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亲子关系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身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之一。
另外，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的快乐与否与家庭幸福最相关。美国的家庭治疗师德福连博士也认为，家庭幸福与否是测量一个人“快乐度”的最佳标准。因此，如何有效地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家庭关系差异进行分析，成为了构建和谐家庭及跨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儒教对中国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深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成型与封建社会，因而必然带有非常鲜明的阶级色彩。从它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内外有别、辈分有分、长幼有序”，“仁爱、礼谦、、顺从”，“贵贱有序，亲疏有别”等理论来看，它对中国社会纲常秩序、家族制度的形成与维护、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思想，是中国最深厚的根基所在，他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什么阶层的人就去做什么阶层的事，这实际上就是促使人们接受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念。同时，这一时期所倡导的官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官至上观念和官治民观念都压制了人民追求民主的思想，使得人们坚守“只有当官才能掌权，官民地位悬殊”的观念。
相对于中国，影响美国最大的思想理论非基督教文化莫属，确切的来说，应该是基督新教文化。在新教教义中，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信念直接和上帝取得联系，主张人人可以“因信称义”，个人的信念编程了拯救自己的唯一途径，从而使美国人从思想上动摇了复权家长制，促使美国人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发展，并形成独立、自由、平等的家庭价值观。另外，基督教提出的“泛爱主义”本身就是倡导平等、反对等级分化的，如主张“爱邻人如同你自己”。近代的人权、自由、民主等思想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宗教改革和以后形成的新教教义。个人主义的产生，颠覆了国家高于个人的传统理念，也颠覆了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还催生了民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的原则。而这一些都提倡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实现和不受侵犯，消除了统治阶层的权力垄断，进一步深化了民主思想。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较早确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其中以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周公旦主持制定的礼较为完善。礼制是一套以外显的仪式与规范程序确定下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其背景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了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
其中，礼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强调以亲疏的血缘关系来确定行为标注，以封建君主为最高家长的宗法式社会，具有“亲亲”和“等级”的特点。“等级”要求人民重视身份等级，倡导人民必须有规有矩，而且对于权力要有恭顺的态度。总的来说，礼制所维持的等级只需，以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吱吱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其实质是一种预设的等级森严的权力架构，在上位者对居下者可以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就形成了传统的“人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其主张将国家的质量交给统治者个人或者权力集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对民主权力的追求与社会向法治的发展进度。
相对于中国以礼制为统治的政治手段，美国则认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发展“法治”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要趋势。法治是围绕法律至上的信念，以个人本位上的自由权利为价值追求，通过宪政，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的一种政治文化。法治的第一要义是排除专制，以自由、平等作为其形式价值。
法治社会首先对个人利益和权力给予了决定正当、合理的肯定，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个人存在的基础，而为维护社会对个人权力的限制，仅仅是以保障个人权力为限。其法律表现出对个人权力的保护，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由于美国的法律宣称保护人们不被剥夺、不能转让的天赋权力，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在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面前，在复杂的社会九分钟，美国人主要倾向于以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力。由于礼制与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礼制尚专制、法治行民主，礼制重阶级，法治求平等，美国的法治制度使得以人为本、民主自由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它成为一个低权力距离国家是有一定依据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属于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与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相联系，农业社会还有者强烈的等级性。社会等级是与分工相联系的、由制度或文化所固定了的职业集团。在文明的各种形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严密程度不等的等级。所有形式的等级的共同点同时也是等级区别于阶级阶层和普通职业的特点在于，不同等级的成员的社会流动即身份的改变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由于农业社会的高度稳定，可以把人口明确地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多数社会差别特别是阶级和职业都带有等级的特征，也往往可以从等级的角度来界定规模很小的地方社群。最突出的等级划分是脱离劳动的占人口的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劳动者的严格区分。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把社会分工加以永久性、绝对化和神圣化。因此，农业社会无疑是一种充满不平等、不鼓励跨职业跨文化的流动的等级化社会。农业社会各方面的封闭性、稳定性、普遍的无知和它的意识形态，使不平等普遍化、绝对化、被容忍甚至受欢迎，而且常常不被被统治者意识到。因此，封闭和充满等级色彩的农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中国成为高权力距离的一大原因。
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文化是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倡导商业文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明。由于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拓更多更大的市场，生产出更多更新奇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便捷，更快活。因此，人们希望在各取所需的环境中彼此共同协作发展，实现均富。而交易的正常进行需要保证商业交易中的契约关系。为此，美国开始完善自己，开始倡导强化法律，注重人权，重塑道德，保护环境，强调采用更多的用谈判、磋商、达成协议等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以促进商业的发展与自身需求的满足。因此，人们对于社会中平等的权力关系也越来越看重。
除了上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中美权力差距差异的形成还与其他一些原因相关。如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也导致了中国的父母成为子女的经济支柱，这种金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子女的独立性，从而导致了不同权力差距的形成。又如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美国主要是一个移民大家庭；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而美国所呈现的是为实现“美国梦”而坚持对自由、民主和独立的追求；这些因素综合而成也成为了中美高低权力差距产生的重要因素。最后，不同的社会性质，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等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权利距离的产生。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夫妻关系是丈夫处于主导地位，而妻子处于从属地位。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就很好地诠释了丈夫是一家之主，拥有一个家庭中最大的权力，是全家的顶梁柱，拥有对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另外，“夫唱妇随”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暗示了家庭中妻子这一角色在权力上处于弱势状态。尽管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之中，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权力差距已发生了较大程度的缩小。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并在经济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缩小了家庭中夫妻的权力距离。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女性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中国家庭中的权力距离相对而言依旧较大。总体而言，夫妻关系中的男性位尊、女性位卑的重男轻女的价值观是高权力距离在中国家庭中的体现。但是，由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使得中国妻子对权力的要求不高，也不过分注重自己与丈夫之间的等级关系，只希望彼此通过相互依靠、服从丈夫而带来的和谐生活。
但在美国，平等观念在夫妻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且夫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地位关系。自工业革命以来，美国妇女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高，妇女开始投身到家庭以外的诸多领域，参加工作、参与决策。妻子与丈夫均可以参加工作，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家庭的大小事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共同决策。夫妻双方在自己的事情上头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其他 成员无权干涉。如求职、外出约会等问题上，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代替作决定，夫妻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之间没有过分的权力等级差距。
在高权力距离的华人家庭系统中，一个家庭分子，从小就开始学习压抑或者自我牺牲，以达到和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传统上，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命运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子女对父母只有听从的份。双方的沟通与命令完全是单向的，也就是父母说，子女听。就像一个俗语所说的，孩子应该是“有耳无嘴”，这毫无疑问地显现了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之间的权力差距。
而且，传统的文化教导：子女对父母的“小顺”是天经地义，尽孝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满足父母口腹的温饱，而是无条件的牺牲自我，来完成父母之所需或所求。“百善孝为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孝，德之本也”，“入则孝，出则涕”，“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谁也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不孝顺，孙不贤”等苏羽，清楚地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对等的层次关系。这些不平等的权利观念经过多年的巩固，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对权力的追求态度，导致了中国孩子顺从于与父母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与权利。
但在美国的家庭中，美国人对权力与平等地位的要求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在自己的事情上头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其他成员无权干涉。如在孩子谈恋爱、结婚、生育、求职、选择安家地点等问题上，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代替作决定。父母决不干涉儿女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决定。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人的观念很是不同。
以上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实际上是霍夫斯塔德的权力距离价值维度在亲子关系中的体现。由于中国的权力距离相对较大，美国的权力距离相对较小。因此，在中国家庭中，父母凌驾于子女至上的权力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子女也在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下，很自然合理地接受了这样的权力关系。而美国的孩子对这样的管教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背景下，他们认为自己和父母拥有者平等的权利，父母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子女身上。
中美家庭内其他家庭成员角色行为的配置，因中美文化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家庭由于是以父母和未婚子女为主体的小家庭结构，家庭内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配置便显得相对单纯。而在中国，如“兄”、“弟”、“姊”、“妹”的区分表现的清清楚楚，不只是每个位置有个名称，而且每个名称都只是了该位置的长幼、责任和义务。整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分布主要成金字塔形，一般是按辈分一次向下排列，如爷爷的权力高于父亲，父亲的权力高于儿子。虽然美国人在兄弟姊妹的关系上也用“younger”和“elder”来表示出生的先后，但它并不蕴含者中国家庭内那种长尊幼卑的等级关系。这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划分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从而也造就了中美文化背景下高低权力距离的不同。
根据上述产生权力距离的原因，结合中美文化背景下权力距离在家庭关系中的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对于家庭中不平等现象和权力及其分配方式的看法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能容忍权力分配的不公，更习惯接受在家庭中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如何正确地理解中美权力距离产生的原因，并利用原因分析的结果来认识中美两国的家庭关系特点，对于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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