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独幕剧的30年(1919年-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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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独幕剧的30年(1919-1949年)
作者:苗芳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9年第01
要:独幕剧是话剧中一个分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独幕剧擅长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展示一个事件的突转,人物命运的激变、情感态度的反差。中国独幕剧在1919年至194930年,根据不同剧本作品中思想观念的流变,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19-1929年,良莠不齐的探索期,呈现出以关注民主自由与传统礼制两种思想观念二元并存;1930-1937年,曲折前行的成长期,呈现出以左翼戏剧的阶级斗争思想为主,以新文化的再思考与呼吁团结共和为目的的思想观念为辅;19377-19499月,量增质缓的震颤期,呈现出以从群体出发,号召民众反帝抗日思想为主,以从个体出发,揭露国民劣根性的思想为辅。关键词:独幕剧30;思想观念;多元并存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1-0089-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1.015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打开国门,面对软弱无能的溥仪,贪婪懦弱的慈禧,命运堪忧的社稷,有志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回应,发起了维新变法、戊戌变法,终在保皇党与保后党,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争斗中失败。随着辛亥革命的枪炮声,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在当时被视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等技艺戏曲、小说,受进步爱国者倾慕,他们力求凭借戏剧的宣传教化功能启蒙人性、开启民智。而传统戏曲唱、念、做、打,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在迫切的社会诉求面前,极力改革,减少唱腔,增加念白,穿现代服装,演现代故事,在尚未准确契合诉求之时,西方话剧样式由日本留学生曾孝谷、李叔同传入中国。1907年至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话剧与戏曲相融相生,而独幕剧,相对于多幕剧而言,为话剧中一个特殊的分支,自话剧在中国诞生之日,就已开始孕育。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被视为中国独幕剧的源头,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独幕剧已有滥觞。董健根据史料编辑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记载,1915年张彭春发表了独幕寓意新剧《灰衣人》,曾杰发表了改译独幕新剧《波兰女之自由梦》等。1919年前,国内尚未出现独幕剧的称呼,在名称存在之前,其嫩芽已破土,因篇幅限制,暂不过多论述。陈白尘曾将独幕剧于多幕剧,类比短篇小说于长篇小说,前者非后者的缩短,后者也非前者的延长。这亦是本文研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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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胡适《终身大事》之后,优秀的独幕剧作品层出不断。而自1919年至1949间,中国独幕剧时间节点划分,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学术界暂无定论。以不同剧本作品呈现出的思想观念为主线,本文将1919-1949年间的独幕剧划分为三个阶段,良莠不齐的探索期19191929年);曲折前行的成长期(19301937;量增质缓的震颤期(19371949)。
独幕剧作为话剧中的支系,其前身是欧洲18世纪初的多幕戏(俗称大戏)的热场戏或者尾戏,多与主要演出剧目无关,目的在于调节剧场气氛。随着法国、美国的小剧场运动,因其自身经济、便捷、演出时间短、参演人员相对较少、布景舞台相对简单而受到青睐,独幕剧转而成为主角。1919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文学界以新的视野,易卜生的问题剧受学者关注,美国小剧场运动中的独幕剧形式进入中国话剧范畴。
独幕剧具有话剧的基本特征,由演员当众表演一段长度的故事,而其特殊之处在于集中表现一个事件。针对独幕剧的定义及特质,丁楠认为:独幕剧是一种短小轻巧的戏剧体裁,它象戏剧战线上的轻骑兵,便于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1]周端木,孙祖平提出:是否可以这样看待独幕剧创作的基本特点:在瞬间中表现激变,迅速达到高潮,完成冲突。……独幕剧是一种瞬间的艺术。但仅如此是不够的,它又要求激变迅速达到高潮,在短暂的限度内完成一个大转变。多幕剧也有激变和高潮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幕剧的激变要走过一段较长的路程才推进到高潮,而独幕剧的激变则极其迅速地到达这一点。高潮段落在独幕剧的成分中占据极大的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独幕剧是一种高潮的艺术。”[2]笔者认为,独幕剧是在一幕戏的时间长度中,借助行动集中展现人物生活之激变,体现人物精神状态的某个侧面,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个特征。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准。一幕的时间长度并没有明确界限,以60分钟以下为宜,剧中场景亦可变化,如郭沫若《卓文君》的独幕三场剧就涉及到场景变化。而蔡慕晖在《独幕剧ABC》中,更是形象地用图示解释了独幕剧自身的特质[3]
独幕剧因何受创作者青睐,这是因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戏剧环境共同导致的。一方面,中国需继续借戏剧之手,行教育民众、启迪民智之实。在这场启蒙运动中,传统戏曲改良因无法肩负重任将接力棒交给了文明新戏,文明新戏因无完整剧本,过分商业化,媚俗化被时代淘汰,续而将接力棒交给了话剧,其中既包括多幕剧也包括独幕剧,独幕剧承担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话剧界演剧队伍素质普遍不高,演员以戏曲演员与业余演员组合而成,在西方新文化不断冲击中,初期改编的外国多幕剧,演出常以失败收场。随着五四运动爆发,如郭沫若、成仿吾等大量文人志士投入戏剧工作,因不熟悉戏剧行当,多从独幕剧开始试水。此外,戏剧人士受外国小剧场运动影响,也投身于独幕剧探索的旅程。
1919年《终身大事》发端至1929年间,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独幕剧的发展呈现出二元并存的状态。一方面顺势接受新文化,积极响应,强调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礼制,反对阶级制度,反对包办婚姻,集中体现该思想的作品有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年),郭沫若的《卓文君》(1923年)文中所标示的时间以发表见报日期为准。,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1923年),丁西林的《压迫》(1926年),郭沫若的《卓文君》(1923年),欧阳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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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的《泼妇》(1925年),田汉的《获虎之夜》(1924年),谷剑尘的《好媳妇》(1926年)。
胡适的《终身大事》讲述了追求自由恋爱的田女与愚昧迷信的田母、表面开明实质封建的田父之间的冲突。矛盾冲突以幽默机趣的对话得以表现。最终,田女留下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全剧以感叹号式的结尾收场。[4]11“五四运动中,胡适倡导中国戏剧应该学习易卜生的问题剧,而《终身大事》亦是向《玩偶之家》学习的一次探索。该剧在当时开启了反对包办婚姻,鼓励恋爱自由的先河。自《终身大事》之后,话剧界形成了一批女性出走的剧本。
丁西林的《压迫》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租房的困难,单身男女无法租到房子,有家眷的人才有租房资格,而男女主人公为了成功租房,只得冒充夫妻。作者设置了一系列让人苦笑连连的场景与对话。该剧在讥讽之中倡导抵抗压迫。欧阳予倩的《泼妇》描写了封建家庭中,自称主张神圣恋爱,支持一夫一妻制的丈夫陈以礼,背着妻子素心纳妾。素心得知纳妾之事后,打破贤良淑德的传统美德,以怀中儿子为筹码,胁迫丈夫解除婚约,争得儿子抚育权,赎回妾侍王氏的卖身契,并落下个泼妇骂名。这个独幕剧是欧阳予倩第一次编写的话剧剧本,虽与胡适的《终身大事》相似,均是女性出走,但人物性格、戏剧冲突皆有所丰富。作品反映出遵守封建礼制的传统女性,能够依靠自身的觉醒,打破虚伪的婚姻枷锁,暗示女性出走后,用知识和文化改变命运的前途。
田汉的《获虎之夜》可以说是1920年代独幕剧的一个巅峰。《获虎之夜》关注山野中猎户的生活,講述了流浪乞丐黄大傻与富农女儿莲姑的爱情故事。莲姑父亲欲嫁女儿于富人,为置办虎皮嫁妆而狩猎,误伤黄大傻,棒打鸳鸯配。剧中刻画的黄大傻一点也不傻,他看透了人间冷暖,明知深爱莲姑,但迫于现状落魄而不敢求爱,两个相爱的人被迫害,一个受伤,一个自杀,这是社会的等级制度造成的,是封建婚姻家长制度导致的。这些作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当之不愧,而另一群保守反思者逆势而上,其作品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另一方面,一部分剧本呈现出逆势批判、保守反思、坚守传统礼制、反对一味崇洋媚外的思想观念。如丁西林的《一只马蜂》(1923年),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1924年),熊佛西《新闻记者》(1924年)、《醉了》(1928年),谷剑尘《冷饭》(1926年),孙启藩的《觉悟》(1926年),张春信《女人的需要》(1927年),田汉的《南归》(1927年)等。
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就是对新文化的反思,对传统礼制的重新审视。《回家以后》讲述纽约大学生陆治平在美国留学期间,背着乡下的妻子自芳,与文化新人刘玛利结婚而引发的故事。全剧以危机开场,陆治平返乡预计与妻子离婚,却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原配传统的美。此时,刘玛利到乡下来质问、要挟并恐吓陆治平。陆治平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明确了自己的心意。该作品娓娓道来的家庭琐事传递出一种对新文化的扣问:一味追求的自由恋爱真的比传统礼制的夫妻之情更珍贵么?让人不禁生叹:并非所有受过西方教育、留过学的人都是新文明人,更有可能是退化了的野蛮人:打着文明、民主、自由的口号,行自私、无耻、无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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