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南腰界，永远的红三军

心中的南腰界，永远的红三军

南腰界乡位于重庆市酉阳西南边陲，地处两省五县（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印江）结合部，境内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物产丰富。80多年前，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三军在这里落脚，建立红三军军事指挥中心，创建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先遣探路，与红三军会师后于10月26日在这里举行会师大会，又在这里决策，从这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开启策应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新征程。

因工作关系，2015年4月我首次走进南腰界，从此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陪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宋毅军研究员再次来到南腰界，走进红色记忆里，去感受心中的南腰界。

（一）

进入南腰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于集镇中央的贺龙铜像，集镇街道仍然以“贺龙大道”“红军中街一路”“红军中街二路”命名。在南腰界乡人民政府甘红光和杨胜学同志陪同下，我们行走在南腰界集镇“贺龙大道”，漫步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广场，一路追寻、思索、记录当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那些记忆犹新的往事，讨论贺龙为什么选择把南腰界作为红三军的大本营，探讨关于红三军艰苦转战川黔边和南腰界的传奇经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和贺龙起步上海，辗转到达贺龙家乡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领导发动桑植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4月改称红二军），开辟湘鄂边根据地。1930年7月，湘鄂边苏区红二军与洪湖苏区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南平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1万余人。自此，湘鄂西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3月，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枝拓坪改编为红三军。诞生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三军，鼎盛时期达到3万余人。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红三军从1932年10月撤离洪湖苏区，历经1年零8个月最艰难的日子后，贺龙为什么会选择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据南腰界乡政府副乡长甘红光介绍，早年贺龙赶马运盐行走湘鄂川黔边境，曾到达南腰界，在1931年，贺龙派张素清对南腰界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物产等进行过长达近3年的详细考察了解。如此，我心中的疑问便解开了。湘鄂西根据地丧失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咸丰大村会议虽然作出创建新苏区的决定，但并没有得到实施。为改变红三军到处“流浪”的被动处境，1934年4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根据贺龙的提议，会议作出关于红三军向酉阳、秀山、黔江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决议。然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一意孤行，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决议。5月底至6月初，红三军东渡乌江，占领沿河县城，从此开始了创建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历史。此时的红三军锐减到3000多人。

由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和“肃反”扩大化，“其结果是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几，要不是贺龙和关向应紧密团结红三军指战员，发动和依靠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百折不饶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正如后来任弼时在大庸（今张家界市）丁家溶会议上批评夏曦的错误时所说：“你对红军是犯了罪的。你解散党组织，取消政治工作，迫害革命同志，这一切实际上起到毁灭红军、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

1934年7月2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交通员谷佑箴（桑植县洪家关人）从上海辗转来到沿河铅厂坝，带来了中共中央5月6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以及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决议。因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红三军很久没有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中央的指示信密件整理出来后，立即送给贺龙。指示信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批评。8月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中央分局成员的坚决反对下，拟在红三军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计划才被取消。　

（二）

进入南腰界乡境，有一座水泥结构的牌坊，两边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这副对联几乎诠释了南腰界人与物的全部，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当年那段烽火连天、红旗漫卷的峥嵘岁月。

第二天上午甘红光、杨胜学同志带领我们先后参观了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及陈列室、红军街、红军寨、大坝祠堂等革命遗址、遗迹。这里的每一处遗址、遗迹，和着南腰界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1934年5月，红三军独立团参谋张素清乔装为商贩，来到南腰界租店营业，做起了“生意”。一些化装成算命先生、化缘道士、泥木工匠、小商小贩的红军侦察员，先后进入南腰界。6月4日，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设在场头余家桶子里，贺龙在此居住近半年。由于多年来饱受“兵匪一家”的折磨，加上反动团防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的穷苦百姓在红军进村之前，纷纷进山躲避只有少数来不及躲避的老弱妇孺留来。面对这种情况，贺龙亲自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给老百姓讲“红军和穷人是一家人，是保护穷人的”道理；红军战士在街头书写共产党“十大政纲”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南腰界很快出现“军民鱼水情”的局面。

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之后,立即开展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经济文化建设等创建苏区的各项工作。先后建立南腰界4个苏维埃政权，组织起300多人的游击队。红三军政治部在这里得到恢复，党组织在南腰界办起《红军报》，开办了“红军大学”“红军医院”。在南腰界，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专门会议，使持续近3年的“肃反”基本得到制止；在南腰界，长期处于流浪状态的红三军站住了脚，部队得到了休整，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战斗情绪和军事技术有相当提高；在南腰界，由黔东地方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黔东纵队改编为独立师，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在此召开会师大会。

在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室，我们见到了写于1934年9月15日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手迹。这份1万多字的《报告》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系统而详尽的珍贵文献。在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室，我们见到了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贺满姑之子向轩的寝室，见到了贺龙挑灯夜战用过的油灯，“抚摸”了当年红军用过的毛毯碎片和红军战士穿过的破烂不堪的军衣。行走在南腰界集镇用青石板铺就的红军街上，当年红军战士书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不拉夫不筹饷”等宣传标语仍清晰可见，红军大学、红三军宣传队、红三军司号排、红三军没收委员会、红三军油印办公室、红三军传令兵住址等依然保存完好。行走在当年红军住过的村寨，我们见到了红军医院和南腰界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在“红二、六军团贺龙同志办公处”，一位慈祥的大妈撬开贺龙当年办公室的地下暗道，见证了战争年代那异常艰难的岁月。

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背后，有一块小空地，空地中央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烈士墓规模不大，石碑正面镌刻着“红军烈士墓”五个大字，反面墓碑上记载着烈士墓的修建缘由。我仔细阅读着依稀可辨的墓碑上的文字：“……前赴后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牺牲了……我们敬爱的□□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员……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了……我们要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烈士墓立于1968年1月30日，落款是：“南腰界革命人民”。读着读着，我有些纳闷。杨胜学给我们讲述了修建红军烈士墓的故事:

在创建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岁月里，贺龙和红三军与南腰界人民接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烈士墓是当地群众自发筹资修建的，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贺龙元帅已遭林彪、江青、康生等诬陷，被隔离审查，墓碑上不敢刻上贺龙的名字。立碑那天，天空下着大雪，附近的群众自发前来参加……紧挨墓碑后面，横倒着一颗大树。据说，这颗大树是萧克将军去世的那天倒下的，至今仍然横倒着，群众不让挪动，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和贺龙、萧克等红军将领。

1974年9月，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1975年，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专程来到南腰界，看望老区人民，与当地群众、青年一起，在“红军烈士墓”前合影留念。2015年清明节前夕，已经80高龄的贺捷生将军特意委托女儿贺来毅又一次来到南腰界，参观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等遗址、遗迹，拜祭牺牲的革命先烈。

（三）

1934年10月，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严峻的时刻。红二、六军团在军事方针上，与中革军委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焦点在于：两军团是集中行动、统一指挥还是分开行动、各自直受军委指挥?是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北开展攻势作战，还是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西建立苏区?80多年过去了，争论的是非曲直早已为实践所证明。

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一道堡垒封锁线，撤离江西苏区，开始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如何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当时红二、六军团最迫切的任务。当时正值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二、六军团的具体处境，反对两军团统一行动，要求红六军团单独去凤凰、乾城一带，为中央红军寻找落脚点。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央红军经历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后（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多人），在湖南通道实行战术转兵，后在贵州黎平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伟大转折从此开始。红六军团西征在历经甘溪之战血的教训后（部队由出发时的9700多人减少到3300多人），1934年10月26日，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的代表，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主持召开会议。这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全国的时局，研究了两军团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集中统一行动，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南腰界决策”的正确性及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巩固和发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力量，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二是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为红二方面军这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两军会师后，采取联合行动，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直至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2015年4月11日，我们第一次走进南腰界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趁着夕阳西下之前，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对面的小山，不停地按下相机的快门……夕阳辉映下的南腰界“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显得更加雄伟、壮美。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撤离南腰界，挥师进入湖南。临行前，在南腰界成立了黔东特委，将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分别编入红二军团的四、六两个师；另以黔东地区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坚持川黔边的斗争，掩护主力部队向湘西进军。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军对黔东独立师进行血腥“围剿”。黔东独立师于10月28日从南腰界向西迂回，以梵净山为中心，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英勇斗争，转战印江、沿河、松桃等地，历经数十战，顽强拒敌。在胜利完成了配合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征任务后，黔东独立师突破敌人围追阻击，11月25日进入秀山县境，在一场遭遇战中，政委段苏权负伤。师长王光泽率部东进，27日进入川河盖，行至大板场时突然遭敌人拦截，师长王光泽不幸被俘，12月21日于酉阳英勇就义，时年24岁。川河盖战斗，黔东独立师800余人只剩下数十人，战胜千难万险，经过曲折转战，终于在湖南的野猪坪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南腰界地方反动武装对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掉队的红军、红军家属及苏区积极分子进行大肆搜捕和血腥屠杀。由于叛徒出卖，已经被群众救下来的11名掉队的红军战士不幸被俘，在一个夜晚被国民党军集体杀害。川黔边独立团符公荣等6位战士，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返回家乡，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于当年腊月19日，被敌人包围在毛鸡塘之庙湾洞中，他们临危不惧，战至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据统计，南腰界地区被杀害的游击队员和苏维埃干部有近百人。陈显朝、刘应学、秦仁坐、符治义等被迫流亡贵州，数年、十几年不能归家的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更是数不胜数。

为了把红军书写的标语和留下的革命纪念物品保存来，南腰界人民用尽千方百计。乡亲们用加了盐巴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覆盖，或用木炭、锅烟涂抹，才使得《共产党十大政纲》等红军标语完好的保留至今。在白色恐怖中，川黔边人民始终坚信红军总有一天会回来，他们深情的怀念红军。在白色恐怖中，川黔边人民在黔东特委领导下，坚定革命信仰，转入长期隐蔽斗争。

南腰界是历史的光荣，也是现实的骄傲。行走在南腰界的山水之间，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去；置身于南腰界的古街小巷，我们感受到的是老区人民全面奔向小康的宁静与祥和。祝愿南腰界老区人民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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