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及与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前景
摘 要：文章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概念和内涵、田野调查方法与其他科学调查方法的区别比较以及田野调查方法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传播学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丰富自身方法论内容，也有助于提升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能力。
关键词：田野调查；传播学；融合
1 田野调查的概念及其内涵
田野调查，英文为“field work”，又被译为田野工作、田野作业、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考察等。美国传统辞典中的定义是：“The collecting of sociological or anthropological data in the field。”它既不是按照预先拟定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材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是指人类学工作者深入某一地域，通过观察、访谈、参与来获得原始资料的研究过程。观察是指研究者要仔细看(采录实景)，访谈是指研究者要认真听(深度访谈)，参与是指研究者要努力做(亲身体验)，“看、听、做”全都做到了才是非常投入的实践活动，因而也被称为人类学的“田野三角”[1]。“看、听、做”是田野调查的核心方法，人类学(或民族志)通常用“参与观察”这一术语来对其进行概括，意思是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中，通过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或实际事务过程来进行观察。
田野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实践出发”、“从具体入手”。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可以积累大量个性的、深入的个案资料，在获取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灵感并形成对于问题的真实把握。田野调查资料是从事实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它通过规范、严谨的方法采录下来，形成了说明事实与揭示事实意义的重要基础。
但田野调查也有局限性，即凭借个案研究很难推导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结论， 简言之就是人们对其质疑的所谓“个别”代表不了“整体”。不过，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尽管每个事物都不一样，而从个别事物出发是可以接近、认识整体事物的。因为事物都是有各自类型归属的，条件相同就有可能生成相同的类型事物，虽然同类型里的个别事物会有差异，类型也不是个别的众多的重复，但个别中蕴含着类型的相同条件，找出这些是可以反映类型的[2]。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Ｒuth Benedict，1887—1948)曾经说: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3]
2 田野调查方法的特质
田野调查方法至今长盛不衰，从它与其他科学方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其优缺点。我们通过以下比较，就可以辨识出田野调查方法的特质所在。
2.1 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区别
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图书报刊、档案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而田野调查则更强调依靠现场的事实资料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虽然当代文献研究的“三维空间”已被大大地拓展了，“文献”的概念囊括到网络、数字文本， 研究手段也强调使用多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头传统或口述史、 礼俗仪轨、文物及图像、异邦资料进行综合互证，但其基本方法还主要是建立在文本解读之上的，这与田野调查依赖现实生活并以其为资料来源的研究旨趣有着较大差异。由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各有其优势及局限，故有些学术研究力图借助双方优势进行方法交叉，于是就出现了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
2.2 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的区别
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生活中，通过观察、访谈、参与形成深入细致的记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属于典型的质性研究。它能经过“深描”而较好地揭示被研究对象不宜量化出来的心理、体验等文化内容， 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及整体面貌，但缺陷在于其研究结果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不易适用于覆盖较大范围的宏观研究项目［4］。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法”看成是一个类型。人类学者形象地将田野调查法比喻为“鼹鼠”法，而将那种覆盖较大地理范围的问卷调查法比喻为“蝗虫” 法，这一比喻生动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点［5］ 。
2.3 田野调查与定点跟踪调查法的区别
定点跟踪调查法又称为历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或个体进行有间隔性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或个体在总体上、局部上发生的演变,并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老一代人类学民族学家常运用此方法对他们的调查点进行长期跟踪。但是人的行为复杂性、变异性都很大，较难纳入控制体系，加之诸多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也使研究人的实验活动面临一定盲区的限定。相比之下，田野调查则可弥补定点跟踪调查这方面的短处，田野调查者所研究的现象具有情景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它们不可能沿着某一规律进行变化[6]。
2.4田野调查与概率取样法的区别
人类学者在对一个小范围、人口不多的村落或社区进行调查时,可以参与观察或访谈整个或大部分的研究对象。然而在面对一个范围较广、人口较多的复杂社区时,研究者不可能对社区内的所有研究对象逐一进行观察或访谈,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为了避免资料的收集过程和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人类学家一般都会运用概率取样的方法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样本或对象。概率取样系指通过一定方法从研究对象总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本作为调查对象,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总体的缩影。概率取样可以分为随机取样和非随机取样两大类。取样调查既可以在田野之内进行也可以在田野之外，相比之下，田野工作的核心方法就是参与观察，田野研究必要时还要结合口述史、谱系图、档案资料、问卷调查等，这些也应属于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只不过没有田野的参与观察，这就不是田野调查了[7]。
3 田野调查法在传播学应用前景
我国在田野调查法与传播学融合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里，在国内与国外研究、论文与著作研究以及两种表现形式研究三方面，存在改善空间。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田野调查法与传播学领域研究需要挖掘、拓展的角度多。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法，田野调查法的应用领域很广。国外田野调查与传播学研究涉及如家庭成员受电视影响的研究、美国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事业的看法研究，新闻组织生产新闻的研究等。目前我国在新闻生产的研究中有所尝试，但视野仍未完全打开。究其原因，可能是田野调查法与传播学在我国尚属新的研究领域，从人类学、民族学中引进到传播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还摆脱不掉人类学、民族学的影子。因此，初期呈现的研究都是围绕大众媒介与社会，特别是大众媒介与少数民族、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受众的研究总结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关系[8]。通过借鉴，渠道研究是可以突破的方向。事实上，田野调查中的“田野”可以扩大到不固定的地点，如传播的整个渠道作为“田野”，跟踪传播发生的整个过程，这一设想在新媒体的今天更容易实现，因为在网络上的跟踪更为可视化。
与论文研究相比，著作的探索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论文与著作的特点看，著作的篇幅易于表现“田野性”较丰富的田野调查。而对于与量化方法相结合的田野调查，可根据其调查样本的大小，选择论文或著作呈现。但在目前研究中，论文的丰富性明显高于学术著作。当前，国内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多停留在少数民族或乡村受众与电视媒介的研究上，视野还有局限。而论文研究则体现了田野调查法在与传播学融合中的丰富性，研究对象多、研究方法运用灵活，也有部分“田野性”较浓的成果[9]。可见，论文研究不仅在“田野性”上不输学术著作，在丰富性、灵活性上更是出彩不少。因此，学术著作研究一方面应利用自身特点，充分展示“田野性”，同时可以借鉴论文研究中方法使用的灵活，尝试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增强著作研究的结构性。
量化方法结合使用的田野调查法与作为纯粹文本分析的田野调查法运用相比，两者都有改善空间。与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法运用，更容易体现结果的结构性，对理论的验证、创新更具影响力。作为全部文本呈现的田野调查法运用，在结构性上逊色于前一种运用，但“田野性”的味道是前一种方法达不到的。因此，综合来看，两种田野调查法在传播学上的运用各有千秋。目前在我国研究中大部分趋向于田野调查法与量化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但在很多此类研究中，田野调查法被量化研究方法掩盖住了自身特色[10]。对此，一方面要求在田野调查法与量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过程中，保持田野调查法作为认识论的特性，尊重田野调查法得出的事实结论，并不是把田野调查法研究作为量化研究方法的依附使用。另一方面要求学者不排斥纯粹的田野调查法，作为人本性突出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本身就是从人这一调查对象处获得结果，因此，不能一味要求田野调查的信度、效度达到量化研究方法的程度[11]。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哪种类型的运用，作为认识论的田野调查法，都要求调查者关注自身在“田野” 中的角色，把握好局内人、局外人的度。
综上所述,传播学与田野调查方法的融合绝不仅仅是二者简单的叠加， 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实践的摸索和总结，这对于从事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国内进行的田野调查法与传播学的研究，无论对传播学还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都是创新和突破，虽然疑惑还有很多，但前景光明，需要做的是从不同方向中相互借鉴，在本土研究中更深的挖掘。
参考文献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bc7e156b8f67c1cfad6b8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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