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处于长期的停滞和衰退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主义的重现、民权和反战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主流。西方人文地理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地理的科学开始对女权运动表示关注，女性主义地理学也就应运而生（Janice Monk，1994）。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刚刚经历了计量革命的洗礼，而且许多地理学家对空间分析和实证主义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激进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刻，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开始渗入到地理学中，平等与权利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热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为早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的重要依托。社会的激进化和妇女的解放，使更多的女性向职业化和学术的参与日剧增。
在十九世纪，英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分离，以及在工业生产和家务上不同性别间特有的角色分工。从十九世纪後期开始，工业成为以男性为主导的部门，家庭成为以妇女为中心的场所，在劳动市场、家庭和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等方面都呈现出性别的分工，这就使得妇女附属地位的全部社会过程成为分析和研究的焦点。二战以后，新的生产线技术引进，以及劳动密集的服务业都需要新的劳动力来源，即：廉价的、没有攻击性的、且能担任单调无聊工作的劳工，女性正符合所有这些条件。妇女进入劳工市场的效应也促进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在英、美的富裕社会中，再度发现贫穷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愈形严重，学生的反对运动、对国际问题认知意识的觉醒、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不景气的加深及失业率递增……等等所引发的议题，已使地理学者发觉越来越不容忽视。人文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针对 “空间崇拜”(‘spatial fetishism’)与实证论的批判，将这些议题置於地理学的议程中，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地理学里，此外也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用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与空间型态问的联结。然而，人文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也都趋向忽略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只聚焦在阶级差异上。
和社会科学中一些其他学门不同的是，地理学对最近二十年来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女性主义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成长，竟然毫无受到感染。令人费解地，或许是尺度上的问题，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不同，为何总是舍弃从小尺度的、“私人”的角度来思索问题?因为总是忽视建筑物内部所隐含的社会与空间关系?地理学者所关注的是表象的、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例如:组织、地方、地区与区域等空间之型态与过程。因此，在工业地理学中，研究者分析的是工作类型、薪资的空间差异，或者只探讨通勤过程的型态，却从不走进工厂或办公室大门内，去接触实际的工作者。在城市地理学中，研究者则聚焦在建成环境的产物、及其城市空间的分布、住家户则如何住进城镇某些特定地域的某种特定住宅型式的研究。但是，同样地，地理学家再度停留在家庭的大门前，再度忽略如家务工作责任分配，以及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结构等的研究。
另一方面，广泛的社会变迁迫使地理学界将女性列入教学大纲。或许最重要的改变是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率大幅增长。从1950年开始，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人数遽增，大量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些时段会 “外出”。在英国，现今未婚女性与未婚男性同样拥有工作者的比例相差不多，已婚女性则只剩半数有工作，而有五岁以下孩子的女性仅有四分之一为外出工作者。1984年工薪阶层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女性。这些成长数值对於地理分析有两项重要的涵义:（1）经济情形的改变和区域性就业型态的萧条与成长。这是在传统上地理学对就业议题的主要探讨内容，就业已和劳动力上性别组成的改变紧密纠结，无法分开解释。（2）职业类型发生较大变化。制造业，尤指传统的重工业，如钢、煤、造船，…等被视为提供给男性的工作均呈现下降的趋势。新的工作，诸如:电子装配、仪器工程等制造业，其中许多是限女性的。然而，增加最快的是服务业的工作，从1977-81年间的一百万个工作岗位中，服务业占有四分之一，其中，也有很大的一部份是由女性做的。
当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以后，给地理学带来 "女性议题"，它揭示了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潜在矛盾，且引发了关於时空整合的新问题。多数女性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一方面是孩子、丈夫和家庭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劳动市场的需求，而这两者经常是相对峙的。为求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的安排，职业妇女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是:工作地点、照顾小孩、购物、学校，及其他家务工作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安排。妇女总得设法将多种不同空间、地点的活动适当地安排在一起。
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女性主义地理学最初是从传统地理学的批判开始的。这一时期的城市地理学，虽然家庭决策作用已经在住房模型中体现，内城贫困者的空间分布在经典城市模型中也有所反映，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由此引起的家庭结构的改变乃至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以及由于社会中性别差异及这种差异分布所导致的权利不同等等，都无人提及，这导致新女性对地理学日益不满。女性主义地理学随着妇女对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的参与而逐步发展起来。
地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很少提及关于女性。从图书馆或书店架上的书籍、各种学校开出的地理课程清单、或新书目录内容，都是如此。诸如：男人与环境、发展中国家男人所扮演的角色、城市作为男人的家……等等。对於这种偏颇，有一种较为宽大的解释是认为人类(man) 一词包含了女性。但这却隐含着性别差异以致于认为区别女性与男性在地理空间中的信仰、行为和活动的差异是不重要的。可见，传统地理学的分析是非常缺乏性别意识的。再如在零售、迁徙、住屋选择、通勤的研究中，很少有明确显示性别作用的，即使确认女性与男性在兴趣与行为状态方面可能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却被消失在为了建立空间型态及其律律性而被忽略。
即使某些显然具有性别意义的研究课题，例如婚姻与迁徙形态、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生育率差异调查等，其分析方法与报告书写，通常以一种去人性化与一种将女性、男性的特殊兴趣以四平八稳(unproblematic)的方式编写。在其他领域的课题上，似乎也理所当然地在一开始就将大部分关於女性的生活经验排除在外。就经济地理学的主流观点而言，“工作”常被当成 “受薪劳动”(waged labour)，在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则涵括了非正式经济，而家庭主妇不领薪资的家务劳动，在习惯上总被排除在外。
最近几年，在少数孤立的研究中，有些人文地理学者开始将女性涵括在其研究中，进而呈现出女性主义及以女性主义者的分析观点，不过大部份研究仍停留在早期发展阶段，可能只是试探性的，尚很难被掌握，也可能根本没有出版过，或只出现在那些非地理学或那种鬓花一现的刊物中。一九八四年，英国首先在这个领域出版了第一本教科书《地理学与性别(Geography and Gender)》，它的出现将女性的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地理学的议题上。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第二发展阶段是正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去观察行动者的性别，并确定男性与女性的空间行为是否具有显着的差异。
由于女性主义地理学没有严格的定义，女性主义地理学和性别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差别较大，甚至反性别化(degendering)也在其中。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性别与经济”、“ 性别与空间”、"福利地理"、"城市地理"和 "经济地理"等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女性主义地理学紧紧围绕地理学的中心概念——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展开研究，其中心议题是空间、地方以何种方式体现在不同社会的性别分异结构中。
女性主义地理学萌芽时期正值哈维(David Harvey)的《社会公正与城市》发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女性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是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把性别(gender)而不是阶级作为分析问题的立足点。社会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是最早对性别与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它们试图对资本主义和男权间关系进行研究，借以反映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城市和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优势地位。
女性主义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在对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经济和职业调整的性别性(gendered nature)的概念（Gilbert，R.， 1997）。在全球经济重构过程中，服务行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女性和有色人种的职工又占多数，因此成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研究的主要方向。然而，在麦克多维尔（Linda McDowell,1993a）看来，“地理学中‘真正’的研究似乎还是男人们的工作，因为地理学家对制造业部门的研究仍占据经济地理学的最重要位置”。包比( Sophie Bowlby )在对英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后发现，零售业的店主和顾客中妇女占多数，如是他进一步分析了零售业的极化对店主和顾客产生的影响，尤其对妇女的影响进行重点研究。1994年,麦克多维尔和考特( Court )进行了一项关于伦敦的高层服务业的研究，她们考查了性别(gender)和性意识 (sexuality)对职业分异造成的影响，并对专业人员、商业银行职员、律师等职业的男女比例进行了研究。
奥丽弗(Kate Oliver)则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角度对性别在经济中所起的角色进行了分析（Sarah Whatmore and Jo little，1992）。“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是指使人们每日能回到工作中，以及使工作能够代代相传的过程。狭义地讲，这种过程被认为是物质和服务的消费以支撑工人当日和第二天的生活，比如有一个“体面”的家和交通可达性等。广义地讲，它还包括许多看似与经济和生产无关的过程，如生育、照料小孩、家务劳动等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人们出卖劳动力的愿望，以及对资本家可从他人劳动中获取利润的权利的接受的研究。奥丽弗认为，因为性别处于社会组织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所以其对狭义再生产的诸多方面显得非常重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妇女是公共服务部门的主要雇员，她们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便利条件。至于说到广义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性别的核心地位则更加明显，原因是生育、照料小孩和家务对再生产同样重要（Sarah Whatmore and Jo little，1992）。
就业机会与性别、种族的关系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另一个研究的热点。这个热点源自60年代凯恩(Kain）提出的空间错配假设(spatial dismatch)，即：由于内城居民和非欧裔美国人面对不能得到日益增多的郊区就业机会，工作的郊区化和种族居住分异的恢复的研究（Kain,J.F.,1968）。这一理论被女性主义者广泛接受，并应用于研究妇女、男性和女性上班距离的研究。大多数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妇女的上班距离要较男性短，而这对妇女的就业机会有负面影响（England ,K.V.L.,1993）。根据麦克拉菲蒂和普雷斯顿(McLafferty and Preston 的研究表明，虽然白人妇女的上班距离要短于白种男人,黑人妇女的上班距离则与黑人男人的距离相近（McLafferty, S and Preston, V.,1991） 。近来的研究集中在不同的妇女群体间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各地的就业不平等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研究。
1、社会空间研究
按照传统的二分法，社会空间分成公共(public) 空间和私人(private)空间两部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传统的公共空间属于男性，大多数妇女只能在私人空间中生活，这种性别化的社会空间导致了一系列男女间的不平等。为了向“妻子、母亲基本上是私有的、郊区化的，被限制在城市区的一部分中”的观念挑战，女性主义地理学者不得不对建立在其它假定基础之上的城市进行研究（Linda McDowell,1993a）。首先，城市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规划被认为是性别化的，它们导致了女性与男性间、妇女和妇女间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利用等方面的不平等。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师们开始探究人们居住在“男人所造就的环境”中的开端、历史以及结果。19世纪西方的大工业城市化及本世纪的城乡一体化都被从性别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且都被证明为是“性别化”的结果。邦迪和匹克认为，土地和交通规划被诸多“理念”所左右，这些“理念”导致城市规划是为白种男人和白种男人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的规划这一事实，规划过程排斥了不同妇女的多样需求，鼓励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加剧了空间阶级不平等现象。假定男人的文化反映了男人对权力的接近程度，他们流动所需要的可达性是标准的，则男人的日常活动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活动（Sarah Whatmore and Jo little，1992）。 其次，对传统的女性角色的反思，生育、照料孩子和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一起导致了妇女只能进行城市中的“缝缝补补”(服务业)等再生产工作，“而这即不是大工业生产所不可避免的，更不是天经地义的” （Linda McDowell,1993a）。
2、“种族”研究
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受到了来自不同种族的被“边缘化”了的妇女的批判，“工作在学术界，把自己当成是传统知识和生产结构的反对者的(白人)女性主义者震惊地发现自身被当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Linda McDowell, 1993b），于是“少数民族”(minorities)成了最热门的研究对象。“种族”被认为是导致不平等和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研究内容大量集中在性别关系与阶级、种族、异性恋等其他变量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空间结构。如皮克(Peake)在对密歇根地区内城低收入妇女的研究中发现，由于非欧裔妇女自己拥有的小汽车数目少，而城市缺乏到达就业机会高的地区的公共交通，所以她们在空间上较白人妇女受更大的限制。类似的普雷斯顿等人发现，在纽约大都市区非欧裔人和拉美裔人比欧裔人的上班距离要长（Gilbert , R.，1997）。
3、暴力行为研究
城市暴力行为、老龄化和休闲问题也在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之列。有些学者进行了妇女对男性暴力的恐惧如何影响她们的活动和她们对空间的利用的研究（Gilbert , R.，1997）。哈伯( Sarah Harper )则从老龄社会的妇女地位、老龄社会的女性化、老年妇女的经历和女性主义地理学在认识论方面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研究（Sarah Harper and Glenda Laws, 1995）。迪科丝( Dixey R)对妇女是否享有与男人同样的休闲的权利，以及妇女在休闲中的经历与男人相比是否平等等进行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表明：由于妇女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她们即便从一定的工作中脱离，也不可能象男人一样自由的进行导致个人发展和获得社会成就的活动。
女性主义地理学也利用女权政治学及其理论探讨性别关系与地理学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按照传统的认识，政治被视为公众活动，而私人、家庭、个人则被视为非政治的活动。但是，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私人世界、家庭、照料小孩等天然就是政治性的议题（Sarah Whatmore and Jo little，1992）。
女性主义地理学者通过建立多元的、变动的甚至是矛盾的身份( identity )来实现妇女间的差异，保留创造了以联合为基础的妇女政治的可能性（Gilbert, R.，1997）。所谓“身份”，是指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社会地位等。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身份和空间密切相关，空间不仅仅是社会活动的“容器”，而且空间和地方在身份和差异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Meghan Cope ,1996）。在不同的地域，性别身份的构成方式不同，原因不仅仅是居民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因为他们受地方文化和就业机会等地方资源影响，性别、种族和阶级经历各不相同。同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被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用来研究与性别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
卡茨内尔逊(Katznelsonc)认为，工人在生产车间的时候有共同的阶级身份，而当他们“回家时，他们便不把自己看成是工人”，而可能转成了其它身份（Meghan Cope ,1996）。巴瑞特(Barret ) 认为：“工厂＝阶级，社区＝种族”的二分法过于简单 ，实际上多种身份是在日常空间系统中通过各种关系相互交织而形成的 。柏尔 (Parr ) 对“负担家计的人的性别”的研究表明，种族、特别是性别(gender)导致一系列关系的形成，从而影响工人身份。类似的研究还有可勃(Megha Cope）通过对1920－1930年劳伦斯市(马赛诸萨州)的研究，结果表明阶级、种族和性别交织在一起影响市民日常生活中身份的形成，以及进行政治斗争的空间形式（Meghan Cope ,1996）。
空间分布、距离和易达性都是地理学的关键概念，且对公/私领域资源、设备分配不平均，以及服务的 "最适宜"分配的研究均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这些被认为是福利地理学的研究中，人文地理学者关注人民使用那些主要是由政府和市场所提供的实施与资源(包括有健康医疗服务、教育、幼儿托育与休闲设施等)的可及性研究。在传统研究中，大部份研究焦点是阶级不平等，而针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却被多数研究者所忽略。
不过，1993年琶尔呣（Risa Palm）和帕偌徳（Alan Pred）所做的一项研究有些例外（Linda McDowell,1993a）。他们使用Hagerstrand的时间地理学概念，研究影响女性在一天之内所能走过的时空容量。这项研究假想一位名为 Jane的未婚妈妈，一天当中的某些时段她无法离家工作，因为她的小孩依赖她的喂养及其它需求，且当邻近唯一的托儿所也还没开门时，小孩需要她。和大多数的妇女一样，Jane没有汽车，因此，在托儿所N，与工作地点WI之间的交通面临到很大的束缚，必须仰赖大众运输系统的路线与时间的配合。於是，对於工作的选择，她必须同时面对带小孩、从事有薪工作与大众运输系统等三项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影响她获得及保持一个待遇较好的工作机会。下午托儿所关门之前，她得接小孩，於是又限制她只能做兼职的工作。假设她可以在两个工作中做一个选择，一个待遇较好的工作使她可以买一辆车(W2)，使得她可以将孩子带到较远的托儿所(N1)。等她获得了这个工作之後，她发现时间被花在开车到托儿所、来回工作地点、再回到家(H)的过程申，将使她没时间去从事那些必要的其他工作，如购物、煮饭及做家事。最後她可能会 "被迫"离职，去选择一份薪资较低、时间弹性，并且相对离家较近的工作 (W1)。
这项研究说明，地理学家过去习惯的易达性研究途径，以距离最小化上为目标是有问题的。例如，在零售地理学的研究中，通常会假设购物者是妇女，且从家里出发，因而购物模式通常建构於住宅到商店的旅程，但是，一些购物者是妇女通常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上市场，所以她是从工作地点出发而不是家里。在此有双重假设：只有女性会去购物、购物者都是由家里出发，这两点对零售业规划具有重要的暗示。商店很少建在工业区，以满足上班族利用休息时间购物的需求。且受薪工作也很少被设计成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务。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无论工作地点、交通网络，甚至整个城市的土地利用，均架构在每位工作者家中都有位妻子的基础上。试想受薪工作是如何被组织安排?工作时间与学校时间都不同步，那么由谁来接送小孩呢?再如城市土地利用的分区，不会将学校、牙医和就业地点摆在一起，至少不曾和父亲们的职业摆在一起。当女性在选择受薪工作时，经常受限于离家近的需求，以便于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更进一步，由于女性总是被期待去处理家庭的偶发事件，于是被认为较无法胜任日常工作，如此一来，更加强化将女性区隔为只能领低薪、低位和兼职性的工作。
尽管19-20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城市土地利用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即使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或当代第三世界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地理学家都很少关注“性别”问题，城市人口快速成长、特定土地利用型态的发展、以阶级为基础的住宅隔离、郊区的成长以及特殊化的购物与服务中心的发展等，形成了城市地理学家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的绝大部份课题，而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隔离，对男人与女人生活上的冲击仍旧被大多数的城市地理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家庭在城市地理学中基本不是研究对象。
有许多方式肯定性别差异可能改变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如时空预算(space-time budget)和日记技术(diary techniques)等，已经显示出城市中女性的活动空间的确比男性更受到限制。对拥有幼小子女的女性而言，她们的家庭责任使她们的城市生活受到实质上的影响，这包含各种限制她们活动的方式，如紧身内衣、高跟鞋等。另外， 来自男性暴力的恐惧以及女性因受强暴和攻击也影响了女性的城市空间利用等。近来，有人开始着手男、女学生使用大学校园的时间与空间研究。也有些其他方式让女性在城市景观中显得较为醒目，如城市房屋市场及国家政策中对女性的差别待遇而受到歧视。
另一类型的研究主题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妇女需求和行为与她们生活的局部环境之间的差距。这些研究大多将焦点放在郊区或社区上，例如新市镇。在了解社会全面性的结构及导致女性受压迫更广泛的因素之後，也有少数引人入胜的书籍与文章以无性别偏见 (non-sexist)城市的形式出版，如哈依登（Dolores Hayden）所描写的一些女性建筑师的 "错综复杂" (‘matrix’)群体作品。
总之，对于家庭、房屋内部功能及女性的家务角色等的研究正开始进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一些地理学家正利用与往常不同的题材，例如以广告来测验让人联想起女性或男性的空间取向等。这种将先前末被发掘的家居研究，像「拆包裹」似地提出来讨论，对过去我们惯常在城市地理学课程中所教授的城市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20世纪70年代大量的都市理论学家发现，一般家庭愈来愈少使用集体供应的商品，反而愈越来越依赖家族和社区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性」服务。这样一来，将女性和“女性议题”整合进一个先前由男性支配的城市地理学中变得相当的重要。
在经济地理学当中妇女主题的研究是与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的。经济地理学讨论妇女问题主要由于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增加，使整个城市就业结构与区位都发生了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在这样的转变中，所有的妇女工作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从事服务业的工作。她们主要做的是一些例行性、秘书性的工作，或者是个人服务如美容业、托婴或零售业。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及制造业的衰退形成了很特殊的空间形式，使传统的人文地理学者几乎不知不觉地开始着手研究妇女就业区域演变型态的地理学，以及用地图来表示其区域变化型态。
女性就业比例成长最快的地区是那些在战前很少妇女从事工作的地方，例如一些老工业区、重工业区等。这些改变，经济地理学家如何解释呢?一般的研究，很少人了解妇女的扩张趋势有哪些特殊的原因，以及当中蕴含的意义。
通过上述原因和意义的分析，经济地理学产生以下四种研究方向:（1）以男性工作与否型态或工作总数的度量来检视地区不平等的变迁型态。在这类研究当中，就业总数或男性就业的统计数字可显示性别、职位以及职业的薪资组成所产生的重大改变。（2）度量女性活动比例的地区性差异。女性活动比率的变数就被解释成两个地区性差异的函数:一个是母亲因为照顾小孩的需要而离开劳动市场的程度;另一个则是女性工作的传统或女性兼职工作的范围。（3）分析制造业活动在空间上的空心化。制造业在地理上的空心化可视为是在大城市地区“聚集不经济” (‘agglomeration diseconomies’)的一个结果。大都会的不经济包括高地租与高税率、每况愈下的基础建设、交通拥挤以及建筑物的老旧与不适人居环境。相反的，非大都会地区的经济则包括低廉的地价、地租与税率、廉价的劳工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优惠与奖励。但是这类研究并不是解释空心化的过程或在生产过程的组织里所发生的变化，而是借助描述这些特性来“解释”制造业在空间上的空心化。（4）性别分工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激进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对上述的研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近来潜藏在劳动过程、生产组织与工业区位需求等结构方式的改变，均已成为分析的焦点。然而，一连串关于为什么有女性劳工的需求产生?为什么妇女总是集中在拿较少的薪水且负责较低技术的工作?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要正视发展女性主义地理学，而不是一门关于妇女的地理学。
当女性主义地理学呈现多元的发展的时候（Linda McDowell, 1993a），哈丁(Sandra Harding, 1986)将其划分成三个层面，即：女权经验主义(feminist empiricism)、立场女性主义( standpoint feminism)和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与此相对应，蒂·斯德凡娜(Di Stenfano,C) 则将之划分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和后理性主义(postrationalism)（Di Stenfano ,C. 1990），基本反映出了北美、西欧等西方国家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
蒂·斯德凡娜指出，女性理性主义从理性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理性化的能力严格区别于自然王国，在理性主义者眼里每个人都应当受到普遍的尊敬。妇女不公正的被排斥在作为人类应享有的尊敬之外，是因为存在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妇女比男人的理性要少，比男人更“自然”。“差异”(difference)一词用来对妇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进行合法化。因此，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传统决裂，以使妇女找到她们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Di Stenfano ,C. 1990）。
女性主义地理学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留了明显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Liz Bondi,1993）。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涉及的论题是阐明妇女被排斥在学科之外的不公正性，也就是说，妇女在报酬劳动和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存在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是社会结构的反映，而不是女性的“自然性”(naturalness)的流露。概括起来说，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有两个热点：（1）在地理学研究中有反映妇女的内容；（2）表明妇女对资源及其他机会的接近程度相对于男人是不平等的（Sarah Whatmore and Jo little，1992）。
在地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反映妇女所处社会地位不公正的文章当属伯尼特(Burnet )1973年发表在《对立面》(Antipode)上的《社会变化、妇女地位和城市形成与发展模型》。到了80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在人们心目中已不是孤陋寡闻，他们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已占据一席之地（Linda McDowell,1993a）。整个80年代，有关对妇女不平等程度及妇女附属于男性的研究堆积如山，而最经典的当推西格(Seager)和阿尔森(Olson)的《世界妇女：国际地图集》，其清晰地反映了“ 在世界各地，妇女的情况都比男人差，她们的权力少，工作多，钱少，责任多”。该书还通过对统计数据中诸多问题的分析, 如数据源的缺乏，缺乏可比性等，反映了国家统计部门对妇女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该书首次对全世界妇女状况作了概括，为以后的女性研究提供了资料。然而，相关的空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表示式的, 而不是基于对女性压制的理论分析。与此相对照，摹森(Momsen)和汤森德(Townsend)则试图以对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分析作基础，把一系列对不同国家妇女地位的实践研究联系起来（Momsen, J. and Townsend, J. ,editors 1987 ）。
近二十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女权经验主义研究也收到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女性地理学家的文章已在地理学杂志中比比皆是，有关妇女生活、经历的报道也随处可见。1972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中女会员的比例是13％，而到1992年女性地理学家的比例则达到27％；女性地理学家发表的文章也从1972年的7％上升到了1992年的18％（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3； 1993）。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则对女权理性主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多数持批评态度者认为女权理性主义的研究过多地依赖西方白种男人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隐藏了妇女生活的现实、差异和普遍性，将妇女固定在一定时间、空间和历史过程中，因而否认了妇女生活的复杂性。此外，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理论。
女性反理性主义与女性理性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二者对差异理论认识不同（Linda McDowell, 1993b）。女权理性主义从理性人文主义的权利、义务及公平概念出发，把性别歧视看作不平等；而女性反理性主义则对差异持欢迎态度。她们并不想废除传统中赋予男性的特权，而是想将其颠倒过来，鼓吹女性的特权。蒂·斯德凡娜说：反理性主义者不仅向理性主义中对女性天性的贬低进行了面对面的挑战，并试图借用这种传统贬低用事实来重新估价女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重新评价达到提高妇女地位和贬低“其他人”的目的。反理性主义对于既有的与女性相关的不合理予以赞美，因此，产生了强有力的差异的概念。同时，反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中与女性地位自身相悖的性中立的言论。反理性主义把自身看作是不忠实的反对者，并且预想一种可以更好的容纳有女性化差异的妇女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把妇女看作是男人的不完美的拷贝（Di Stenfano, C. 1990）。反理性主义者认为：充斥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模型中的“平等”是性别化的、男人化的观点，它否认了妇女与男性间的差别。因为性中立和妇女自身相对立，所以它并不能对妇女产生吸引力。反理性主义接受了传统知识的性别化特征，但它却扭转了传统社会理论中关于知识结构的二分法以及女性与低级自然性相联系的观点（Haraway ,D. , 1991）。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一部分文章重新讨论妇女的经历，并研究这种经历与景观或地域的特殊关系。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性别(gender)作为中心概念，反映妇女经历对景观形成的重要性。概观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反理性主义者所从事的实践工作不多，而在认识论方面却颇有建树。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历来是和社会学及哲学研究密不可分的。由于解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女性主义地理学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符号(symbolism)、意象(image)等概念在地理学中的体现。邦迪(Liz Bondi )从建筑学中建筑物所代表的性符号(gender codings)入手，对性别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作了研究（Liz Bondi ,1992）。卡罗(Carole M.self )等人对男女之间在空间行为的能力方面的差异作了系统研究，发现男性喜欢有序的空间且对无序的空间感到恐惧，而女性则对无序空间并不感到恐惧，事实上，这种无序的空间对女性的威胁要比男性大得多（Carole M.self , Sucharita Gopal , Reginzld G .Golledge and Sara Fenstermaker , 1992）。多姆斯(Mono Domosh)将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城市意象(urban image）的研究结合起来，派生出三个研究热点，即：妇女的意象(women’s images)、把城市比作女性意象空间(imaging the city as feminine)和在城市中感觉女性空间(perceiving feminism spaces within the city)，并提出“用区别于现代意象”的方法(即指从女性立场出发的方法)重新构思(reimage)城市（Mono Domosh ,1995）。
反理性主义女权理论竭力追求建立统一的、与传统的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结构相反的女性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结构，因此，很难得到正统学术界的支持。正当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们面对利用男性知识的传统构建女性主义的知识结构相矛盾时，女性主义者内部却对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女性主义的统一理论争论不休，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也为后现代主义闯入女性主义的领地创造了契机。
后现代主义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概念是差异(difference)和解构(deconstruction)。对历来把世界各地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而言，差异绝对不是什么新概念。而解构一词来自文学分析，是指通过从字面上分析潜台词和未明确表达的主张，通过显示文章的空隙、文章需要补充的部分以及文章中精微的自相矛盾，从而得出文章字面以外的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大学派同时拒绝统一性，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最吸引人的现象（Linda Mcdowell ,1992）。
如果说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焦点集中在男性与女性间的差异的话，后理性主义则把焦点投向了女性间的差异。仅仅在6年前，桑达丝( Rickie Sanders )提供了一个有关对地理学中性问题研究的有力评判，指出由于忽略了妇女经历的差异而成了“统一的妇女时代”的牺牲品（Sanders R., 1990）。麦克多维尔(Linda Mcdowell)指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对研究的乐观和自信要少得多。早期的研究工作虽然没有现在的成熟，但是对其目标却充满了自信。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世界，妇女都要加入向男人挑战的行列，而她们并未认识到我们(妇女)之间的差异”（Linda McDowell, 1993b）。五年来，有关不同地位妇女间的差异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域、种族、阶级、职业都被用来作为考察妇女间差异的变量，妇女间的多样性也被用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例如依比波·约翰斯顿—阿奴盟夫(Ibipo Johnston-Anumonwo )对布法罗市不同种族的妇女上班距离的差异及这种差异与城市社会经济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的研究（Ibipo Johnston Anumonwo, 1995）。
相对而言，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并不十分认同。1990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妇女与地理学研究会议上，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成为中心议题之一。女性主义地理学似乎一方面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包容异质，另一方面却对解构敬而远之。因为解构意味着对女性主义甚至妇女作为研究主体本身的解构，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这是西方白种男人意识到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手段。麦克多维尔认为西方白种男人的反中心化乍看起来是对女性主义评判的反映，其实则不然。后现代主义对于处于“中心”地位的现代真理进行抛弃，这种抛弃和“摧毁的范畴不仅变换了男权对妇女的定义，同时也摧毁了她们自己的分析范畴——妇女、女权及压制”（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meeting ,1992）。在大多数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部分差异要比另一些差异重要，比如说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虽然一部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坚信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解构、妇女分析范畴、理论化妇女差异并不是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终结，反而标志着女性主义地理学在理论的成熟。尽管也有一部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对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同样重要并导致社会分异提出置疑，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则认为她们自身能够找到一种包容差异的理论。
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尽管讨伐后现代主义地理学“ 篡夺了女性主义差异的概念”,但在写作风格上却越来越向后现代主义靠拢（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meeting ,1992）。如玛塞依(D. Massey) 和索娅(Soja) 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及哈维(Harvey)的《后现代主义状况》都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检验，并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后现代问题（Massey , 1991）。很多学者对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文章进行了反思，对女性主义的论述及政策边缘化提出了挑战。麦克多维尔提出：女性主义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带有后现代特征的差异，而且还要推翻并重建权力关系（Linda Mcdowell ,1992）。她还把哈维(Haravey)差异几何( difference geometry )的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研究，试图用“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概念，即考虑差异之间的关系取代等级支配规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后理性女权地理学为了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抗争而产生的方法和概念，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一部分。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声音”恰切地反映了世界各地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在不同的地域，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各异，其研究的方法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芒克(Monk J.)对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进行了研究，将其分为三类（Janice Monk 1994）。第一类是美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在这些国家，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可定期在国家杂志和国家级会议上发表有关性别研究的报告，可在地理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可在课堂上讲授性别地理学课程，曾一度能找到较好的专职工作，并能联谊结社进行学术交流。第二类是荷兰、斯堪第纳维亚半岛国家、南亚，特别是印度和斯里兰卡、亚撒哈拉非洲国家以及奥地利、德国等德语国家以及瑞士，这些国家的地理学家在性别地理学出现后讲授并研究性别问题，他们也发表文章，组织会议，但他们是部分时间从事此项研究，没有专职从事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人员。由于受语言限制或是因为其地理期刊的传播范围较小，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要小的多。第三类国家包括西欧部分国家(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区，这些国家与发达的地理学研究极不相称，很少能听到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声音。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妇女和性别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虽然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交叉学科的性别及妇女问题研究，但地理学界则只有很少几个人发表过此方面的文章（Chiang , N. 1989）。芒克认为这与东亚的文化背景及学科背景相关，比如在中国，地理学一直是自然地理学占主导，虽然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快速发展，但学科中偏重城市规划与研究领域。随着近年中国社会地理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概念也有所提及（顾朝林，1994；刘海泳 顾朝林，1997），但研究者却很少。
女性主义地理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出现没有使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生命终结，相反却给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性别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把分析尺度，和阶级、种族一样，已被广泛应用于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之中。当今的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社会，多元的经济模式与文化价值形态相互侵杂，各种观念可谓五花八门。地理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差异中寻求统一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妇女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对中国地理学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世界上妇女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五千年来中国妇女的经历及地位变化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妇女地位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作用，性别、婚姻、家庭等社会细胞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等，都将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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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2、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3、 女性主义地理学为什么会分为三个层次，其各自的边界特征是什么？
4、 名词解释：性别、女性主义、公共空间、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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