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 追忆童年
我于1937年4月5日出生。当时我家住在哈莱姆区莫宁赛德大道。 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玛丽琳--比我大5岁半。 我对在哈莱姆度过的岁月已经记不起什么了。 他们说我们最早的回忆通常与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确如此。 我4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 由于我的父母都要工作, 我由我的外婆艾丽斯·麦考伊大妈照料。 我当时正在地板上玩耍，把一片金属插入电插孔里。 我还记得，那令人目眩的电光和强烈的电击几乎把我从地板上掀起。 我的外婆给吓坏了，一边责骂我，一边把我抱起，当时那种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斥责和关注。 对那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遭受的电击和疼痛，而是看到了他们对我多么疼爱，多么关心，成了被关注的焦点之后，我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
我9岁的时候，麻烦事降临到了鲍威尔家。 作为第39公立中学的一名学生，我从三年级升到了四年级，但进入了最低班，被称为"直升四年级"，这个术语意味着孩子有点迟钝。 这是一种在家里大家窃窃私语、连连摇头的秘密。
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们而言，教育是安全之门，是找出路和往上爬的途径。 我的姐姐已是一名优秀学生，正准备读大学。 而我呢，在这里读四年级都有困难。 其解释是我缺乏动力，而不是能力。 我是一个逍遥自在的孩子，对自己在学校的分数并不担心。
虽然我喜欢街道体育运动，但我并不擅长。 我孩提时代的一个朋友曾数出36种街道运动比赛。 一天，我正在一块空地上打棒球，看见爸爸沿着街道走过来。 我希望他不要停下来，因为那天我很倒霉，但他却驻足观看。 爸爸在那儿站了好一阵子，我始终接不到球--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能击球得分。 每次轮到我击球时，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球。 至今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当时自己狼狈不堪、心焦如焚的感受。 让父亲失望了，这一直使我心痛。 事实上，他很可能并没有真正地感到失望，我也很可能是在想像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他几乎没说什么责备我的话，所以他当时不大可能感到失望。
我孩提时上过钢琴课，但钢琴课对我并不适合，因此，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学习吹长笛。 玛丽琳认为，从长笛里发出的噪音很可笑。 我也放弃了。 看来我不会成为一个运动员，也没有任何音乐才能。 尽管如此，我是个满足现状的孩子，在家人组成的层层的安全圈里成长。 我父母站在圈子的中心。 我母亲的姐妹们及其家人组成第二个安全圈。 我父亲惟一的一个住在美国的妹妹--贝里尔姑姑，单独一人组成了第三个安全圈。 这些圈子随着远亲越来越多而不断增多，但整个大家庭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大家庭的成员是一长串相互照顾、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的人们。
Unit 2 居者有其屋
我要感谢你们中所有那些从事私营产业、并为我们的国民住宅所有制工程工作了一年的人们， 我还要感谢你们中那些把毕生的时间花在帮助人们实现拥有自己住宅的梦想的人们。
当我出任此职务的时候，我就把努力扩大住宅所有制看作是为那些正在养家活口的美国人改善经济机遇这个宏大目标的一部分。 住宅所有制好几年没有扩大，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需要发展经济的原因。
我认为这里的每个人，不论年龄大小，都记得自己第一次买的住宅。 你们中有些人以前听我说过这个故事：我不得不买房结婚。 当时我和我的妻子相处一起有好几个年头了，我们俩均在大学法学院教书。 一天，她要外出旅行，我送她到机场去。 我们经过这幢老房子。
她说，“噢，那幢房子真漂亮。” 我说，“确实漂亮。” 我送她到机场后返回，在回去的途中查看了那幢房子。 它有一层楼面，面积为1,100平方英尺，房价为20,500美元。 这幢房子不是什么宫殿，也不是什么城堡，但仍然非常漂亮--这幢小小的房子有着很好的房顶，天花板上吊着风扇，有个小车库，铺了木地板。 我抓住这个机会买了这座房子。 我开出了一张买这所房子所需要的首付款项的支票。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大笔钱。 然后找了一家银行把欠缺的房款借给我。 我记得我每月要付174美元。
三、四天后，她旅行回来了。我对她宣布：“你还记得那所你很喜欢的房子吗？ 我把它买下了。 现在，难道你不认为你得嫁给我，让我不必独自一人住在那里感到孤寂吗？” 住宅所有制的力量能使你家庭稳固、创造更好未来，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住宅占有现在达到了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住宅占有的增加是将近30年以来最高的。 我还要指出，我所引以为自豪的是，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相比，美国的住宅所有制现在是建立在更为广阔的基础上了。 第一次拥有住宅的黑人人数和第一次拥有住宅的拉美后裔人数也迅速增加了。 现在拥有自己住宅的单亲妈妈的人数实实在在地增加了。
因此，我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住房所有制福利而努力工作。 而你们中许许多多人为此作出了努力。 现在，65％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宅。 我们的目标是把新住宅房主从现在的370万在2000年来临之际增加至800万。 这样，2000年到来时，超过2／3的美国人将拥有住房--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 你们和我--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努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而今天，我想我们应该再次承诺：我们将不遗余力为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勇往直前。
Unit 3 误 会
他头发没梳，衣服邋遢，口袋里只有35美分。 在巴尔的摩，他一上公共汽车，就径直向卫生间走去。 他想如果他躲在厕所里，就可以不花钱坐车到纽约去。 但车子后部的一位乘客看到了他。 她对她前面的那个人说：“卫生间里有一个流浪汉。 告诉司机。”那个乘客又对坐在他前面的人说：“告诉司机，卫生间里有一个流浪汉。”
口信在旅客中一个一个传下去，一直传到汽车的前部。 但在传递途中的，口信失实了。 传到司机耳边时，已不再是“卫生间里有一个流浪汉（bum）”，而是“卫生间里有一颗炸弹（bomb）”。 司机立刻把车子停到路边，打电话叫来警察。 警察一到便叫乘客们下车，走远些。 然后他们关闭了道路。 没过多久就造成了长达15英里的交通堵塞。 警察在车上搜查了两个小时。 不用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炸弹。
一位男士要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坐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去，两个听起来相似的英语单词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他的问题始于洛杉矶机场。 他以为他听到了所要乘坐的班机的登机通知，于是就走到通道口，出示自己的机票，登上了客机。 飞机起飞后20分钟，那位男士开始着急了。 奥克兰位于洛杉矶的西北方向，可飞机似乎在朝错误的方向飞行，当他从窗口往下看时，所能看到的是一片海洋。 “这飞机是在飞往奥克兰(Oakland)吗？” 他问飞行员的一个助手。 “不，”那位助理飞行员回答说。 “我们正飞往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 他越飞越远了——正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大陆飞去。
英语中许多发音听起来相似，在说英语的人们中产生误会是常有的事。 每天，说英语的人们相互问着这样一些问题：“你刚才说70还是17来着？” “你刚才是说你能够来，还是说你不能够来呢？” 对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们来说，近似的发音可能更加难以分辨。一天早上，一个住在美国的朝鲜妇女刚来上班，她的老板就问她：“你拿到一个盘子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根本不知道他指什么东西。 她在办公室里工作，为什么老板会问她关于盘子的事呢？ 整整一天，她都在为老板问的那个怪问题而纳闷。 下午5点钟，她正准备回家，她的老板说道：“请你明天按时到。 你今天早上迟到了15分钟。”“对不起，”她说。 “我的车子有个轮胎漏气了，所以„„”她突然微笑起来。 此时她明白了。 她的老板早上不是问她：“你拿到一个盘子了吗？” 而是问她：“你起床起晚了吗？”
奥克兰 (Auckland) 与奥克兰 (Oakland)、“一个盘子（A plate）”与“起晚了（up late）”，听起来相似的单词引起了误会时，最好是付之一笑，并从误会中从吸取教训。 当然，有时候是难以笑出来的。 那位男士坐飞机去了新西兰的奥克兰，而未能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去，是笑不出来的。
但即使是那样的误会也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最终美国航空公司支付了那位男士在新西兰的食宿费，还为他付了飞回加利福尼亚的班机费。 “哦，好哇，”那位男士后来说，“那简直是观光新西兰的一条便宜途径呀。”
Unit 4 最伟大的爱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
炸弹在越南的一个小村庄炸开了。 不管这枚炸弹的目标是哪里，它偏偏落在一个小学校的院子里，那里有两个成年人看护着丧失了父母的孩子们。
那两个成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都被炸死了，另外有几个孩子受了伤，其中包括一个约莫8岁的小女孩，这女孩的两条腿受伤了。 因为两个大人死了，村民们都尽其所能地帮助这些孩子们，但医疗救助人员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才赶到。
医疗救助人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海军医生和一位同样年轻的海军护士。 他们立即对那个小女孩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她受伤最为严重。显然，如果不立即抢救，她就会因休克和失血过多而死亡。
她需要输血，但是医疗队在野外，离任何医院或诊所都很远。 可以得到储血的冷藏箱也没有， 惟一的供血来源是一个能与这个小女孩的血型相匹配的人。 村民们不相信美国人，正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一样，所以当这两名美国人来时，他们都跑了。 血型检验很快就做完了，结果显示两个美国人的血型都不合适。 几个没受伤的孩子中倒是有合适的血型。
那个医生能说点越语，护士则会点法语。 孩子们根本不会说英语，只能说一点法语。 医生和护士用他们能够使用的一丁点共同语言夹杂在一起，设法向那些受惊吓的孩子们解释说，除非他们能给这个女孩献一些血，否则她必死无疑。 接着他们问是否有孩子愿意献血来救助那个女孩。
医生和护士的请求无人回答，只是一片沉默。 好一阵子之后，一只手缓缓地举了起来，紧接着又放下去了，一会儿后又再一次举了起来。
“哦，谢谢你，”那个护士用法语说。 “你叫什么名字？”
“亨，”对方答道。
他们很快让亨躺在阴凉处的长凳上，用水和肥皂清洗了他的手臂。 接着针扎进了他的手臂。 在这过程中，亨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过了一会儿，他抽泣了一声，随即用他那只空着的手捂住自己的脸。
“疼吗，亨？”医生问道。
亨摇了摇头，一言不发，但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抽泣，他再次试图用手捂住自己的哭声。 医生又问他是不是针扎进手臂很疼，他又一次摇了摇头。
他开始持续而无声地哭了起来，他双眼紧闭，用拳头堵住嘴巴，尽力不让自己抽泣。 大滴大滴咸咸的泪水从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此时，医生和护士非常着急，因为照理这针不会使他们的小病人感到这么疼痛的。 正在这时，一个越南护士赶来帮忙了，她用越语跟那个男孩很快地交谈。 她一边说一边走去抚摸着他的头，轻言细语地安慰着他。 那男孩脸上的神色舒展开了，显得极为宽慰。
那个越南护士轻声地对那两个美国人说：“他以为自己会死呢。 他误解了你们的意思，认为你们为了救活这个小女孩叫他献出自己所有的血。”
“但他为什么心甘情愿这么做呢？” 那位美国护士问道。
那个越南护士把这个问题向那个小男孩重复了一遍，小男孩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Unit 5谁需要数学？
“共6.52美元,” 店员说道。 我递给她一张10美元的钞票。 她看了看钞票，又看了看我。 在我的注视下，她开始在一小张纸上写写算算。 大概过了几分钟，她递给我找头。 “找你4美元52分，”她微笑着说。
我看了看她给我的找头，然后看着她。 “找头不对，”我说。 她望着我，神情困窘。 “我给了你一张10美元的钞票, 找头应是3.48美元。” 我把多出的几个硬币放回到柜台上。 “对不起，”她回答说。 “我们的计算机坏了，我不得不笔算这个数。 我数学不好。” 她把找头数给我后，我离开了。
当我回想起这次购物找钱的经历时，感到十分难受。 我难受，因为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我难受，因为我知道这种事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教过高中数学多年，每年，谈话的话题是一样的：“我干嘛要学数学？ 数学并不重要。 我以后一辈子都不会用数学。”
不幸的是，学生们不明白学习一门学科的长期价值。 而如果那是数学，他们则更加小看其价值。 我已不再是专职老师了，但是我回想起那些谈话，并想着我的回答每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在我教书的头一年，这个问题乘我不备，把我难住了。 “因为„„所以”是我的标准回答。 到了第二年，我的回答与第一年相似：“如果想要毕业，你就要学这东西。” 直到教数学的第三年我才意识到：如果我真的要学生们学会数学，他们需要好的学习动机。 于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供标准的“因为„„所以”式的答案和“如果你想要通过的话”这样的答案了，而是问他们毕业后——或者他们“长大成人”以后想要干什么这样的问题。 我针对每种职业讲数学的重要性，了解这些对他们日后获得成功必不可少。 对于建筑工人、建筑师和工程师来说，他们需要数学使一座建筑物矗立起来。 对于那些想要当老师的人来说，需要运用数学才能明白他们的测试题是否对学生公正。 对于那些想做生意发大财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具备了解经济学的数学能力，因为他们需要经济学来进行明智的投资，或用经济学来经商取胜。 对于那些希望在实验室里做技术工作的人来说，需要数学来检验在实验室里收集到的信息。 对于那些坚持说只想做清洁工因而不需要数学的人来说，进行一次简单的演示，向他们展示人们购物时是如何被骗的，他们就会彻底领会我的论点了。
谁需要数学？ 我们都需要！ 我们每天都使用数学。 对仍在执教的老师来说，有必要使用这些例子并开展一些活动以帮助同学们明白数学是如何适用于他们的世界的。 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如此。 当你的孩子抱怨说他或她不喜欢数学的时候，就给孩子举个例子。 带你的孩子去商店买做晚饭需要的食品。 给他/她10美元。 让他/她用这10美元为家人准备一顿四类基本食品俱全的晚餐。 向他/她证明学数学的重要性。 这对他/她将会是一种很好的实践——而且，说不定你也可能学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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