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读书笔记
本书作者邹谠出生于中国广州，本科毕业于西南联大，在芝加哥大学主攻美国政治学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于196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本书主要对太平洋战争到朝鲜战争间十余年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系统研究，态度较为客观，书中并不避讳美国对华政策的短视和对国民党判断的失败，并承认了共产主义在群众中收到的的积极回应。但是，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还相当紧张。作为美国学者，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邹教授选择了与美国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因此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新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敌视、共产党对极权主义的追捧，都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总体来讲，邹教授还是准确地剖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美中关系的格局，引导我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
“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不在于取得权利和领土上的特别待遇，而在于远东局势的普遍稳定。众所周知，最有效地实现这一全面目标的途径就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P6
“在这种利益的指导下，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 P6
“美国不会为中国而战” P8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俄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出照会，提出美国政府关于对华开放门户政策。这一政策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
首先，要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贸易机会均等，并且，要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
这一政策是整本书的立足点，构成了整本书观点的框架。一些政治家认为这一政策体现了美国国家精神的开放与道义。但是，正如书中引用李普曼的话，“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缩写”。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生活方式输出比这更加广泛。美国对中国民间的传教活动始终没有停止，美国也一直努力向中国输出美国式的“平等”、“自由”的概念。美国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同时，书中此处还有一个限定语：“并追随美国的领导”。美国的商人和民众被中国四万万人口所形成的潜在的巨大市场而强烈吸引。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目标而施展的政治手段。而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恰好符合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利益的指引下，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远东政策。
然而，中国的巨大吸引力并不足以让美国甘愿付出政治代价和军事代价，却也让美国不舍得放弃。因此，在189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奉行着这样的中国政策：国际形势对美国有利时，美国便鼓吹其门户开放政策，游说列强承认这些原则——但是，所有努力都仅限于外交的、和平的手段，面对俄国对满洲的侵略、日本对胶州湾的占领以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只要中国没有分裂的危险，美国便选择“不承认主义”，而且这“不承认主义”最后也成了和日本谈判的筹码。每当列强对其门户开放政策加以诘难，美国也立即鸣金收兵。
美国的传统远东政策包含两个矛盾的方面：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却不愿为中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而诉诸军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一矛盾始终未被激化，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为了第二个方面，而在第一个方面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主要限制的是在华特权最大的日本，而1931-1941年间面对日本在中国的逐渐扩张甚至向东南亚伸展，美国唯一的措施就是对日本进行全面的石油禁运。美国对支援中国上的犹豫不决，使得它在最终的对日作战中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国家而出现的前景颇为暗淡。这种毫无希望的局势主要是因为日本向中国发动进攻而造成的——而本来仅仅美国一国就能够制止这场进攻” P27
“美国……的官员和公众忽视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弱点，而在战争的艰苦时期这种弱点尤为明显”P44
“他感到有义务无条件地支持蒋委员长，……，这种与蒋打交道的方法基本来源于罗斯福使中国继续参战的焦虑心情” P75
“在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盟国的关系都紧张……甚至当美国处于明显的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往往还是会取得胜利”P85
“蒋的明显的成功也必须归功于他使政治和军事上的不利变为外交优势的手腕”P98
“美国失去中国的根源可追溯到以召回史迪威为象征的战时的挫折和失败。而蒋在表面上战胜了那位极为失望的美国将军后也播下了他在中国大陆垮台的种子。”P1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需要中国将日军牵制在远东区域，否则日军将奔赴西方战场，对同盟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中国继续参战的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为此，美国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努力阻止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
为了打通运输线，美国计划中英美协同作战收复缅甸。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很可能在1943年之前就解除中国的困境，建立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并驱逐日本侵略者，并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对话中取得上风。然而，英国更在乎它在印度的利益，而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保存力量，而英国人的冷淡反应更给了他推脱的理由。最终，收复缅甸的计划一再推迟、削减，美国的军事战略与政治方针的矛盾使美国失去了一个迅速解除远东压力的机会。美国在政治上的灵活性远远不能与其在军事上的灵活性相提并论。
在与国民党的沟通中，美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史迪威将军力主重整国民党军队，而蒋介石认为这一改革计划的政治困难太多。史迪威将军向陆军部建议对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而蒋介石以与日军讲和相要挟。最终，政治上极为老练的蒋介石赢得了意志的较量，罗斯福终于放弃了史迪威将军的建议并召回了他。二战中美国的政策完全被蒋介石摆布，这让蒋介石肆无忌惮地追求他心目中的政府和党的利益，并坚信美国会始终做出让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判断失误。
“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
“外交官员们对国民政府生命力不强的估计在马歇尔将军对于国民党合作而实现他的目标的失望情绪中，在他撤离中国的最后决定中找到了知音”P134
“国共两党之间的对抗和敌意，以及他们全神贯注地在中国进行权力之争不仅牵制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而且妨碍了有效地使用共产党军队反对日本”P139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 P208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为了抵抗日本进攻，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双方正式发表了对等的声明。然而，在正式声明的面具背后，政治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对可能进行的行动加以分类，国民党可能同意的行动先奏后斩，国民党不会同意的行动先斩后奏，国民党即使面对既成事实也难以接受的行动斩而不奏，可能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动不斩不奏。毛泽东应用的这种策略实际上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了共产党的发展。而国民党面对日益壮大的共产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愿全面决裂，毛泽东写道：“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就）绝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而蒋介石虽然对重创共产党军队非常得意，但明白在对日作战的同时清剿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可能的。
在对中政策的问题上，美国人有三种考虑：从传统的原则和感情出发，美国希望坚持不干涉的传统、谴责中国内战、拥护中国统一；从军事上考虑，“占有有利战略位置、纪律严明、领导有方的共产党军队”对战况有很大影响，美国希望“武装共产党人”；从战后远东政治关系考虑，美国害怕因为中国而得罪苏联。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想方设法调停国共双方的关系。
1943年之前，美国通过政治顾问、外交使节等多方面敦促蒋介石保证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温和政策。这一阶段美国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从效果上看是成功的。1944年6月，美国派遣华莱士访华敦促国共和解事宜。在会面中，蒋介石极力说服华莱士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建议美国对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施压来实现联合政府。华莱士建议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并任命私人代表全面协调美中军事行动。然而，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都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反而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间。
美国政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分为两种。赫尔利将军认为应当坚持支持蒋介石，劝说他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定，但不为实现这一目标给他施加压力，而且“美国向共产党提供的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官员们认为，应当寻求争取中国共产党人站到美国一边的途径，或者至少共产党采取独立于苏联的方针。赫尔利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后来的杜鲁门总统）的支持，然而他过度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而对国民党政治前途过分乐观，从而彻底排除了美国为在中国形成反共阵线而采取干涉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的事态发展表明，国民党并不能建立一个具备最起码效率和诚实的政府，同时美国联络组的撤退使在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需服务站失去必要的协助。他本人也在战后辞职。
“追溯历史，事情似乎很清楚，雅尔塔协定预兆这在远东权力平衡上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P211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美国总有一天会发现不可能再支持蒋介石”P267
“蒋是不能撇开的人”P335
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时的俄国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重新登上远东舞台。雅尔塔协定后，苏联与美国的冲突构成了新的两极国际体系，而中国则成为争夺的直接目标。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后，苏联立刻向日本宣战，迅速向满洲进军，并击垮了已经不堪一击的关东军。而此时美国在军事上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苏联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它不得不完全依赖政治手段取得苏联的合作，维护它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美国希望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能够达成和解。但是，此时政治谈判上的优势也完全被苏联占据，苏联以中共进入满洲相要挟，迫使国民政府同意苏联倡导的中苏条约，远东的权力平衡就此被打破，而中苏条约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的削弱，很快就被苏联红军进入满洲所导致的后果所弥补。
随着共产党势力在中国的扩大，国民党在谈判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受到总统支持的赫尔利的纲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他在中国的声望也急剧下降。
1945年11月中国的事态发展完全驳斥了之前赫尔利的三点设想中的亮点：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使共产党人妥协；苏联不援助共产党。赫尔利因此辞职，而他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为职业外交官的破坏，而仍然完全相信苏联领导人信守诺言的诚意。
日本投降后，争夺对中国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而共产党人占据了中国最关键的区域。打破了平衡并避免了共产党迅速取得胜利的是美国的紧急援助，它通过海陆和空路把国民党输送到全国各战略要地。而外交上，美国也督促日军不要向未经国民政府授权的中国军队缴械，从而寄希望于通过日军来拖住共产党。这样，国民政府重建了它在华中和华南的政权，并占领了华北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和交通线。这一时期的事态表明了美国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的可能性。
然而，美国对中国影响的局限性也在此暴漏出来：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无能、在人民中的反对情绪是美国无法改变的。为此，司徒雷登大使敦促蒋介石放弃他无能的同伙并启用更有才干的人来代替他们。这种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时，合乎逻辑的进程应该是：美国应该应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其他的领袖替代蒋介石。然而美国却有一种“离不开蒋”的幻觉，直到1948年，美国才下定决心向蒋介石施压。1949年1月，由于满洲和华北的溃败，蒋介石不得不从总统职位上退休，然而他仍然企图在幕后操纵政治局势。其后果就是李宗仁无法有效地调动忠于蒋的军队，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角力中一败涂地，共产主义的旗帜终于飘扬在了中国大地上。这是美国绝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共产党的成功彻底宣告了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干预以失败告终。最终，共产主义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击退美军，以强国的姿态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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