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一概念，事实上自产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它来自评论家章明的一篇评论的题目《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但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可以说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朦胧诗的历史功绩及艺术成就是无法忽视的，在一篇回顾当代汉语诗歌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评价朦胧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具实质性影响的努力有三次，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其中，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确实，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即使现在读起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当年称得上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自然好评如潮。如今读来虽然已无当初震撼，但还是不错。有些甚至可以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些诗作，不乏概念化、简单化甚至口号化的痕迹。
朦胧诗自《今天》杂志始，当时被誉为代表性诗人的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五人”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如今这五人各自东西，北岛仍然是重量级的，却主要改写随笔；顾城惨死异国他乡；杨炼还在到处漂泊，诗作却已很难引起兴奋；江河隐姓埋名，离群寡居，与外界很少来往；只有舒婷一人功成名就，在诗坛的影响力却与日俱下。其他当时活跃的朦胧诗人，如今更是不见踪影……诗人黄灿然说十年就能看出一个诗人是否有生命力，此言不假。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诗歌和诗人总是屈指可数的。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些当年算不上风云人物甚至还有些落寞的诗人，经过时间的淘洗，其重要性却日显突出。
解放区文学的兴起和影响
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区文艺运动继承和发展了苏区文学运动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及群众性的特点，作家采取多种形式到抗战现实中去，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去服务”两个问题展开，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就文学思潮而言，解放区文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现实主义几乎成为解放区唯一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没有丝毫地位，浪漫主义也只是作为因素附丽于现实主义。二是从文学大众化思潮发展到工农兵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
多余人形象是指俄国19世纪前半期文学中的一组贵族青年形象。他们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于整个社会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乔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他们反映了贵族阶级趋于没落时期的社会现实。
鸳鸯蝴蝶派
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 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 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 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 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 的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是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是一种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庸俗 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
论语派
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论语》於1932年 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83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 106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110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1937年8月1日出至第 117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为第118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其间林语堂又先后主办《人世间》(1934～1935)、《宇宙风》(1935～1947)两个刊物。
林语堂始办《论语》，即提倡幽默，倡言“不谈政治”自命“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论语》初期文章尚多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讽刺。鲁迅曾应邀投稿支持，意在争取并给以善意批评。至《宇宙风》时期，林语堂则进一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至此，思想消极的一面更有所发展。
论语派提倡的“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揭露。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得名于1932年5月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这一诗派既受益于法国象征诗“纯粹诗歌”观念的影响，又与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的诗美追求一脉相承。从诗歌内在审美机制的衍化角度来看，现代诗派的诗美建构是对初期象征诗派象征品格的继承与超越。他们善于借助感性对应物，用暗示象征的方式，在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客体的表象世界，传达内心各种幽微难明的个人化情意。
从内容上看，现代派诗人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内转的创作风格，力图充分展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诗歌的主题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彷徨和失落。这个主题在戴望舒诗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诗歌技巧上，现代派继承了初期象征派对“纯诗”的强调，对“契合”与“暗示”的强调，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借鉴。但是，现代诗派排除了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的盲目照搬，将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融合在一起，不仅是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象单元和主体的人生感悟有机地融纳整合，形成诗歌的整体意象之美。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山西作家赵树理坚持用大众化、通俗化的手法，写出了一批关注农村农民的优秀作品，这些带着乡土味的“土得掉渣”的创作方法，被文学界称为一种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也因此成为“山药蛋派”的鼻祖。 赵树理对文学的贡献，也即“山药蛋派”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文化大众化，将文学还给了人民；二是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自然、俭省的民间语言；三是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民生。 “山药蛋派”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与形成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成熟与发展，然后到新时期的复兴，经风雨沧桑，历半个多世纪，作为文学流派的整体形象塑造，时间之长、作家之众、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少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山药蛋派”的写法被逐渐发展传承下来，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后，“山药蛋派”的其他几位作家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写出了《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都在我国文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荷花淀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角地带的一批文学青年。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 ，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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